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文蔚回忆恢复苏中苏北根据地坚持江南斗争

我们考虑苏中南线之敌已开始走向被动挨打的局面，下决心将海安的敌人那个机动旅吃掉。办法是围点打援，在运动中把援敌歼灭。

丁家所是海安东南的一个外围据点。我军将其包围起来发动佯攻，海安之敌势必出援，我军设置伏兵侯其出援将他消灭。四月初，胡炳云带了部队先去丁家所一线，冒着倾盆大雨作具体布置。四月二日，我率少数警卫部队随后跟进。沿途发大水，我骑在马上经过垦殖地，大水几乎漫过马背。拂晓前，我赶到指挥所。胡炳云告诉我说:“我军已按原计划部署好了，以一个营将丁家所包围，实施佯攻，以四个团的兵力埋伏在从海安至丁家所的途中，待海安之敌出动后，即以一个团切断其归路，从侧背向敌人进攻。”他又说:“我们到后，未将丁家所与海安的电话线切断，让他们拚命向海安呼救。丁家所之敌发现自己被围后，非常恐慌，已经向海安呼救了几个小时。海安答应他天明后一定派兵来救援，要他们无论如何要守住。”这时丁家所方向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

我问:“部队是否全部到达预定地点?”

胡炳云说:“已由段(焕竞)旅长率领，全部进入伏击阵地，并接通了电话。万事齐备，就等待海安之敌出动了。”

我坐在他旁边，四周一点声音也没有，这是大战前的静寂。

拂晓，我们再次发动佯攻，枪炮声又起。守敌没命的呼救，海安之敌回答说，援兵立即出动，你们一定要守住。

我们窃听电话的侦察参谋报告说:“海安的敌人已由其旅长亲自带领，倾巢出动。”

片刻，段焕竞来电话说:“已经看见敌人的前哨部队了。”

“千万不要过早暴露自己，要沉住气。”胡炳云对着话筒交代说。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海安方向约七八里的地方响起了猛烈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埋伏在两侧的部队出击了。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胡炳云拿起话筒，问“怎么样?”

“已经将敌旅部解决了!”传来段旅长兴奋的回声。

“敌人的旅长抓到没有?”

“还没有回报上来，敌人已被我切成数段，正在围歼中。请放心，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有情况随时报告，一定要注意海安的动向。”胡炳云放下电话，对我说“估计两个小时左右就可能全部解决。”

我点了点头，说:“现在可以叫围攻丁家所的部队立即猛攻，把丁家所拿下!要采取政治攻势，告诉敌人他们的援军已被解决。”

丁家所之敌知我军兵力雄厚，固守待援已无一点希望，纷纷投降。

四月三日中午时分，前线的枪声停了。援敌已被解决，逃掉的不多。

是役，我军俘敌千余，缴获的枪支弹药很多。

我内心好笑: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把美国给他的最好武器，一批批地转交给我们，连张收条都不要!痛快!

从此，我一、二、九分区已基本连成一片。

各分区的部队打回原地后，积极开展专打还乡团的活动，形势也非常好。一分区部队回去后，连战皆捷，打下了周庄头、责家庵、

夏家岱、江安、石庄等反动地主武装的顽固堡垒，捉了一批地主分子;周泽率如皋县团等也恢复了如西地区;赵荣等率泰兴县团恢复了泰兴地区;九分区部队在钟民、梁灵光、周一峰等领导下，迭克环镇等地，后又配合十一纵队部分主力打下了聚兴镇、滥港桥、丰利等据点;二分区部队收复兴化、漆撞间的敌重要据点莫家堡，接着又收复江都之樊川、小纪、宝应之王营、戴小庄等地，恢复了江都河北地区和宝应地区。还乡团被打得落花流水，闻风而逃。

我率十一纵队北上，攻克了大中集、新丰镇等敌重要据点，歼灭守敌第二十四集团军所部一千二百余人，打通了苏中、苏北两区的联系，为以后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里，我想回过头来，追述一下江南的情况。

抗战胜利后，江南主力北撤，地区均被敌人占领。苏中战役后，华中分局为恢复江南工作，决定成立华中十地委，仍归我们苏中领导。陈巫显、我、姬鹏飞等几个人研究后，认为抗战时期在江南工作的我苏中五、六两地委的同志熟悉江南情况，又和当地群众有密切联系，决定以这些同志为基础组成十地委，派他们回江南去工作。报请华中局批准。九月二十三日，我们宣布了任命名单，十地委以金柯为书记，陈云阁为组织部长，杨斌为城工部长，江坚为宣传部长，张志强为行政部长。地委委员除上述五人外，还有包厚昌、任天石、康迪、李中等四人。我们还决定由华中二地委施光前负责，调一些秘书等工作人员随金柯去江南工作。

