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梳理福柯一生的工作，会发现他最初聚焦于权力制度、史学和国家，最后才关注到主体性，伦理体系和自我的形成。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最终福柯的一套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从符号系统技术和权力技术延伸到自我技术和生产技术，然后又重新回到权力技术和符号系统技术，展开新的运动。这实际上有一种谢林的风味。而贯穿了福柯的学术生活始终的也就是历史谱系学，福柯为了界定他在做什么，花费相当可观的空间和时间来界定他不在做什么。为了把他的历史方法论与标准观念史和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实践区分开，他称自己在做的是考古学，谱系学，最终形成思想史。我们对福柯的历史谱系学，最终可以大致划分出五种范畴，但这个划分非常随意，而且，福柯的文本中，这五个范畴也纠结在一起。分别是，一、历史的伦理及政治功用；二、题材与原始资料；三、时间的组织化；四、主体与历史；五，历史中的真理与权力。
1)在历史的伦理及政治功用方面，福柯积极的反抗那些设定了超验及反历史观念的哲学体系，那些观念从外面载制着人类行为的历史。他抵制那些历史观，即把历史还原为其他东西，并通过解释来消弭差异和变化。或者寻求使各种差异和变化成为一个宏大演化计划的一部分，或者认为是人类本性的本质表现，或者是命运，理性，上帝的安排或存在于历史之外的其他力量，或者是朝向无阶级国家的辩证进步。相反，福柯把历史是做连续的差异，但实际上，这跟当时法国哲学界对黑格尔的普遍误读有关。我还是要重复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话：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一句话实际上就是福柯、德勒兹等人一直以来的哲学观点。另一方面，完全否认掉普遍性是不现实的。因为那样的话，那也没有写书的必要了嘛（笑）。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没有把考古学描述为建立宏大理论的东西，或者发现万物的核心真理或原始真理，而是视作某种试图造成一个绝不可能被还原为单一差异体系的弥散，这种弥散的任务是制造差异，它在不断的制造分化，它是一种诊断。这并不是说福柯把历史认为是不可理解的随机变化的聚合物，确切的说，他正在提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有条理的看待过去和现在的关系的方法。也就是他在寻求确立一种丰富的可理解性而减少必然性。福柯想让历史有能力服务诸多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当权者的事情，历史是多个层面的和进程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那些层面和进程需要被历史学家、历史工作者细致的予以审查，这种审查不是把他们还原于一件事情，而是考虑差异之间更细致的纹理差异和多重关系。福柯尽可能的留出空间去考虑那种无界定的自由工作，并且宣称它的研究依赖于一种绝对乐观主义的公设，历史，成为了一种带有乐观主义希望的工具：我们能做的更好，而且事情能被改变。这里福柯和齐泽克一样，常常被评价为谴责为悲观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认为。福柯写下了某些机构的可疑的起源，某些教化意味不足的人类实践，将这些东西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以便人们可以认识到，现在不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进程的结果，或者启蒙进步的后果，而是过去人类决策、权力斗争、权力斗争机遇，实际上是一种偶然的结果，或者说这是一个差异性的结果，是一个不断在现在发生的过程。历史不是关于某一特定人类经验领域的数据。福柯也不寻求尽可能地提供一份关于过去的全面且中立的记述，或者给那些专供好奇人士参观的博物馆增展品。主流历史学家常常更喜欢把他们关于历史的种种哲学预设置于背景中，某种程度上有时候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事业的那些哲学支柱。历史，对于大部分这些历史学家来说，涉及经验客观性和科学，是从一个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并最终揭示过去真相的角度出发，对一个特定探索领域内数据的细致搜集。当然，福柯不是唯一位对这种历史观发起攻击的人，但是古老的兰克派客观主义历史观垂而不死，它坚实的残余部分依然苟延残喘于许多职业历史学家的当代实践中。
