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自杀与秦野章竞选东京都知事失败有关

一、被佐藤政府看好的秦野章

秦野章（1911）出身于神奈川县，是一个生丝织造工厂的小厂主的长子，关东大地震后，自家工厂因资金链、供应链断绝而倒闭，由于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幼小的秦野章不得不辍学，到别人家的生丝工厂当童工，此后又换了多个工作以及地点，但都是去包吃住的人家当伙计。靠白天打工晚上上学，后来先考上小官吏，接着他继续边工作边苦读，1937年从日本大学夜间部毕业，1939年通过了高等文官考试，从此成为了国家公务员，进入日本内务省。受内务省派遣，他先后在和歌山县、香川县、茨城县、神户等地的警察署任职，1946年返回东京，1967年出任东京警视厅总监（管理全国的名为警察厅）。1970年是日本继1960年之后的第二个安保年，首相佐藤荣作十分担心岸信介时代左、右派都上街的状况再现，因此对东京都警视厅长官的人选非常重视。在1967年东京都新一任民选知事即将诞生之前，秦野章走马上任。

根据秦野章本人的回忆，秦野章本人出任警视厅总监的任期尚未结束，而四年一任的东京都知事选举即将开始，自民党最初推荐的候选人是副知事铃木俊一，但因为现任都知事美浓部亮吉（1904-1984）太受欢迎，铃木自知自己完全不是对方的对手，因此他以自己身体不堪重任为由，宣布退出竞选。（《克服逆境》秦野章著 讲谈社东京 1988年 第269页）在这样的情况下，秦野章突然被佐藤荣作选中。其实秦野章本人也十分清楚这是一场不对等的竞选，但他的特点是听话，佐藤荣作、自民党要求他干，他就下决心干。秦野章精心选择了退职之日，他的辞职申请于1970年7月7日获得批准，或许支持秦野章出马的参与者们都知道，秦野章与美浓部亮吉之间的竞选战争是一场必败的战争。

秦野章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970年7月7日起他明里赋闲在家，暗中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选举事宜，既然自己是被自民党选中的冲锋斗士，那么其他一切自然应该由自民党包办。9月19日为正式报名参加竞选之日，这一天他携带竞选班子为自己准备好的竞选方案，前往首相官邸，而自民党总裁佐藤荣作、干事长田中角荣、官房长官保利茂、副长官木村俊夫早已在此等候，他们接到了秦野提交的竞选方案之后，四个人进入会议室密商，半个小时后他们出来告诉等候在会客室中的秦野章，说自民党将全力支持秦野章竞选东京都知事。

中央政府、大财阀都集中在东京，佐藤荣作花大气力要扶植一个，顶走另外一个，显然是他对1967年首次出任东京都知事的美浓部亮吉不满，他想借换届之机，借用民选的方式把自己人秦野章扶上去，把部亮吉赶走。

秦野章此前并无任何准备，临时被召唤，仓促出马，他敢于接这个艰巨的任务，听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自民党以及大财阀都支持他，让他有了底气。

9月19日公开宣布参加竞选都知事之后，秦野章曾在一个熟悉川端康成的介绍人的带领下，三次前往川端康成位于镰仓的家，恳请川端康成出任后援团团长为自己站台，但川端康成都没有答应。秦野章回忆，去了三次，但川端康成与自己之间基本上没有交流，秦野章察觉要让川端康成说“好”非常困难。

此前秦野章本人还根本不认识川端康成，他主动去找川端康成是为了利用川端的影响力为自己拉票。因为川端不动，秦野只好搬出更大人物。也就是说，两个人的结合，实际上是因为佐藤荣作、自民党在插手包办，否则这场“婚姻”不成。

佐藤荣作的妻子佐藤宽子在《佐藤宽子的宰相夫人秘录》（朝日文库）一书中，是这样回忆她本人如何为了秦野章而参与游说川端康成的。

“有关对川端先生的回忆，令我终身最难忘的一件事，无论如何应该是1971年4月东京都知事选举前后的一件事。还有就是与先生简短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从中感觉到他对中国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执着，本人深受感动。

在东京都知事选举时，就有关请求川端先生为秦野章站台之事，我愿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毫无保留地加以披露。

