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三次力推军衔制，为何不爱穿元帅服？坦言：这是战争的结果

1951年10月1日深夜，在举国欢庆“国庆两周年”的日子里，毛主席收到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一封急电，此时在渐渐寒冷的朝鲜战场上，我志愿军各部正在顽强阻击美军的所谓“秋季攻势”。鉴于战场形势的困难，彭总在这封电报中，紧急建议国内“应考虑七项战备工作”，其中一条就是着手拟定“军衔制度”。

（彭德怀司令员）

彭总的这个提议，源于战场上暴露出来的实际问题，因为抗美援朝战争跟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有一个重大区别，那就是已经把“大兵团作战”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至1951年10月间，志愿军的作战部队和配属部队总兵力已达110万人，超过了解放战争时期任何一支野战军的峰值。

这些参战部队来自各大军区、各野战军系统，建制数量很多又比较纷杂，而且来自各野战军的部队，在编制规模、管理制度、条令条例等方面也不尽相同。

在多兵种合成作战和复杂的战场形势下，再使用军长、师长、团长等职务序列进行战场调度，“志司”和各兵团部已痛感不便，须知许多战役战斗，我军都是以临时建制来投入作战的。

因此彭总考虑，必须用一个相对统一的等级体系，来表明战场上的上下级关系，包括官兵之间、各级军官之间、各军兵种之间等等，均应有明显的肩章符号等加以识别，如此可以大大提高指挥效率。

（志愿军最初只有一个胸标）

一、抗战时期首倡军衔制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老红军，一向爱兵如子的彭老总，如果仅是站在个人角度，是比较厌烦军衔制度的，他认为这种区分官兵身份的军队标识，有违红军时期就提倡的“官兵一致”的建军思想。

彭老总还一直比较担心，如果设立军衔体系，在标识上就把官兵分为三六九等，会影响我军上下级之间的“政治平等”关系，甚至妨碍指战员跟老百姓的交流，因此在心理上对军衔制度其实是排斥的。

然而彭德怀先后作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八路军副总指挥、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他又不是一名普通的军人，更不是一般的干部，他必须站在指挥和调度三军的高度，针对战场和军队的实际情况，搞好部队管理和建设问题。

因此早在抗战时期的1939年4月1日，在彭总的建议下，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即于前方指挥部联名致电延安，请示是否可以依照国民革命军现行的编制表，来规定各级干部的等级。

说明一下，陕北红军主力在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大部分干部都按照职务级别，被军事委员会任命了相应的“职务军衔”，比如朱老总是上将总指挥、彭老总是中将副总指挥、贺老总是中将师长等等，而且这一批次的任命是具有普遍性的。

也就是说，不仅高级军官有了职务军衔，中下级军官最初也是有职务军衔的，比如罗瑞卿、张爱萍都是上校，而新四军第二支队连指导员王直（开国少将），还被任命为“上尉副连长”，可见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职务军衔普及率其实很高。

但问题是，八路军在敌后迅速发展壮大，许多干部的职务晋升非常之快，老八路的排长可能提了营长、连长可能当了团长、一些老班长又提拔为排长甚至连长，原有的职务军衔体系很快就乱套了，而新提拔的干部，也无可能再得到重庆当局的任命。

朱、彭两位老总于1939年4月的提议，正是为了整理八路军混乱的职衔体系，他们认为这样既可以保证部队内部的职责分明，又能起到激励干部的作用，并且“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抗战时期）

大约一个月以后，延安方面复电批准了这个建议，八路军总部随即发出了关于《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着重说明了实行等级制度的重要性，还规定了八路军编制表和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要求各部队进行讨论并着手实施。

《训令》特别指出：“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以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