2)在题材与原始资料方面，福柯决定关注经验及社会的边缘。他注意到，如果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方法是试图确认一个社会和文化的认同，并描述其价值为何，那么他需要去遵循一个不常见的路数，即査看那些被特定社会排斥并边缘化的事物疯癫、疾病、死亡、犯罪、不正常的人和怪物。他评述道：“试图根据我们社会及文明的排斥、拒斥、拒绝等体系，依据它所不需要的东西、它的限度、它不得不去压制某些事物或人群或进程的方式方法，来理解我们社会和文明，这似乎是令我感兴趣的。”当然，福柯也是一场兴起于60年代晚期专注于边缘人群及经验的更大更广泛的文化运动的一分子，他自己的工作为这场运动的成功做出了相当可观的贡献。不过，要注意的是：尽管福柯的工作常常被用来佐助寻求纠正那些社会边缘人所遭受之种种不公正的认同运动，但是，从认同框定了并管制着人们如何选择来界定自我的界线这个方面，他看清了认同是种限制性概念。福柯也倡导发掘“被压制的知识”( subjugated knowledges )，即被形式化的知识（学科）当前形态布局和当代机构系统运作方式所抛弃并导致看不见的历史内容。他认为，这是一项引致人们去关注例如那些与救济院和监狱等机构的基础相关的历史进程的研究，会产生有效的批判和变化。它不是由符号学或社会学等学科所带来的那种变化，而是对历史档案进行博学研究所带来的变化，并且，它彰显了那些已经被不信赖、压制、遗忘或不再被认为是真知的东西。福柯把这种史学实践描述为“谱系学”。在方法论上，福柯的谱系学与“考古学”以完全同样的方式进行运作，除了它具有一种更直接的政治焦点。这种观念并非是按照一位收藏家的古物学模式来践行的学术累积 ，而是要让人们记住那种由有权力的社会机构所给予官方许可的知识、那些我们至今所逐渐形成的官方记述，不是唯一可能的故事。对福柯史学实践的早期评论之一是：他所论述的各种对象，不同于传统史家的那些。但是差异比这里所述更大。历史学家们及其他人此前毫不犹豫地认为不变的对象，被他历史化了。他并非定这是一件描述关于那些早已存在之事物——比如疯巔、疾病、身体机能、犯罪、国家、性态等——的科学真相的发现和揭示的事情，相反，这是一件察看这些对象在十分特殊的历史时刻实际上是如何被创造（而非发现）的事情。这些对象在“各种机构、经济及社会进程、行为模式、规范体系、技术（和）等级分类”的复杂关系的交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福柯注意到，从19世纪直到大约1960年前后，史学对象被狭隘地定义为“实在”或“社会”，而且这种历史学的使命就是提供一个社会整体的总体性记述。但是，这种历史观，包括其所含的主张，都局限于狭窄的有关社会、经济及政治事件的唯物主义。这种观念，把思想从历史记述中排除出去，把知识及观念史降格为一种含糊的与历史无关的上层建筑，而这种上层建筑被以某种方式从历史学中移除出去了。但是福柯拒斥这种物质基础与思想及文化上层建筑的两分法，他认为人们的“行为、态度和实践完全被思想占据了”,思想与任何物理事件或进程一样都有历史。福柯对历史文献的选择，常常遭到历史学家们的异议。但福柯明显与历史学家们共享着对档案的热爱。这种热爱在他所提一项提议中看得特别清楚，那项提议旨在搜集17和18世纪留下的断简残篇，正是这些材料使得那些“微贱的和不幸的”生灵显露出来，而这些生灵唯有在他们以合法文献形式出现的权力机制相互作用中、在对威权进行谴责等活动中方可留下历史痕迹。福柯提出语词和文献需要被认作是在与其他物质对象关联中存在着的物质对象。文献与我们承袭自过去的其他物理痕迹并存着，并且就此而言，它们需要被以同种方式看作考古学文物。要处理这些文献，既需要根据它们彼此的关系，又需要依据它们与非文献痕迹的关系。进而，历史学家们需要废止那些文献重要性分类，并完全在同一水平上对待它们。不应有任何“享有优先性的选择”，这意味着“人们在同一时刻要拿起《堂吉诃德》、笛卡尔和贝利埃尔的蓬波纳关于拘留屋的一项法令。“人们应当阅读每一样东西”。福柯在1966年说出这番话，并最终（并不令人吃惊地）在其学术生涯晚期，提出了“问题化”( problematisation ）的观念——即对特定历史“问题”进行审查作为一种在实在边界内对研究进行限制的方法。