一九四六年十月，以上有关人员除留在江南坚持斗争的陈云阁等之外，都到了东台一仓河苏中区党委所在地。十地委开了成立大会，陈丕显和我都在会上讲了话。

接着，我们又命钱敏、包厚昌、金柯各带一支武装小分队，分别悄悄过江，去苏南和浙江边区开展斗争。钱敏行动坚决迅捷，很快过江去了;包厚昌也很快过江去了。这两批人员执行命令坚决，顺利过江，神不知鬼不觉，过江后很快打开了局面。唯有金柯患得患失，今天要求增加武装人员和机枪，明天又要求配备医生和护士，要这要那，磨磨蹭蹭，纠缠不清，一直拖到一九四七年初尚未过江。我看出这人是怕困难，怕死，不想南下的，心里非常恼火，下了死命令，叫他立即渡江南下，不得拖延。在此情况下，金柯才叫张志强、施光前、赵文豹、王鹏、常喜生、陈冀等带队伍过江。他自己怕死，不敢和大家一起南下，而绕道上海去丹北。

由于金柯一再耽误，敌人早已得到情报，作好了伏击的准备。张志强等一过去，敌人就搜索“围剿”。张志强等分批边打边往丹北陈云阁那里跑，经过不少曲折，才与陈会合。金柯到了上海，又滞留不前。我再三派人敦促，他才于三月初去丹北。不久他又遭伏击，腿部受了点伤，即托故回上海治伤。在上海被敌人特务捕去，金投敌叛变。施光前两次化装来东台向我汇报江南情况，因我们当时还不明金柯被捕后的表现，为了慎重起见，由陈丕显给陈云阁写了封指示信，除具体布置江南工作外，特别指出要切断与金柯的一切关系，以防万一。丹北地区由陈云阁负责，苏锡常和澄锡虞地区分别由钱敏、包厚昌等负责，并先后派管寒涛、韦永义去全权处理有关事宜。

尽管金柯给十地委的斗争带来了不少困难，但整个华中的局面已经打开。钱敏的部队向苏锡常地区发展，成绩卓著。包厚昌在澄锡虞地区也积极展开斗争，不少地方的党政组织逐步恢复。丹北地区的斗争也开展起来。我们在龙王庙设立一个公司，实际是加强与浙东、浙西、皖南等地区部队的联系，公司经理是吕炳奎、姚扔等。他们那里的工作也有较大的发展。

五、六月间，敌再度调兵遣将向我华中一、九分区进行“全面清剿”。我们为了给敌更大的打击，以减轻分区部队的压力，研究决定集中第十一、十二两队的主力在北边向敌人展开攻势，接连打下了盐城以南的白驹、沟安墩等地，歼灭了敌第四十二集团军所部二千余人，威逼盐城。敌被迫终止了“清剿”。

“十一纵”把海安敌人的那个机动旅消灭后，乘机进行补充休整，以便进一步打攻坚战。苏中各分区情况也大为好转。九分区梁灵光、王治平等迭次请求派主力去通如启海作战，帮助他们恢复整个地区。我当时考虑，主力去九分区濒海临江作战，回旋余地小，江南敌人仍有可能调动一两个师北来，万一被敌断我后路，由北向南压去，不大好办，即使打下了海边一些市镇，对全局影响也不很大，主张暂时不派部队过去。胡炳云则认为南通敌人已无机动部队可调。敌固守，不敢出来。我纵已有七千余人，派两个团去帮助一下，没有多大问题。

研究结果，决定由胡炳云率三十一旅两个主力团南下，进入通如地区。他们在九分区部队配合下，打下了三余镇、通海镇等敌占要地，声势很大。李默庵认为我“十一纵”主力已全部到了启海，有机可乘，紧急调集各点守备部队，把从丁家所至小洋口一线河道全部封锁。令王铁汉率四个团赶到小洋口，切断我军北返的后路，将我军压到启海狭窄地区围歼。

陈毅、粟裕得到情报，令胡迅速北撤。我准备带两个团去接应，已来不及了，就以“围魏救赵”的办法，派一个团打白驹，以一个团威逼东台，想将王铁汉部队拖回救东台。白驹守敌仅一个多连，很快被我歼灭。王铁汉未中我计，继续向南，情况很紧急。集中部队又来不及，和胡炳云联系，他已率三十一旅两个团在奔北坎途中，到了长沙，准备沿范公堤下的海滩回来。伤员、轴重已装上海船北返。我们叫他一定要先敌之前占领小洋口和角斜场，以争取主动。