1971年3月的一个周六（1973年3月的第一个周六是3月6日），时任官房长官的保利茂来到首相官邸与我家主人（丈夫佐藤荣作）谈事，不久后老公叫我过去，进入了会客室之后，保利官房长官对我说：'夫人，是这么回事，一直想请川端先生为都知事竞选中的秦野站台，但是川端先生那一边总是犹豫不定，听说夫人与川端先生的私交不错，怎么样，想请您亲自出马去听听他本人的明确想法。’在保利茂身旁的老公立刻说：'你立刻去一次镰仓（川端家）’。我听了之后的第一反应是，这样的事川端先生会答应吗？首先涌上心头的，是难以置信的疑惑。

但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乘上了车就直奔位于镰仓的川端家。让我单独去见川端先生，内心总觉得有些忐忑，因此我决定走夫人路线，先找川端先生的夫人，通过夫人来打探川端先生的想法。

但不巧的是，川端先生的夫人得了感冒，在卧床休息，出来迎接我的是川端先生本人。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先生亲自为我泡茶，同时说'您从东京大老远的亲自来寒舍，想必有什么大事吧？’听到先生这么一问，我就干脆直话直说，'先生，我这次来实际上是为我老公当跑腿，想知道您为秦野桑站台竞选东京都知事一事是否定了？’

没想到先生此时的回答非常爽快，他说'我决定了干’，就得到这么简单的一个回答。此后话题一转，聊了一下天气什么的。

川端先生与秦野桑之间的交情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我清楚地记得川端先生的一句话，他说秦野先生的字写得很好。

川端先生在一篇名为《书》的文章中写道：'总有人来找我，让我为秦野站台，从秋天（1970年9月-1971年3月）到春天的半年时间里，我一直都很困惑、犹豫，一直都拒绝了。可就在五天前，终于说服了自己，下定决心出来干。’

我去川端家的时候，想必应该是在他下定决心之后。”

佐藤宽子的回忆比较奇怪，一方面要强调自己曾为老公佐藤荣作跑过腿，亲自前往镰仓找川端康成为秦野章站台；另一方面却同时表明其实这是川端先生自己的决定，也就是说，在自己不辞劳苦跑腿去找川端之时，得到的回答是“我已经定了”。她想说促川端下决心功不在自己，而在川端本人或另外有人。

二、被佐藤政府看孬的美浓部亮吉

如果说秦野章被佐藤荣作（1901-1975）看好是因为他非常听话，那么另外一个被佐藤荣作看孬的，就是因为他不听话。这个不听佐藤话，而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与首相官邸的唱腔不合调的，就是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美浓部亮吉（1904-1984）。他是“天皇机关说”的提出者、日本著名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的儿子，他于1967年、63岁时首次参加东京都知事竞选，胜选后辞去东京教育大学经济学教授职位走马上任。从1967开始首任之后，他后来两次再竞选成功，连任三届东京都知事直到1979年，共计出任东京都知事十二年。

部亮吉192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1932到1934年去德国留学，回国后任法政大学经济学教授。1938年2月被军国主义政府逮捕入狱，入狱后检察机关称如果你同意去中国东北，那么就可以免去牢狱之灾，但遭到他的恩师大内兵卫的严词拒绝，他也因此拒绝，情愿在日本坐牢。

1939年8月被保释出狱，直到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工作。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干过新闻记者、国家官僚，直到1959年才重返大学，出任东京教育大学的专任教授，1967年2月，在社会党及共产党的强力劝说下，他参与竞选都知事，当时两党推荐部亮吉的指向明确，就是针对首相佐藤荣作。

美浓部出身名门，父子两代人都有反抗军国主义政府，遭受军国主义迫害的经历。均毕业于东京大学，而且部亮吉本人也是专业人士，战后在日本政府部门一直从事统计方面的工作，对管理决策必须有科学依据有深刻的认识及经验。他同时还是经济问题的评论员，经常上电视，在老百姓中的认知度很高。无论资历还是经历，能与自民党总裁佐藤荣作抗衡的，可以说非他莫属。

日本战败投降前，中央对地方有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方法是中央通过内务省向地方派遣知事、各岗位高官。战败投降后，GHQ认为内务省是日本的盖世太保，是法西斯组织，严令解散，内务省不得不于1947年底解散，与此同时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来自当地民选，他们只对当地选民负责。但公检法高官从中央派遣到地方这一点被吉田茂保留，这也是日本保守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

