[名家] 霍现俊 ‖ 通专博达——记通俗文学史家常林炎

时光荏苒，岁月无情，一转眼吾师常林炎先生离世已二十多年。虽说先生之音容笑貌不时浮现于前，也写过片段回忆性文字，然先生之为人为学似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扬光大，总觉得有些愧对先生。适逢河北师大文学院领导决定出版一套已故著名学者文集，由我负责常林炎先生文集的搜集、整理与编纂，按照院里的统一部署，经过半年多的劳动，已整理成册，约30万字。现在出版在即，对先生之为人为学做一简要评价，也算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了。

常林炎教授，笔名尚木火，1920年生于甘肃省通渭县，1995年逝世于北京。1947年北平师大国文系毕业，曾任天津国立体专国文讲师，及平津解放，又先后任教于中央军委工程学院，北京河北省师。1956年调入河北师范学院（现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曾任河北省元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中国水浒学会理事，《河北语文报》编委会主任等多种职务。

常林炎先生是著名学者，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就开始了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60年前后，他为本科生开设了古典小说选课程，并相继发表了许多古代小说研究文章。“文革”十年动乱，先生被祸，被下放到山区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且祸不单行，病魔缠身，使先生进一步陷入了人祸与天灾的交逼之中，数年间，几经磨难，几度几死而未死，消磨了他十多年金子般的时光，中断了他的研究工作，在其修业史上，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文革”结束后，先生又重操旧业，先后发表了《评毛宗岗修订<三国演义>》《谈<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问题》等有关《三国演义》《水浒传》论文多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先生生前曾出版过其论文集《宿莽集》，那是经过先生亲自甄选编入的，虽过去将近三十年，但其影响力不减，光辉仍在，有些论文已经成为经典，被学界不断地引用参考。这次收入《文集》中的论文，篇幅虽有所增删调整，但大抵依据先生旧编，除明显的排版错误给予改正外，文字上亦不做任何改动，以示尊重之意。

《文集》选文40余篇，按其内容分为六个板块：分别是《三国演义》评论与鉴赏、明清小说研讨、关汉卿研究、诗文评议、论学杂著和附录。从所涉内容类别可看出先生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在继承、开创、总结、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卓有成效的治学风格。

先生的古代小说研究是全方位的，既涉及到作者、版本、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又涉及到小说史料和小说理论；既有纯粹的学术研究，又有赏鉴性的普及文字；既有宏观的探讨构建，又有微观的细致深入，其结论不乏真知灼见。应该说，这是先生最突出鲜明的研究特色。

先生多年潜心于《三国演义》研究，是国内这方面“功力最深的学者之一”。我们知道，《三国演义》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长篇通俗小说，不仅对后世历史演义类小说，也对其他不同类型的小说都影响甚大。1949年建国以来，学界有关《三国演义》的研究不断开拓，且方法各异，文学的、史学的、政治的、军事的等等。

特别是自1980年代以后，除延续传统的研究之外，甚至有从实用的角度，比如从人才学、外交学、口才演讲学等角度探讨其价值意义，还涉及到《三国演义》的影视剧改编等，可谓意见纷呈，在众多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先生的《三国演义》研究，几乎涉足了其全部研究领域，也最能体现先生的研究特色，有些结论，现在来看，几成为共识。我们不妨从四个层面稍作展开，来看看先生的研究。

其一，关于《三国演义》尊刘抑曹问题。《三国演义》尊刘抑曹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个争论最多最大且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先生认为，三国故事中尊刘抑曹倾向，由来已久。从史学到文学，从民间到官方，已形成深厚的社会基础，毛本《三国演义》只是在原轨道上进一步发扬了尊刘抑曹倾向，如果一股脑儿把责任都推到毛氏父子的身上，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先生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具体分析了尊刘抑曹在《三国》中的内涵，认为实质上的“刘”，不只是汉中山靖王之后的刘皇叔而是人民群众的美德（宽厚仁爱、对战斗友谊的忠诚等）的形象化；实质上的“曹”，不只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曹丞相，而是剥削阶级的恶行（凶残诈奸、损人利己等）的集中体现、典型化。那种将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与封建正统观念两者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