3)在福柯历史编纂学方法中得到最广泛讨论的要素之一，是他的历史时间组织化。福柯认为历史应该致力于展现不断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他抛弃了任何会抹平随时间流逝而产生出的那些差异的观念。传统历史学家们做出了大量关于人类如何生活并与时间相关联的预设，并且使用大量范畴来组织起并且解释历史事件如何彼此相关联的。这些包括了原因、效果、影响、永恒的本质、进步、目的论、传统、“时代精神”与进步，所有这些都起着在一股永无止息的潮流中把过去与现在顺利勾连起来的作用。用这些术语也很难解释的各种变化，被打上“危机”的标签，或者作为“天才”或“伟人”们介人的结果。然而，福柯提出了关于人类在时间中生活方式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他认为，历史是断裂（ discontinuities ）的集合，的确，在过去按定义是不同于现在这一点上，历史观念就预设了这种断裂。福柯把他的任务界定为“诊断现在，言说我们的现在是什么，以及我们的现在是如何不同于并绝对不同于所有非现在的（换言之，我们的过去）”,并把他本人描述为一位“现在史家”( historian of the present )。为了挑战那些为确定历史常量而去寻找次要变化的历史连续论观点，福柯提出了各种各样与分期和“事件”相关联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多种可理解层次上（在更复杂方式中彼此相连）划分历史。福柯乐意承认时期（ period ）观念是“混乱的”，并补充道，时期不是他进行分析的终极目标或指导原则。这最清晰地以其著名的“知识型”概念呈现于《词与物》中，并且在《知识考古学》中以其对断裂概念的长篇辩护词而出现。在福柯作中，断裂既是在一种经验层面又是在一种哲学层面上运作着。它是他在一连串事件中所观察到的某种东西，它也是他用来挑战黑格尔派及历史主义历史观的一件工具。福柯的断裂观念、历史突然间断的观念，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导致论战升级，并且引发了那种认为历史是政治无为主义（ political quietism ）的控诉，当然，这种观念应该是以朝向无阶级国家或完全理性且启蒙的社会前进的那种递增性进步为特征的。不过，断裂概念长久以来已经是科学史的操作工具之一，而且“间断”( break ）概念和差异在福柯于60年代进行著述之际已经十分“流行了”。福柯对身处科学史及科学哲学领域的加斯东．巴什拉（ Gaston Bachelard )、康吉兰、米歇尔．塞尔（ Michel Serres ）致以谢意。路易．阿尔都塞也借用了巴什拉的“认识论断裂”( epistemological break ）概念，施用于他自己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也在1962年适时提出了著名的范式概念， 这早于福柯的知识型概念。
不过，福柯说直到1963年末，恰是在他写完《词与物》手稿之后，他方才读到库恩的这部“令人钦佩的和权威性的著作”。知识型——福柯把它界定为“无意识的”秩序体系，非先验的，构成特定时空中科学知识生产之基础的群众规则。不过，知识型的时运在福柯作品中是短暂的。除了晚期作品中少量定义性陈述之外，它仅曾广泛出现于《词与物》中。远离对宏观断裂的关注，福柯把他的重心转向了微观断裂，尤其是具体而现于“事件”中的那些。事件是某种有始有终的东西，在福柯看来，每一个人类活动、文化实践、话语、思想和观念都可被视作一个事件。那些事件留下了物质性痕迹，从而能够被历史学家审查。福柯把这一视历史为一系列事件的过程，描述为“事件化” 。就此而言，他对年鉴学派的工作表示特别赞赏，并且提及马克．布洛赫、费尔南多·布罗代尔、 伊曼努埃尔．勒华拉杜里 、于盖特．肖尼和皮埃尔．肖尼夫妇。在认同这些“新”历史学家们的立场之际，他再次把其观点与传统认识区分开来。“事件”并不仅是一件类似新君登基或战争爆发这样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性或社会性突发事变。事件发生于最平凡的层面上，比如一艘船进出港口，一个委员会开列学校或监狱管理的规则一览表，或者19世纪早期法国学童在每个上课日的上午9点4分取出画石板。这些事件在不同层面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这些层面以复杂方式彼此相互作用着。正如福柯在一次关于年鉴学派工作的讨论中评述道：“历史不是一个时段，而是相互联结并彼此包围着的多重时段。这些观点导致了一 种彻底的非还原性历史观。没有任何临界值，是某些事件超过它后就变得重要和值得历史关注，而其他事件就只配抛到脑后的。每一个事件，无论是处于观念领域，还是在物理实践领域中，在一特定存在层面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追溯并使之可理解。正如福柯评论道：“某个医生说了某些关于疯癫的蠢话、这就和滑铁卢战役一样都属于历史”，在同一讨论中他也说道，“当然，事件没有相同类型的，它们都是事件”进而，如果每一个事件都有着一个离散的开始和结束，那它就不会独立存在，它只能在与其他事件及其他层面事件的关联中存在着。一个事件，当它开始时，就已经是历史和社会文化结构的一部分了。无论事件的间断或差异无论多么小。