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华县人写的战斗檄文

近日，阅读陕西籍在京革命者办的1924年的《共进》半月刊第55期，看到该刊当年曾配图刊登我的伯父杜松寿的文章，现全文摘抄，并加上“我的学习感言”，一并刊发。

《共进》月刊合订本

“我们的最亲爱的死了!”

全世界仍旧被黑暗的势力包围着，而领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解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锁链的世界社会革命的指导者，列宁先生死了！我们被人侮辱唾骂的人们，失去了这样一个空前的伟大天才的领袖。听到krupskaya（列宁夫人）的“我们的最亲爱的死了”的话，岂只是我们痛哭啊！

我们中国青年处在这样寂寞荒凉的社会之中，机会又特别恶劣，而我们的责任十分重大，革命的需要如此的急切；我们正努力献身于革命的旗帜之下，突然失掉了这样一个空前的伟大天才的领袖，听到了“我们的最亲爱的死了”的话，更岂只使我们痛哭啊！

“赤旗飞翔全世界的胜利之日”，世界革命的指导已经见不了了！从前我们希望他能得到医生的诊治，能和我们一同到“应许地”，可恨的自然竟拒绝了我们的希望！

“赤旗飞翔全世界的胜利之日”，我们相信不久即可到的。世界革命的指导者虽已逝世，他为全世界大革命已筹划好了巩固的基础与计划。最可伤心的是他不能和我们一同到“应许地”！

我们不该只是痛哭，我们该领悟列宁暗示我们的是什么，列宁暗示我们怎样做。“列宁是中兴的马克司主义的创建者。我们中国青年应认识真正的列宁，学列宁革命的方法。大家集合到革命的旗帜之下来！”

我的伯父杜松寿在陕西华县咸林中学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后又到北京求学，参加了党在北方区的革命实践活动。那时，他参加了党领导下“励志社”，并积极为“励志社”的社刊《共进》杂志写稿。

他在那个觉醒年代，作为革命的进步青年，他曾用手中的笔，宣传进步理论和进步思想。他写的分量重，影响面广的文稿，除了那篇《时局蠡测》之外，就当数这篇《列宁之死和中国青年》了。

我拜读伯父的《列宁之死与中国青年》的感受颇多。我首先体会到，这篇文章是一篇重要的战斗檄文。它发表在第55期《共进》半月刊的首页，还配发了列宁的照片。

伟大的导师列宁1924年1月21日逝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刚刚寻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了为人民谋幸福的艰难的革命行动。列宁的逝世，使全球无产者失去了革命导师。在这个重要的环境下，我们中国的无产者的确是痛哭不已。伯父在文中两次用到了“痛哭”这个词，足见列宁逝世，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引导中国青年是很关键的，因此，伯父的文章主题引出了“中国青年”四个字。

那么，我们的中国青年，我们的共产党人仅仅痛哭是不够的。伯父在文中点出了“我们应该领悟”，“应该领悟列宁暗示我们的是什么，暗示我们的应该做到什么？”这其中告诉青年革命者的实际就是继续沿着列宁指引的路继续革命。

文章结尾，伯父运用了这样一段具有鼓动性的话：“列宁是中兴的马克司主义的创建者。我们中国青年应认识真正的列宁，学列宁革命的方法。大家集合到革命的旗帜之下来！”

伯父的文章中，两处用到了搭引号的“应许地”三个字。我的阅读理解是：“应许地”是指我们党的革命目标。只是那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可能还不宜使用革命目标的文字。

文中有一处提到“马克司主义”。我想，其中的“司”，而不是现今正确使用的“思”，这应不是笔误或排版校对问题。我的理解，就是“马克司”还是“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完全正式确定，使用就比较杂乱。

我的伯父是对中国文化具有非凡贡献的学者，从这篇文章中，也是我更看到了他在党的早期革命中的斗志坚定性，以及在对觉醒年代革命理论形成，作过一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