常林炎

对毛氏评本《三国演义》的贡献，先生认为对毛宗岗及其修订工作，有重新评价的必要。毛宗岗是一位历史上不著名的大作家、大批评家。他在理论上不及金圣叹，但在创作上却超过了金氏的成就。三国故事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说唱到文人加工写定，据现在保存下来的资料来看，元、明、清三个朝代共出现了三次跃进：一是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二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三是毛本《三国演义》。跃进一次也就是总结一次。正是由民间到文人加工再加工的过程，一个由零到整、由粗到精、由浅陋到完美的过程。毛氏的工作，不只限于整理回目，改订文辞，削除赞论，增删情节，改换诗文等表面工作，他遵循艺术规律，以删、增、改三者并用的手段，对“俗本”进行了改造和细致的艺术加工，说确切点就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使之从形与神两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提高，艺术形式进一步完美，艺术力量进一步加强，同时也光大了作品原有的思想境界。于是《三国演义》终于成为一部光耀千古的不朽的艺术珍品。

毛氏修订的最大成就，表现在人物形象的艺术加工上。他对一些主要人物还可说是进行了再塑造，在塑造中十分注意典型人物个性化及其性格的完整统一，并突出其各自的独特性；且把强烈的感情，爱憎分明地渗进到他的正反两类人物的形象中去。小则数字的笔削，大则整段情节的增删，莫不服从于人物性格的艺术需要。举例来说，孔明听到司马懿复职的消息后，嘉靖本写道：“孔明听毕，顿手跌足，不知所措。”这简直不是孔明了。毛本仅用“孔明大惊”四字，便不至有损孔明一贯遇事不慌的性格。又如，嘉靖本孔明欲烧死魏延于上方谷，事未谐，反嫁祸于马岱，且涉及杨仪。孔明岂不成了阴谋家，与曹操何异！对此，毛本都予以删改。

对原本语言文字上的加工提高，改松散拖沓为紧凑畅达，是毛氏的又一大贡献。毛氏一改嘉靖本民间文学的那种粗率简朴，语言拖沓芜杂，且有不少常识性的错误。要之，毛本一出，明本便很少流传，实则是被毛本淘汰了。

其二，常先生对《三国演义》战争艺术的研究尤被学界所称道。原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沈伯俊先生这样评价说：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是《三国演义》研究课题之一。“文化大革命”以前，对这个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新时期以来，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进展。……常林炎是在研究《三国演义》战争描写方面用力较勤的另一位学者，他认为，《三国演义》“描写战争并不停留在力的较量上，更突出地表现其智的决胜。”“书中凡是描写成功的大大小小战役，尤其是几次著名的战役，总是把'人谋’放在第一位来描写。”他还归纳了《三国演义》在战争描写中使用的“针锋相对”“败中写胜”“过中写德”等艺术手法（《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沈伯俊《三国演义大辞典》“研究情况”，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49-750页）

在该书《重要论著》部分，还特别介绍了常先生的《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一文。

《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学术论文。常林炎作。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文章指出：《三国演义》“描写战争并不停留在力的较量上，更突出地表现其智的决胜”。“书中凡是描写成功的大大小小战役，尤其是几次著名的战役，总是把'人谋’放在第一位来描写。”文章分析了《三国演义》在描写战争时，将作家的倾向性与历史的真实性统一起来的几点经验：其一，针锋相对。两军对垒，只有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才会出现斗争的尖锐性、紧张性和激烈性。作者不因自己的拥蜀反魏思想倾向而把魏方无能化或丑化，而是通过双方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出强中自有强中手。其二，败中写胜。对于英雄打败仗，《三国演义》既不颠倒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常常采取“败中写胜”的方法，虚写“大败”，实写“小胜”，使读者在心理上觉得英雄是不可战胜的。其三，过中写德。对于自己喜爱的英雄犯错误，作家并不否认，而是采取过中写德，以德补过的方法，来完成对英雄形象的维护，使其光辉不受影响。这些，正是“不以史害文，不以文害志”的创作原则的体现。 （中华书局2007年版，847-848页）

此外，在沈先生《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一文中，也提到常林炎先生。

沈评可谓十分中肯。《文集》中《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从魏蜀街亭之战谈起》及五篇《卮谈》都是探讨《三国演义》战争描写艺术的杰作。

