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澤宇：濮陽南樂M1墓主宦者侯具瑗說質疑

濮阳南乐M1墓主宦者侯具瑗说质疑

 （首发）

常泽宇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南乐汉墓位于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城东北23公里的宋耿洛村境内。上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此发掘了三座墓葬，均为多室砖墓，墓葬形制和器物组合也大体相近。其中，一号墓（以下简称M1）规模最大，出土遗物也最为丰富。该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中室、主室、北侧东西耳室以及南侧东西耳室计十部分组成，除墓道外，总长24.5米，最宽10.3米，最高5.6米。墓葬被盗严重，共出土包括铜器、铁器、陶器、石器等在内的一百余件随葬品。此间铭刻材料有二，其一为“正月丙午日君位公侯”铭鎏金铜带钩，其二是盘龙石砚，铭曰：“延熹三年（160年）七月壬辰朔，七日丁酉。君高迁刺史、二千石、三公九卿。君寿如金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砚直二千。”尽管发掘者已注意到“干支纪年文字只不过是一种表达吉祥的套语”，且其所载日期与史实不符。但仍然认为带钩铭与砚铭记述了墓主于延熹三年“从'刺史’一级的官员到位列'三公九卿’的仕途升迁过程”。检《后汉书》知，中常侍具瑗（魏郡元城人）于延熹二年被封为东武阳侯，八年，被贬为都乡侯，卒于家。又，南乐汉墓所在地东汉时属元城县。因此，“M1的墓主人当是东汉宦官具瑗”；而M2年代稍晚，“是其子的夫妻合葬墓”；M3又晚于M2，“可能为M2墓主人之子的墓葬”[[1]]。

近来，刘尊志《东汉宦者侯墓葬及相关问题》一文（以下简称刘文)也将濮阳南乐M1纳入“可推定或确定的东汉宦者侯墓葬”这一考察视野。先是综合墓葬形制、带钩铭、砚铭推定墓主为宦者侯具瑗，而M2、M3的时代均略晚于M1，属具瑗家庭成员的墓葬。随后，在述及宦者侯墓内随葬“具有相应特殊性的器物”时，又强调M1出土的盘龙石砚、鎏金铜带钩不仅“都能够体现墓主身份地位”，且“带有文字，对墓主归属判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考虑到“东汉宦者侯有养子及养子承嗣”的史实，文中还进一步推断“M2很可能为袭封具瑗都乡侯爵位的养子与其夫人的同穴合葬墓”，而M3墓主或是“基本已无爵位”的“M2墓主后人”[[2]]。

简言之，刘文与发掘者的论证逻辑完全一致，无非是将带钩铭、砚铭与墓主的身份地位直接相关联，进而验证活跃于桓帝时代的宦者侯具瑗。不过，就墓主身份的判定而言，带钩铭与砚铭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恐怕还要审慎斟酌。

值得注意的是，“丙午”“公侯”之类的语词为汉晋时期的带钩铭文所习见，如江苏泰州新庄东汉墓出土的琵琶形铜带钩（M3：11），铭曰“五月丙午钩”[[3]]。又如重庆云阳旧县坪遗址出土的错金银抱鱼铜带钩，铭曰“丙午神钩，手抱鱼，位至公侯”[[4]]。再如湖北郧县李营村三国墓出土的错金银抱鱼铜带钩，与前者形制基本相同，唯铭文省简作“丙午神钩，位至公侯”[[5]]。庞朴先生认为此间“五月丙午”或“正月丙午”等日辰多非铸器纪实之辞，而是一种以火胜金的阴阳五行思想的反映[[6]]。苏奎先生在总结错金银抱鱼铜带钩铭文的表述模式时也指出，起首的“丙午”为“虚拟的铸金吉语”，结尾的“位至公侯”乃“升官晋级的祝辞”，均属“虚拟的祝福用语”[[7]]，所说甚是。

至于长达42字之多的盘龙石砚铭，也不尽如发掘者所言的备列“墓主人从'刺史’一级的官员到位列'三公九卿’的仕途升迁过程”那般确凿可据。揆诸文义，该砚铭更应解作高迁刺史、二千石、三公九卿均在延熹三年年内，这显然与汉代仕宦迁转制度相抵牾。更何况具瑗早在桓帝初年已是官秩二千石的中常侍[[8]]。另外，如若逐一指实，刑人之身的具瑗又何尝能够出任刺史一职？盖砚铭将“刺史”、“二千石”与“三公九卿”并举以指称汉世高官显宦，传世文献中有不少类似用例，如《后汉书·梁冀传》云：“不疑、蒙先卒。其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9]]。又如《后汉书·刘恺传》记曰：“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10]]。再如《后汉纪·孝章皇帝纪上》载建初元年（76）诏：“公卿、二千石各推精诚，专以民事为急”[[11]]。