在军衔等级的设置上，考虑到与当时“友军”的协同关系，八路军第一次公布的军衔体系与国民革命军的基本相同（只是将官级别略少）：

将官：设置上将、中将、少将三级；

校官：设置上校、中校、少校三级；

尉官：设置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四级；

士官：设置上士、中士、下士三级；

士兵：设置上等兵、一等兵、新兵三级。

（叶剑英挂中将职务军衔）

这份《训令》和详细规定发出后，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三个师的部分部队，确实曾一度进行了评级和评衔活动。然而从1940年“百团大战”开始，面对日军纠集重兵的报复，华北敌后战场进入了最艰苦、最黑暗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的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的分散性和游击性成为主要方式，部队很难集中起来再搞什么“评衔”，也缺乏稳定的环境和充分的物质条件，恐怕连制作军衔领章和标识都至为困难，因此这项工作进展得非常不顺利。

1942年4月，延安方面审时度势，向八路军各师、各大军区发出了《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征求意见电，就中止评衔工作请各战略区首长发表意见，反馈的结果，是绝大多数部队首长都同意暂缓实施。

此时朱老总已经返回延安，彭德怀以“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对外仍称为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身份，全权领导前线工作。

在汇总了各部队的意见后，彭老总也认为此时继续评衔，条件确实不够成熟，于是彭总与左权、罗瑞卿联名致电延安：“军委并告各兵团：同意暂时不分官衔等级，以免生风波”。

这封电报是1942年5月11日签发的，两周后的5月25日，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将军，在突围作战中壮烈牺牲，可见当时形势之残酷。

（左权将军）

二、解放战争前后两次尝试

也就是说，彭总首倡的八路军评衔工作，在1942年便被迫停止了，这一晃就是三年多。至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5年8月29日起，重庆谈判开始进行，国内的“和平气氛”一时比较浓厚，谈判中自然涉及了联合政府的组建和我党军队的编制保留问题。

根据1945年10月签定的《双十协定》，规定我党军队应整编为24个师（后又改为20个）的规模，既然如此，我方也提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军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部队人员为各级官佐”。

换言之，既然要组建什么联合政府，那么我军的各级军官，也应得到相应的级别和军衔，从而能够名正言顺地“参政”，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考虑，延安为此还专门向各大战略区发出指示：

“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示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将来在国防部中占有一定地位”。

（解放战争时期）

因此从1946年2月起，八路军、新四军各大军区所属部队，根据这个指示，都对军衔的评定工作做出了一定的安排，还出台了相应的规定和细则，虽然各类文献鲜于记录，这却是历史事实。

总体来看，当时仍然还是对所谓的“联合政府”，抱有不太切合实际的希望，因为这个时段，东北、华北、华中的战火已经点燃，双方冲突不断，重庆那个委员长，就从来没有想过“真和平”。

1946年6月底，随着敌人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标志着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既然情况都这样了，这一次的授衔工作自然又不了了之，坚决打败敌人成为最首要的任务。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总部进行了统一全军序列和番号的工作，各野战军、各兵团、各军都有了数字番号，开始推动部队的正规化，期间再次酝酿实施军衔制。

（建国初期）

当时的彭总，正以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委的身份，率领大军横扫大西北，其他野战军也忙于遂行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搞评级和评衔，各方面的条件实在不成熟，因此这个计划仍被搁浅。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才基本上具备了搞军衔制的条件，于是彭总第二次推动军衔制的实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人民军队，方方面面都开始学习“苏联老大哥”，当然也包括学习苏军的军衔制度，

对于评衔和授衔这项工作，朱老总和彭老总是同时比较重视的，在他们的提议下，军委特别把军衔体系的设计和评定工作，交给了新成立的“总干部部”。

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亲自兼任总干部部部长，自1950年9月起，着手进行建立军衔体系的准备工作。

朱老总在出席总干部部的会议时，发言强调：“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

（罗荣桓）

三、抗美援朝加快了军衔制度的建立

稍后的历史读者大多了然，从1950年10月起，鉴于朝鲜战场形势的严重恶化，出兵抗美援朝成为军队的中心工作，华东、华南沿海也面临很大军事压力，有关军衔的评定工作，自然再一次被搁置了起来。

然而志愿军入朝以后，没有军衔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彭总对此有了切身体会，除去前述的大兵团作战所需外，跟人民军的联络和协同也不方便，因为人民军是有军衔体系的，而志愿军则是从司令员到战士，军装上只有一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胸标。