民选的美浓部亮吉上任之后，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立刻让佐藤荣作不满。首先，他明确表明，依据日本新宪法，国家实行的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体的长官来自民选，因此他只对东京都的选民负责。好似部亮吉的父亲部达吉简明易懂地提出过“天皇机关说”，部达吉说天皇仅是日本国的一个机关，同样，部亮吉主张东京都不是日本政府的一个机关。也就是说，永田町在东京都里，而东京都不可能存在于永田町中，东京都是个自治体，自治体不容国家指手画脚。与永田町搞密室政治不同，他推行亲民政治，公开透明政治。

其次，他反对天皇制，坚持和平宪法，反对美军基地，反对核武器。

再次，他以扶持弱者为执政目标。反对歧视，维护弱者的基本人权，他要为日本从下级老百姓到在日外国人争取平等权利。

对于他的当选，无论他本人还是其他许多人，都说部亮吉是一个“空降到敌方大本营中的空降兵”（东京都副知事船桥俊通语《人间 美浓部亮吉》里布鲁出版社 1987 东京 第158、9页）。由此可见，众人把部亮吉当选东京都知事看成为深入敌后的作战勇士。

在日本首相的眼皮底下，竟然有这样一个不听话的、跟首相唱对台戏的自治体最高领导人，而且东京都的一举一动都会波及影响到全日本的地方自治体，对首相来说，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京都是其他地方自治体的风向标，地方自治体事事都会以皇城的作为为参照对象，你首相连自己身边都搞不定，那就更不要想插手远离东京的地方事务。也正是因为如此，佐藤荣作以及自民党才愿意花大钱，花大气力，决心要把自己看孬的东京都知事搬开。日本国的首相并非来自民选，民选只能选举地方的国会议员，而在国会中占过半席位的政党总裁才能成为首相，这是日本政治的一个特点。

在1971年面临换届之时，美浓部亮吉要争取下一个任期。这次他受到日本社会党、公明党、共产党、人民党，四党联合推荐。1971年自民党推荐的秦野章竞选落败，1975年部亮吉再次战胜了自民党推荐的石原慎太郎，直到1979年他75岁竞选第四届连任时才落败，此后部亮吉当选参议院议员。

依照东京都的选举规定，1971年3月17日正式公布竞选人名单，此后有25天时间供竞选者公开到东京都各个角落宣传自己的竞选纲领，呼吁投票者投自己一票。4月11日投票结果公布，美浓部亮吉高票胜出。

部亮吉的另外一个优势在于，他已经在第一个任期内让东京都的选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他主政下的业绩，而他的竞争对手秦野章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后者即便有自民党、财阀出钱出力，但资本并不能轻易地俘虏民心，连秦野章自己都说，“那25天主要是对选民说我是秦野章，我来了，请关照。”他宣传的施政方针仅停留在蓝图阶段，并非是让投票的选民亲身体会并感知获得的实在好处。

三、川端康成为秦野章站台

1971年3月17日开始进行为期二十五天的拉选票活动，这意味着作为后援团长也必须在这二十五天中要马不停蹄地辛苦工作。作为后援团团长，川端康成必须出现在秦野章的宣传车上，要到处为秦野章摇旗呐喊。秦野章出生于1911年，1972年刚好61岁，仍在年富力强阶段。此时川端康成已是72岁高龄的古稀老人，两者相比较，可以想象川端康成之辛劳。

1971年4月21日的《每日新闻》上，刊载了川端本人的一篇文章，该文章题为《东京都知事选举记》，文章比较长，仅将其中与他下决心为秦野站台一段译出。

“自去年秋天开始，也就是投票日半年多之前，就有多人、多次请求我帮秦野竞选。但是我一直拒绝，感觉迷惑、困惑。我甚至连只借用一下我名义这样的要求也没答应。只署一个名就完事，这些年来这种只签一个名字就完事的署名活动我一概拒绝。值得干、应该干的事情太多，但仅靠让每个签名者署名就表示支持或反对，这就表明该活动已经落入了当今所谓'文化人’的常套中，所谓不麻烦你什么，仅仅只要你署一个名，这种借名的署名我一概回避。”