其三，先生不仅重视纯粹的学术研究，同时也非常重视古典文学的普及，20世纪60年代，先生就写了不少普及性文章，这些文章文笔细腻，乐感性极强，部分有关《三国演义》的赏鉴文章，中央广播电台曾多次播出，现已成为保留节目并不断被改编为其他形式，例如由央广之声（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作、丁然演播的网络视频，即是先生所撰。

如何将《三国演义》这部经典名著搬上荧屏，作为这方面久负盛名的专家，先生也尽其所能参与其中。沈伯俊先生在《电影：何日能圆三国梦——<三国>改编的三大艺术工程（下）》追忆了拍摄电影《三国演义》的艰难历程：

大约1983年前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原厂长徐桑楚，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一起，开始了系列电影《三国演义》的筹划工作。……在上影厂的大力支持下，他们组建了华夏影业公司，由徐桑楚出任总经理，长期在电影系统从事组织、外事工作的丁小逖任副总经理，孙道临任艺术总监，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理论家张骏祥任艺术指导，专门负责系列电影《三国演义》的筹拍工作。……1989年9月，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和华夏影业公司联合召开了《三国演义》电影创作研讨会。这是一次高层次的研讨会。会议邀请对象主要是三部分人：系列电影《三国演义》的导演、编剧和专家学者。结果，9位导演有6位到会；8位编剧全部出席；专家学者共请了11位，其中上海8位，包括章培恒、何满子、朱维铮、黄霖等名家，外地3位，包括湖北的李悔吾先生、北京的常林炎先生和我。会议开得很活跃。久负盛名的艺术家们首先用一天时间认真听取文史专家们的各种见解和建议，然后分别介绍自己的艺术构思、遇到的困难和知识上的不足，然后再是艺术家与专家学者的讨论交流。讨论相当深入，各方面的意见都发表得很充分。会上宣布了导演、编剧的分工，要求在1990年内完成剧本，争取1991年开拍。（沈伯俊《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作为《三国演义》研究大家，先生一直在践行他的学术理念：在普及中提高，在提高中普及，为《三国演义》这部经典的发扬光大，倾注了大量精力。

其四，先生非常重视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还以《三国演义》“尊刘抑曹”思想倾向为例，这个问题在“三国学界”始终争论不休。20世纪50年代史学大师郭沫若、翦伯赞先生发动了一场为曹操翻案的学术论争。他们认为“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才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面奸臣”……现在“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更有论者认为南宋以来，曹操才“变成为一个奸臣，”“《三国志平话》是置曹操于奸臣地位的判决书”。这就是说，曹操本来不是奸臣，是一些小说家硬给曹操扣上了奸臣的帽子，是一桩应予平反的历史冤案。

对此，先生借鉴胡如雷先生《运用“角色原理”研究历史人物的设想》的研究方法，将史学“角色理论”引入古代文学研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先有历史上的奸臣曹操，然后才有艺术上的否定典型奸雄曹操。这些同志把本末倒置了。所谓奸臣或忠臣，是就君臣关系确立的，和奸臣相对立的角色是忠臣，并非英雄，奸臣也不是坏蛋的代名词，还可能是一位有作为的能臣，曹操正是如此。具体地说，曹操的奸臣身份是由对待汉献帝的态度确立的。如果说曹操不是奸臣，那么能说他是忠臣吗？恐怕不能。说他是个不奸不忠的臣，这样的讨论，显然是乏味了。在封建制度下，对君的忠、奸问题，是评骘人物的头等条件：而今它已不能作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尺。我们评价古人，特别是评价统治阶级中人物要看他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不是看他对待一个人——皇帝的态度怎样？对于忠臣或忠君思想一类的概念，已有过不少的分析、批判；但对于奸臣，以往假乎并未作过认真的定性分析。在为曹操翻案的讨论中，虽然涉及它，但只是囫囵地作为坏人的代名词一带而过了，以至到今仍留下了含混不清的影响。

这样的分析令人信服，虽然曹操历史上确为“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但在与汉献帝的君臣关系上，他确是一个典型的奸臣。即便再举出曹操一万条“伟大”来，只要拿不出一条忠臣的材料，想替曹操摘掉奸臣的帽子，那也是困难的。