为此，彭总在入朝作战一年后，正式向军委提出了实施军衔制的建议，算起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在电文中，彭总还特别考虑到我军“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完成评定军衔比较困难，建议先规定“职务识别”。

这个建议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它其实就是后来的“干部评级工作”，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军队级别”，而干部级别的评定，后来成为了1955年大授衔的基本依据。

彭总第三次提出实行军衔制的建议，不光是为了作战相关，其实还包括了谈判，因为就在他给军委发出建议电的三个月之前，也就是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在开城正式开始，战场上呈现“谈谈打打”的状态。

在谈判开始之前，双方联络官商定了谈判日期和代表团名单，所谓的“联合国军”派出的首席代表，是美国海军中将乔埃，人民军的首席代表是南日大将。而志愿军的首席代表，则是四野名将、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

乔埃海军中将当时的职务，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按照美军的衔级标识，是挂三颗星的，邓华副司令员后来授的上将衔，也是挂三颗星的。理论上说，邓华跟乔埃的职级其实不相上下，可问题是，我军当时还没有授衔。

（邓华）

因此在初次交锋时，邓华肩膀上仍然是“空空荡荡”的，介绍身份只能笼统地称为“邓华将军”，谈判嘛，要讲究平起平坐嘛，所以在军事外交中，在军人气势上，我们当时多少还是有些吃亏的。

这也让参加“志司”的首长们意识到，军队的外交事务肯定会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不便。而毛主席接到彭总的电报后，对建立军衔制度也重视起来，毕竟那是战将们在战场上的心得。

恰好1952年4月间，彭老总因病回国治疗和休养，中央特地决定他留下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以邓华暂代志愿军司令员，因此要注意，彭总在这个时间起，基本离开了抗美援朝的前线。

而彭总当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会同罗荣桓同志一道，共同指导总干部部推进军衔制度的落实，至此，我军的军衔评定和授予工作进入了快车道。

四、不爱穿元帅服的元帅

至1952年底，人民军队的“干部评级”工作基本完成，当时确定的军队级别是：全军从军委主席级到战士级，共设置了十一等二十四级，军队级别的评定则为大授衔做好了准备工作。

1952年11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自1954年1月实行四大制度：征兵制度、薪金制度、颁发勋章奖章制度以及军衔制度。

次日彭总在军委例会上传达了这一决定，与会的同志们都感到非常兴奋：人民军队已经是国家常备军了，正在全面走向正规化，若非抗美援朝战争的意外爆发，早就应该推行军衔制度了。

其后的时间，经过了对军衔体系的反复推敲，以及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1955年9月27日下午2点，激动人心的人民军队大授衔正式开始了！

首先进行了将官的授衔，“十大大将”除徐海东因病在大连休养外，其他九人全部到场，接受了军衔授予，至下午5时，开始举行“授予元帅军衔及有功人员勋章典礼”。

当时林、刘两位首长因身体原因在青岛休养，未及到场，而叶剑英正在南方主持反登陆军事演习，也实在无法脱身，因此由毛主席亲自现场授予元帅军衔的，实际共有七位：

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和罗荣桓，其他三位的元帅照片，其实都是后来补照的，这算是授衔轶事吧。戎马一生的彭老总获授元帅军衔，且排名第二位，当然是实至名归。

历史也不会忘记，彭德怀元帅对我军军衔制度的设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自1939年算起，他整整做出了长达十六年的不懈努力。

然而在军衔评定开始之前，彭老总在同身边的干部战士闲聊时，却多次讲过：“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

老帅们的高风亮节，可见一斑，即便是1955年大授衔以后，已经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彭德怀，对元帅军衔和元帅服仍然不太“感冒”，这恐怕出很多人的意料，力主设立军衔制，不代表彭总就喜欢军衔。

具体表现是，在一般情况下他的元帅服是能不穿就尽量不穿，除非是一些重要的典礼和外事场合，才不得不穿起来，每遇此类情况，还不是那么开心，充分显示了一位老革命家的朴素本色。

有一次，在接见东欧国家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彭老总特别提到了军衔问题：“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将来会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