“这次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与众不同，虽然说东京都的知事只有一个人，但不管是秦野还是美浓部，他们的工作不应局限在大东京的都政上，而应考虑到是会给全关东、全日本乃至亚洲（包括中共）、全世界带来改变的大事。我犹豫，迷茫，后来认定秦野比美浓部更为出色，在我下定决心支持秦野之前，的确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2月25日，在一家百货店里举办了秦野的演讲会，我也到现场讲了话，但即便到了那时，我也仍未决定是否为秦野站台。

我下定决心为秦野站台实际上是在告示日之后的的3月21日。某报纸说佐藤首相、田中（角荣）干事长说动了我，这些传闻都不属实。首先，在22号之前，我不曾与田中干事长见过面，其次，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信函或电话。至于面见总理，那是在上一年的十一月（1970年）的事。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后，我曾亲自去官邸见了首相一次。但这次是为修建日本古典文学中心之事，我去是为了讨要经费。这次是许多人一起去的，其间与首相聊到了三岛由纪夫，同时首相也简单地提了一句为秦野站台之事，但我当场回绝了。后来福田赳夫大藏大臣单刀直入地问我定了吗？我再次回答还没有定。保利官房长官也曾多次对我提起三岛之死。离开首相官邸后，在官邸常驻的各路记者立刻追上来不停地问，是否聊了三岛由纪夫，我觉得他们烦，因此我对他们说'没有’。”

川端康成这篇发表于秦野章落选之后的文章，至少透露出这样几个信息。首先，无论记者还是日本民众，都知道三岛与川端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知道三岛与佐藤荣作、保利茂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想知道最高领导人佐藤等人对此事的态度。其次，川端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上自首相，下到官房长官、大藏大臣等，都曾经作为说客为秦野之事找过他，但他直到1971年3月21日才最终答应。再次，他把东京都知事去留看成是事关地球命运的大事，尽管有夸大之嫌，但仍让人感觉许多说客一定是这样对川端吹风的。

川端说为修建古典文学馆的经费问题找首相，那么首相肯定会让大藏大臣具体经办，不能排除福田赳夫可以单刀直入对川端康成谈为秦野站台之事时，已将川端帮秦野站台之事与拨款联系在一起的可能。也就是说，如果首相、官房长官、大藏大臣都出面求你当秦野章后援团的团长而你又不答应，那么拨款之事我们也可以不同意。川端很可能把这事当成一次交易。

福田赳夫曾批评70年代的日本是“昭和的元禄”，也就是说，这时的日本民众只顾消费，对国家的安危毫无担忧，只有他这样的一小部分人是真正为国家未来考虑的人。

四、川端康成与三岛由纪夫

1946年，刚入大学不久的三岛由纪夫经《文艺》编辑野田宇太郎的介绍结识了川端康成，此时川端47岁，而三岛由纪夫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日本文坛有前辈体提携后辈的传统，夏目漱石门下有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菊池宽提携了川端康成、横光利一等，战后，川端康成作为没有协助过战争的干净作家，他把提携新人看作是自己的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经常帮助三岛由纪夫。1957年三岛由纪夫去了美国半年多，这是他第二次出国，但这次出国对他后来的影响很大。在日本，三岛由纪夫有一个习惯，见了人就喜欢发出引入注目的笑声，尤其喜欢在人多的时候大声自我介绍“我是三岛”。自五十年代中期三岛成名之后，三岛由纪夫被称为日本文坛中的莫扎特，日本的海明威，他对这样的赞美很享受，时时、处处想让人知道自己是文坛上的新星，天才作家。可他到了美国才发现，原来自己什么都不是。美国没人把日本的小说当回事，当然更不会把一个小说家当啥。三岛开始为“日本作家”与“日本的作家”之事纠结，他想死了要拿诺贝尔文学奖，战败后的日本上下最渴望重返国际社会，而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那就意味着或等同于获得了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入场券，发达国家认可日本可以与自己平起平坐。1964年东京举办了首次在亚洲举办的奥运会，三岛由纪夫出任电视评论员，但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试验成功原子弹，日本内部乱了套，池田勇人下台，佐藤荣作上台，上台之后，就把中国视为日本的头号威胁。佐藤荣作要强化对美关系，遏制中国。福田赳夫也是在这时提出了他的“昭和元禄”说。1966年之后，三岛由纪夫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许多文艺界的朋友都开始先后疏远他，只有川端没有抛弃他。此时开始其实三岛也写不出什么受欢迎的作品了，他一门心思扑在“忧国”上。他担心日本的安全，日本的左翼、右翼，在反美的问题上总能达成一致。