事件用哲学语言来说，它既是同一者（ the Same ）又是他者( the Other )。福柯把一种认同程式应用于他关于自我形成的讨论中。自我也是一个“事件”。我们都出生于一个语言、文化和历史情境中，并且我们被我们自己用我 们的历史和文化所锤炼的工具训练着。不过，我们同时有能力去更改我们的归属方式，做出一种独一无二的贡献即使那种贡献注定在历史年鉴中依然是未被记载的。历史分裂为事件和多重非等级性层面，而非迄今仍极富成效的流畅的因果链、大观念和重大事件。关于科学领域和那些昔日被认为没有历史或不值得严肃关注的职业领域的历史，随着福柯和年鉴学派的工作而激增。传统科学史习惯于降格所有在科学正式“诞生”前的知识，认为它们有着各种古怪的错误，最好被忘掉。任何一门既定科学诞生前的思想和工作，唯有在其产生并导致该科学诞生这一事件层面上，才有价值。从这一视角来看，一旦一门科学在其全部严格性意义上都确立了，其他研究线路、其他实践就完全成了古怪和搞笑的胡言乱语了，只能提供点娱乐价值。福柯的路径，让这些被废弃和忘却了的知识形式再次恢复了在人类奋进史中的重要地位。
4)福柯后来坦言，他过去常常把与历史无关的人道主义主体等同为一般主体，而进人到80年代早期，他发展出了一种更微妙的立场，其允许主体的历史性看法。许多批评家把福柯晚期对主体的解读为对其早期激进观点的保守主义式的否定，但是他们漏掉了关键一点，即他关于人类经验历史性的观点依然未变。主体本身是一个其存在处于历史之外的概念。但正是福柯对这种历史经验下的超越性的肯定，使得他真正的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激进哲学家。晚期福柯贯彻了自己的立场，承认主体的陈述，陈述无法像命题那样，脱离出其言明的背景，当下的情形。单纯作为一个无人格的知识体系里来凸显。陈述错综复杂。在物质性中权力关系中言说书写。此时福柯不仅超出了已经被权力制度化的，体系化的僵化的命题，也否认了早期福柯的观点——现实性是摊开的和去中心化的权力网络。5)关于真理与权力的问题是福柯著述的中心。1981年，他被《时代》杂志描绘为“法国权力哲学家”，并且继续以其权力理论而声名远扬。关于他那通向真理之路径的争论，在大众知识界的常规访谈中也会突然出现，并且在学术著作中方兴未艾。再次，福柯审慎地侵蚀着公认的认识，把权力和真理从超验领域移除掉，并且坚定地把它们定位于历史中。进而他断言，权力与真理并非彼此排斥。这些见解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和道德义愤，针对其被人们愤怒地认为是一种冷嘲热讽式的非道德观点，即坚持真理是相对的，而且我们所谓的真理只是那些身居权势之位的人需要我们去相信的东西。福柯的立场实际上是非常微妙复杂的。正如他频繁地指出，人是有生有死并占据着一个特定空间的在历史进程中的有限存在物。他们无法占据整个疆域，所以他们不得不“四处活动以搜集信息”并且“让事物与其他事 物相关联以使它们有所用”。 简言之，考虑到人们的有限性，则他们在试图理解并掌管他们的社会及物理环境时，不断地重组着语词和事物。福柯小心翼翼地指出，概念得以形成的那些方法是有限度的。这一点也许可通过把他关于疯癫的见解与反精神病学家们的那类看法相比较，而得以完美展示。如果反精神病学家们提出疯癫仅仅是作为排他性社会实践的结果存在着，那么福柯坚持认为疯癫有着一种真正的物理基础。变量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如何被界定和对待的，以及那些展露出特殊症状的人的社会地位。没有一种真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历史是非理性的或者那种科学是幻觉的。相反，它肯定了一种真实且可理解的历史的存在，确认了一系 共同理性经验的呈现。这些共同理性经验，符合某组精确且可识别的规则，并引发了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的建构。真理不仅仅是各种权力关系的产物。对于福柯来说，真理与权力存在于一种高度复杂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是整个历史中不断协商的主题。福柯在其作品中给出了许多权力定义，最终得出如下观点：权力是某种行动结构可以修改另一种行动结构的能力，而权力施展依赖于在所有相关事宜方面的自由一 即做选择的能力。在权力施展中的参与者总是可以说不，即使最终结果是暴力或奴役。但是当权力施展达至极致时，它就触及限度，并变成一种不同的关系了。与其作品中其他范畴一样，在定义权力时，福柯使用了一种否定义法。权力不是某些人拥有而其他人没有的东西相反，它是一种关系，它仅仅当其被施展开的时候才存在。尽管事实上权力几乎不能不施展自己。追溯权力运作并追溯宰制结构的起源，让人们明白了当代权力关系的构形并非一成不变。权力所在之处，必然有反抗。权力的展开是“策略性的”。到了70年代末，福柯开始使用“治理术”这一术语，以便改进他的讨论并把主体性概念引人他的权力关系分析中把权力界定为一种在其被施展时才存在着的关系，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权力彻底成为历史性的。它是通过十分特定的和可描述的历史行动和事件才得以存在的某些东西。这意味着它不是一件静待历史命运、可改变宰制构形的革命或超凡魅力型人物的事情。一定程度上，每一个个体都是参与了权力与反抗的关系是如何逐步展开的历史。