先生的明清小说研究还涉及到《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等，都卓有建树。尤值得称道的是，先生对古代小说理论有他独到的见解，除上边所论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的理论价值外，其《关于古代小说理论研究问题的思考》一文则是系统化的深入思考。该文作于80年代初期，在充分肯定古代文论研究成绩的同时，也客观指出存在的不足：即重视诗文批评，有意或无意忽视小说戏曲理论。为此，先生建议应根据古代小说理论遗产的“长”（历史）“广”（范围）“散”（材料）的三大特点，进一步挖掘开拓，清理总结，考实补遗，去芜取菁，及至重新评价，“平反正改”的工作。尤其是不能割断与近代的联系，因为“有些文学史一类的论著，常常写到鸦片战争时代，便为自己画定界限，截然而止。把晚清一段作为独立范围，从整部文学史中分离出去，治现代文学者自然更是谈不到它，于是形成一段“三不管”的地带，……把近代部分独立出去，这是从史学那里来的，……把这短短的数十年与三千年平列起来，就显得不大相称了。”所以，先生主张“把近代部分古代连接起来研究，或许收效更大。”学界不少学者都是如此呼吁的。

在“通”与“专”的关系中，先生认为专一经必须建立在通群经的基础上，因而他主张研究必须广而博、博而精，这可视之为先生第二个鲜明的研究特色。譬如他主攻小说，但不忽视戏曲、诗文的研究；主攻元明清文学，但对先秦两汉、六朝唐宋文学也都潜心研讨，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有《人道主义作家，现实主义历史——关汉卿创作论》《关汉卿故里考察记》《试论<论语>的文学贡献》《论陶渊明的创作》《唐诗的繁荣与唐时的民主》等论文多篇。

《人道主义作家，现实主义历史——关汉卿创作论》是一篇难得的对关汉卿剧作进行全面阐释颇具深度的力作。该文引入人道主义概念，认为人道主义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的人道主义，强调人的价值，赞美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人格，要求把人当作人看，坚持人的自由和幸福的权利，追求人的发展和发挥人的才能，反对一切把人贬为非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反封建的深刻意义，其进步性是不容低估的。从这个角度看，关汉卿无愧为天才的艺术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称得起“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文章从关汉卿的悲剧、喜剧和颂剧三个层面详尽分析了关氏现存杂剧作品的“人道”内涵，最后将关汉卿创作的主要特征归结为“人为万物之灵，天地间人为贵；关氏的作品中，闪烁着理想的光华；反对兽道，维护人的尊严；关氏尽管不是无神论者，但他并不宣扬神道；人本应是平等的”等八个方面，将关氏作品上升到“人道”的层面，可以说触及到了关汉卿内心深处在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人文关怀的高度。

另一篇《关汉卿故里考察记》则大大开拓了关汉卿研究的空间，该篇可谓是将纸上材料与田野调查有机结合的光辉范本。我们知道，史籍所载关氏之里籍有三说：大都（北京市）说，见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解州（山西解县）说，见清人邵远平《元史类编·文翰》：“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种。”二说皆语焉不详。三是祁之伍仁村（河北安国）说。《祁州志》（乾隆二十一年刊，据嘉靖四年纂修本重修）说：“（关）汉卿，元时祁之伍仁村人也”。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个疑案，1985年6月，先生与王学奇先生、张月中先生等偕同省文联的同志一行十三人，来到安国县城南伍仁村一带进行实地访问、考察，并与县文联、文化馆的同志和乡亲们举行了座谈会；会上，还听取了村里老者们关于关汉卿生平遗事的介绍，又在县委档案馆认真翻阅了有关的方志资料。

在实地考察了关家园（人们简称关园，即关宅）、关家坟（关墓所在地，在伍仁村西的北堤弯儿北部，占地也是九亩九分，因而又称关家坟为“十亩地”）、关家渡（小滋河于伍仁村南由西向东流来，关家为方便行人和自家到田间耕作，设船摆渡。人们因称此渡口为关家渡）、关家桥（已徒存其名，而不见桥）、关匾（今存石匾“蒲水威观”，阳刻，笔力雄健而洒脱。现已折为两段。相传为关氏亲笔所题）等遗迹后，先生认为，在有关关汉卿籍贯的几种说法中，比较而言，祁州说所据较详、较具体。但同时先生也不敢自专，认为应提倡三说比较的研究方法，这体现了一个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先生的诗文研究同样闪烁着光辉，且从先秦两汉到明清近代，几乎贯穿了整部文学史，体现出先生博的一面。《试论<论语>的文学贡献》《论陶渊明的创作》《唐诗的繁荣与唐时的民主》《小说家的散文——读蒲松龄的<地震>》等，都时有新见，多有创获，发人深思，再加上先生文笔优美，读来真是一种享受，这里就不一一缕析了。