审看东汉中晚期流行的一类纪年镜铭可见，二者在语词及格套方面均颇为近似。如汉铭斋藏“延熹三年”铭变形四叶兽首镜，叶铭“长宜高官”，周铭“延熹三年五月丙午日造作。尚方明竟（镜），广汉西蜀，幽湅三商，天王日月，位至三公兮，山（仙）人”。又如南阳市博物馆藏“建宁元年（168）”铭变形四叶兽首镜，铭曰“建宁元年九月九日丙午造作，尚方明竟（镜），幽湅三商，上有东王父西王母，生如山石，长宜子孙，八千万里，富且昌，乐未央，宜侯王，师命长，买者大吉羊（祥），宜古（贾）市，君宜高官，位至三公，长乐央兮”。再如五岛美术馆藏“建宁二年”铭变形四叶兽首镜，铭曰“建宁二年正月廿七丙午，三羊作明镜自有方，白同（铜）清明复多光，买者大利家富昌，十男五女为侯王，父妪相守寿命长，居一世间乐未央，宜侯王，乐未央”[[12]]。此三例所涉日辰均无法指实，应为镜师惯用的铸造吉语，而“高官”、“三公”、“侯王”之类的语词亦是祈祝“买者”即器主尊贵的套话。同时，砚铭中“寿如金石，寿考为期”也与镜铭所谓的“寿命长”内涵一致，无不映射出汉人对长生富贵的热切渴求[[13]]。藉此，自宜理解南乐M1所见的两种铭刻材料实属同一性质的吉语虚辞，而发掘者及刘文据之与墓主身份地位简单关联则是十分危险的。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核诸《后汉书·宦者列传》，具瑗薨时尚为都乡侯[[14]]。《续汉书·礼仪下》有云：“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赐印玺、玉匣银缕”[[15]]。据此，银缕玉衣乃东汉诸侯王、列侯等高级贵族墓葬装殓之标配，玉衣殓服也构成了判定墓主列侯身份的充分必要条件[[16]]。如与具瑗同为宦者侯的曹腾、曹嵩父子（费亭侯），薨后即以玉衣装殓[[17]]。然而，南乐M1、M2中却丝毫不见玉衣痕迹，若依发掘者或刘文之说，缘何具瑗父子二人不得以“玉匣银缕”殓葬？

事实上，该墓既未出土玺印类“明确标识墓主人的直接的文字资料”，又不见含有列侯名号且能“间接标识墓主人”的相关铭刻[[18]]。“君位公侯”带钩铭与“君高迁刺史、二千石、三公九卿”砚铭皆系汉世广泛流行的吉语虚辞，不宜与墓主的身份地位直接相关联，更不可据之验证典籍记载的宦者侯具瑗。当然，无论是墓葬规模形制还是随葬品种类质量，均彰显出南乐M1墓主非比寻常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故而将南乐汉墓视作东汉中晚期元城境内的豪强大族茔地较为稳妥。

[[1]] a.安阳地区文管会,南乐县文化馆.南乐宋耿洛一号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2).b.王国平,等.南乐汉墓.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62～80.

[[2]] 刘尊志.东汉宦者侯墓葬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22,(3).

[[3]] 江苏省博物馆,泰州县博物馆.江苏泰州新庄汉墓.考古,1962,(10).

[[4]] 唐冶泽.重庆三峡库区新出土神人手抱鱼带钩考.中原文物,2008, (1).

[[5]]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郧县李营墓群∥湖北省南水北调工程重要考古发现II.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234.

[[6]] 庞朴.“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文物,1979,(6).

[[7]] 苏奎将错金银抱鱼铜带钩使用者的身份指向三国时期的中高级武官阶层。见:苏奎.错金银抱鱼铜带钩的年代与内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12).

[[8]] a.(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2520.b.据《续汉书·舆服志》刘昭注引《东观书》载:“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禄大夫秩皆二千石。”见:(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续汉书: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3676.

[[9]]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梁冀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186.

[[10]]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刘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037.

[[11]] (晋)袁宏撰,张烈点校.后汉纪:孝章皇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206.

[[12]] 王纲怀.汉镜铭文图集.上海:中西书局,2016:493,498,499.

[[13]] 王子今.秦汉人的富贵追求.浙江社会科学,2008,(3).

[[14]]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2522.

[[15]] (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续汉书:礼仪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3152.

[[16]] 东汉中晚期崇奢逾制之风日盛,玉衣的使用亦不限于史籍所列的四类人群,学者对此间玉衣僭用现象略有讨论。参:郑绍宗.汉代玉匣葬服的使用及其演变.河北学刊,1985,(6).

[[17]] a.任晓民.曹操宗族墓群.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59～160.b.亳州市文物管理处.安徽亳州董园村一号墓∥文物研究(第20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228～241.

[[18]] 白云翔归纳了六类“标识墓主人的特定要素”，其中，第一类的玺印“属于直接证据”，而第三类“有关诸侯国名称的铭刻”则属于“间接标识墓主人的相关文字资料”。参:白云翔.中国古代大型墓葬墓主人判定的理论与实践——以曹操墓等汉代王侯陵墓为例∥北京古都历史文化讲座(第2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231.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2年10月19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2年10月23日

                点击下载附件：
                2308常澤宇：濮陽南樂M1墓主宦者侯具瑗說質疑.docx
           

下载次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