我们遂即派部队南下接应。但路途遥远，一时赶不上。尔后，我们和胡炳云的电讯联系突然中断，电台想尽一切办法还是找不到他的呼号;而据小洋口方向情报，在我接应部队赶到之前，敌早已占领了小洋口，那边已听到海边似有隐隐约约的炮声。胡炳云是位久经战阵的老将，有长征的经验，朱云谦等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能临危不乱，镇定处理问题。他们以少数部队在堤上掩护主力沿海滩向西北撤。其时适逢涨潮，大家皆从海水中泅渡，经弥港平安回来了。

我问胡:“为什么我们联络不到你带的电台?”他说:“突围北返途中，幸亏有一位烧盐的老人带路，冒着瓢泼大雨，涉了三个海汉，才到达掠港。涉海汉时，正值涨潮，海水齐胸，又是黑夜，电台掉进海里了。”

胡炳云和三十一旅部分主力这次南进，歼灭了敌军一千多人，虽经如此惊险，只伤亡二百来人，胜利地回到了北面，还是可庆贺的。我们立即发电报，向陈、粟报告了情况。陈、粟也松了口气。华东军区通报表扬了我“十一纵”三十一旅。

为了迎接大反攻的形势，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决定成立华中指挥部兼苏北军区，撤销苏中苏北两军区，统一为苏北军区，以管文蔚为司令，陈庆先为副司令，陈丕显、姬鹏飞为正副政委，姬兼政治部主任。这决定实际上一九四六年七月已告诉我们，我们也已这样做了。华中指挥部的正式成立是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我们在射阳县的祸耕开了成立大会。指挥部下辖十一、十二两个纵队及三个独立旅(即保安旅)，这是中央统一规定的地方军番号。

党的系统由华东局决定成立了华中工委，陈丕显为书记，我、陈庆先、姬鹏飞、曹荻秋五人为常委。

政权方面成立华中行政办事处，曹荻秋为主任，贺希明、陈国栋为副主任。

华中工委和华中指挥部(即苏北兵团)组建后，更加强了敌后斗争的统一领导。

七月，如皋县团收复西来镇附近之四口好。南通警卫团与敌三次争夺骑岸镇。江都、高邮、宝应、兴化等地区也大部恢复，游击部队有了大的发展。

江南各地的斗争形势也开始好转，我们和上海的联系更加密切。浙东、浙西和淮南、淮北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也先后和我们派去的同志联系上了。

为了进一步打乱敌人的大后方，指挥部决定，再派部队去苏浙边区开展游击战争。那里尚有小型游击活动，就是缺少骨干力量。在挑选部队和指挥员时，我犯了不识人的错误。一个指挥员能不能胜任他们的任务，是关系到部队命运的大事。当时浦东有一伪军师长叫丁锡山，倾向我党，过去和我军有联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缴了他的械，他跑到我们根据地，我们收留了他，让他跟着司令部一起行动。我考虑到他对浦东情况熟悉，仔细问了他有关情况(包括浦东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听他说得头头是道，就选他为指挥员，另再选一副指挥员。经再三研究，决定选汤景延去。我和汤谈话，他同意了。汤是经过考验的。

我要参谋选派了一支精干的武装，一个连左右，另配备了一些做地方党政工作的干部和卫生人员。任命丁为司令，汤为副司令。临行前，我与丁锡山、汤景延、带队的连长和地方工作的主要干部开了会，交代任务。

我说:“此次南去意义很大，但所经路途风险也大。你们从四分区吕泅港出发，到浦东某地上岸，那里比较隐蔽。晚上过去，那边有人接应。上岸后不能有片刻停留，立即向苏浙边区目的地前进。夜里潜行，白天宿营，住地要严密封锁消息，要急行军，不要怕疲劳，不能暴露，估计两三天可到达目的地。行动要绝对保密。到了那边，就立即告诉我们。”

会后，我还和汤景延个别谈了话。我说:“这次去苏浙边区，丁虽是司令，但他缺少经验，不懂秘密工作的窍门。你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有战争经验，懂得秘密工作，实际上一切行动由你负责。”

晚上，我送他们南去。他们到四分区雇了两条大海船，一百多人从海上向浦东方向开去。两天后傍晚时分登上岸，丁觉得这里靠他家很近，又有我交通站的同志接应，便把队伍拉到他家附近荫蔽，想休息一天再走。他把我}6代他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汤一再催促他迅速离开那里，丁不肯。无论如何催，丁始终不动，汤急得直跺脚。无奈，只好迁就丁的意见住下了。