强调打通古今、中外之间的联系，强调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关怀，将古代文学的成果与教学密切联系起来，这是先生学术研究的另一鲜明特色。《当代作家与民族文化修养》《研究与创作互相促进——<中国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读后》《建立读书学》《尊右、尊左辨》《什么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等论文，不仅体现出先生学术研究的一贯理念，同时亦可看出他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颇深造诣。他在《当代作家与民族文化修养》中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何以总是产生不出与之相匹配的伟大作品来？”接着他分析了其原因：

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社会的，个人的，客观的……能说上一大堆。依我看，不可忽视的一条是：我们的有些作家不认真读书，文化水平低，没有相当的学问，艺术修养差。他们的思维空间大受局限，其理论视野无法延展，在生活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认识不上，分析不透，概括不了，评价不准，驾驭不灵；虽有一定的生活，却短于有力的表现方法。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先生列出了几条具体的解决途径和办法。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提高文化修养。而又如何提高文化修养呢？先生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读书学”。因为一个人以有限的时光阅读浩如烟海的书籍，并不是件易事。这就需要究门径、讲方法、求效果。读书学首先肯定读书者的理想、志向、毅力和勤奋刻苦精神。但同时也提倡科学的攻读方法，反对不讲方法的笨读书，傻读书，死读书。有鉴于此，先生大声疾呼要建立“读书学”，并阐释了其关于“读书学”的基本内容：

（一）读书与理想、意志、勤奋、思想修养。

（二）书的历史（简史）、书的知识。

（三）要籍目录、读法、版本知识。

（四）工具书使用方法。

（五）读书方法探求:古今学者读书经验、方法总结评介。其他方法（凡阅读、思考、记忆、札记、制作卡片、积累资料等等）总结交流。

（六）现代化科学技术在读书与图书上应用的知识。

（七）其他。

以上诸项内容，偏重于使用，只觉目前可先作为大学的一门课程而言。若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当然不能以此为限，更需要基础理论的建设。先生还建议应先在高校文科开设读书学。

该文作于1982年，时至今日，三十多年过去了，但如何有效地读书，上述七条依旧具有切实的现实指导意义。

《尊右、尊左辨》是一篇难得的深度好文，其征引材料之丰富、论辩逻辑之严密、考查范围之广博，可谓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结晶。在详尽考辨之后，先生得出结论说:

古代（秦汉以前）主要是以右为尊的；尊右，是有着人体生理依据的，是唯物思想的体现。关于尊左现象，除少数特定环境（如车上、民俗等）之外，其他多与阴阳、五行、吉凶等抽象乃至神秘观念相联系，是受当时阴阳五行学的影响，是唯心思想的反映。凡事有常有变，尊右是常，尊左属变。

从大的方面来看，“在不同时代、地域、民族、历史环境、风俗习惯下，尊右尚左有异”；而从小的方面来看，“在各种礼仪、官制、方位、座向、行止、坐立、车上、堂前、室内、男女、服饰等等方面，或尊右或尚左，各有不同。”

如果从时间和地域上看，尊右与尊左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尊右是全局，尊左属局部。如从源流上看，尊右是主流，尊左是支流。

这样的结论，纠正了一些辞书、著作、文章不加辨析、以偏概全的错误，令人信服。

先生自结束了学生生涯，便开始了教师生涯，一直从事教学工作，未曾另有过任何其他职业，可谓弟子满天下。先生教学有方，语言风趣幽默，注重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善于总结，发表有《关于<失街亭>教材教法的探讨》《什么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中国文学史导言》《高师中文系向何处去》等论文，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研教合一，不偏执于一方，这既是作为一个教师的天职所在，也体现出先生多面手的特质。

先生还工诗词，善书法，喜篆刻，长于散文，真可谓博才而多艺矣。

2017年2月16日于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刊《《常林炎文集》》卷前，题目为编者另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