福柯对当代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他深思熟虑地着手挑战大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尤其是那些寻求把人类历史某些方面予以普遍化和去历史化 的观念。重要的是要记住他不是在孤立地进行工作。当他努力论证历史不仅适用于某些精挑细选的人类行动和经验而且参与到历史进程中也不只是少数特许人士的职权时，他与激进的科学史家们和年鉴学派，有着诸多共同之处。他的工作不断提供着丰富的工具方法论的和经验的工具，而历史学家们和其他人，在范围广泛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职业科学的各项科目中，可以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工具。福柯的工作处于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交叉点上，这也许是其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关键点之一。实际上，恰是在其学术生涯伊始，当他声称在人性方面最具人之属性的是历史的时候，他也许就已总结了他解决人类存在这一谜题的整个哲学方法。最后，人们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下的历史。这句话在其一方面，意味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及一切历史方法的最终价值就是我们对于当下生活的一种态度。与此相对，发掘与研究我们的历史，对于当下的价值和立场，恰恰不意味着我们要用当下的立场和意识形态为当下去做辩护——这些正是我们所说的“进步”主义者的历史态度。哪怕他们会伪装成唯物史观的认同者，而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哲学，恰恰随着苏联解体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完全胜利而推广向了全世界，并进一步成为当今世界大家对历史的主要认识方法，这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态度，可以是认为一种实证式的唯心主义，也就是认为当今的历史是遵循着一种线性的平滑的历史规律，他们把整个历史的演进描述为厄遵循一种规律向前运动的一种实体，而人类历史科学最大的成就就是对于这些历史规律的发掘，而且可以让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规律，将我们所认识的历史人物划分成进步的和反动的两种集体等等。福柯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坚决拥护自由的必然性，福柯的目标是通过他的历史学来表明当前文化及社会配置可以被许多人随着时间逐渐地创造出来，并且作为一个结果，能够被其他配置抵消和代替。他认为无论限制为何，处于什么样的处境下，人们都有能力做出选择，并且认为历史可用于促进社会正义和自由，那么恰恰就不应该描述哪种行为是人们应该去做的。“人们必须构建他们自己的伦理学，把这种伦理学所给予他们的那种历史分析、社会分析等作为一个出发点。所有这种规范性网络，无论真理或实践方法，必须由人们自己来详尽阐释井传达。”这也是费希特的自由观和马克思的伦理立场。“历史没有旁观者”。“历史”不是特许精英造就的——而其他人都置身局外，仅仅日复一日地忙于生物学上的物种繁衍。《Technologies of one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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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笔】福柯的历史谱系学简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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