丁锡山有一个亲外甥是国民党特务。丁对此一无所知。他外甥见到丁带了少数部队回到浦东，觉得邀功请赏的机会到了，就设法劝丁住下。舅舅长舅舅短的，亲热得很，准备了酒菜，为丁等接风，劝丁在他家多住几天，说乡下很安全，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丁锡山信以为真，当晚即留在他外甥家喝酒，被灌得酩Rf大醉，呼呼睡下。殊不知他外甥已暗中向上级特务机关报告了丁部到来的情况。

次日天明时，敌人派大批军警赶到，将丁锡山等团团围住。汤景延指挥部队英勇抵抗。丁锡山被其亲外甥杀死。其余同志大多牺牲，汤等被俘。汤景延是一位铁铮铮的硬骨头好汉。敌人用尽种种威逼利诱手段，他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这是我们不小的损失。

汤景延部下有几人突围后，回到江北，向我报告了以上的详细情况。

上海金柯的情况，我们也逐步弄清楚了。

和金柯同时被捕的还有华中十地委城工部长杨斌等同志。当时，忻元锡负责的一个采购公司是我方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得到金柯出事的消息，立即将机关搬走了，损失不大。金柯等被捕后，敌特如获至宝，立即严刑审讯。杨斌很坚强，宁死不屈;金柯却表现动摇。敌特见有隙可趁，命其妻子、孩子到狱中又哭又劝，用温情软化他:金柯经不起考验，可耻地叛变了，把他掌握的党的关系都向敌特作了交代。党的工作因此受到不小的损失。

金柯叛变投敌后，敌特加以训练，派他回苏北，重新打入我内部，潜伏下来进行破坏。敌人教他装成“不屈英雄”的样子，将他“押解”到南通乡下某地，关在一间茅屋中，指使他夜里扒了墙洞逃跑，然后敌人佯为鸣枪追捕。这出“戏”导演得相当逼真。

金柯跑到我军驻地，由九分区部队将他送到华中工委。工委因一时难以弄清他“逃回”苏北的真相，所以取慎重态度，暂时将他安置在总务科，靠边，未分配其工作。我军解放上海后，抓到了布置金柯回苏北潜伏的特务头子，弄清了金柯叛变及奉敌特之命潜回苏北的全部情节，取到了确凿的证据。苏南行署公安处长黄赤波汇报了情况，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即和陈王显商谈后，经法院重新判决，将金柯正法。

华中的土地改革是发动群众的关键一着。早在一九四六年党中央颁发了“五四指示”，邓子恢从延安回来后即加以贯彻。是年六月在淮安华中分局(今江苏省淮安师范学校)召开了分局扩大会议。会后就在各地搞试点。苏中区由姬鹏飞、陈时夫等亲自挂帅，在一分区搞试点，由地委书记钟民、副书记洪泽等具体领导。负责工作组的有欧阳惠林、陈立平、何行之、钱敏等，他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先在紫石县(今海安县)西场区开展土改实验，后扩展到台北县西团区、东台县四灶乡等地。取得经验后，即在全华中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华中土改大体分五四土改阶段、土改复查阶段、平分土地阶段等三个阶段。当时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日里打仗忙后勤，晚上算账分土地”，“前方打仗，后方分田”，“前后方干部分工，后勤土改一起上”等口号。群众通过吐苦水，挖穷根，阶级觉悟提高很快。各地农村均成立了以贫雇农为骨干的翻身委员会，领导土改工作，取得巨大的成绩，曾在一九四七年全国土地会议上受到中央的赞扬。当然，由于在战争环境中进行，行动快，经验不足，党内有些人思想不纯，土改过程中农村的阶级斗争又相当复杂、尖锐等原因，“左”的、右的倾向都曾有发生，或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或包庇少数地主等现象均有。

因此，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又进行了土改复查，进一步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补偿中农利益，纠正对富农打击过重的倾向，消灭封建残余，特别是纠正了少数干部在土改中的一些错误。到了这年秋天，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我们各地又进入平分土地阶段，结合三查整党、纯洁组织，彻底铲除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

华中土改对这一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的作用极大。农民分得了土地，不仅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而且反蒋保田斗争十分坚定，自动提出了“枪保田，田保枪”等口号。迫一九四八年五月，我们在射阳县祸耕召开华中土地会议时，工委书记陈王丕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土地改革支持了自卫战争，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华中解放区自从自卫战争开始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止，动员翻身农民共有二十余万人参军，其中补充野战军主力和地方兵团的有十万三千人，从而，胜利地坚持了敌后斗争，配合了正面作战，使战争迅速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军队打仗，一刻也离不开广大的群众，而群众的充分发动又不能不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我读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对其中“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这一论述，感受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