川端与三岛由纪夫是文人中的先辈与后辈，但川端在1972年4月16日自杀，有人说是受三岛的自杀的刺激，也有人说两个人都受日本死亡美学的影响，还有人说是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因为年纪大、过去的积累以及文学灵感已经被耗干，苦于写不出新作品而异常苦闷等等，总之，很少有人将他的自杀与他深深卷入政治联系起来。本人认为，三岛与川端之自杀，都是因为深深地卷入了政治，不同之处在于，川端在卷入秦野章竞选东京都知事失败之后，发现国际形势大变，远非自己先前强调的、鼓吹的那么一回事，他深感羞愧，愤然自杀。而为三岛自杀、川端自杀找其他理由的，都是为了掩盖文人卷入政治。三岛由纪夫是卷入了政治不得不死，而川端康成则是发现自己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清白名声被毁，悔不当初而自杀。

川端康成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是《雪国》《千羽鹤》（1952）《古都》（1962）。在《雪国》中，川端用岛村与驹子之间的关系影射日本与中国、昭和天皇与傀儡溥仪，其中的关键词就是“徒劳”。在军国主义横行的时代，川端那么困难都没有向任何权贵折腰，但在战后功成名就的和平时代，他竟然与保守政府打得火热。当他看到三岛之徒劳、日本领导人之徒劳，自己之徒劳之后，他感觉无脸见人，不如一死了之。

五、让川端康成蒙羞的关键词“中共”

日本人介绍自己国民性的一个关键词是“岛国根性”，也就是说，日本人生活在岛国，受岛国封闭环境的影响，他们心眼小，对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容易过度解读，缺乏大陆民族的那种坦然与从容。

明治之后，日本对外扩张的欲火再次被点燃，看到吞并琉球成功，接着就瞄准朝鲜，再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直至整个太平洋。日本战败投降后，死抱美国，即是现实又是无奈。在日本看来，美国是世界一等强国，不但日本的资金、市场、技术要依赖美国，甚至日本的贸易立国，从海上运原材料进、运日本货出，这些事都要依赖美国，因此要死抱美国。哪怕牺牲了部分自我，甚至与周边国家交恶，日本也在所不惜，认为利大于弊。直到现在，中国在日本人眼里依然是一个穷国，可中国在那么穷的年代，上个世纪60、70、80年代，也实验成功了原子弹、氢弹，并一次又一次地把卫星送上了天。

日本社会等级森严，在这个集团中生活的个人，最怕自己跌落，别人上升，他们把这种想法同样贯穿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在科技与国防上每迈进一步，都会让日本焦虑，而这种焦虑，不能不说与他们的“岛国根性”有关。日本人家家有彩电、空调、汽车、去外国花大钱旅游的时代，中国人也从未想过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你日本人碗里肉多、肉大你们独自享用好了，中国人不折腾，靠自己努力，同样能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中国人不会想鬼点子去破坏别人过上好日子。

日本领导人喜欢“自造国难”，把自己扮演成“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掌舵人，为了便于自己统治，让老百姓听话，故意夸大外来威胁。

1970年3月31日，日本发生了九名年轻劫机者劫持飞机飞往北朝鲜的““淀号”劫机事件”，这些人故意公开要去朝鲜的动机，说要去北朝鲜接受军事训练，将在秋天重返日本并举行武装起义，实际上日本的“左派”与激进的“赤军”，与中国、中共、北朝鲜，没有任何关系，可这些人却有意要让日本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们与共产圈有关系。另一方面，激进的右翼与政府联系十分密切，比如三岛由纪夫，他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官房长官保利茂关系密切，但后者在公开场合从来都是断然否定与三岛之间的关系。1970年极端左翼与右翼在反美问题上高度一致，这种共同追求连日本警察都觉得奇怪。

佐藤上台后，想方设法要激化共产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立，日本好乘机渔利。1971年7月中美同时发布公告称尼克松将访问中国。1971年底中国北京重返联合国，1972年2月21日到28日，尼克松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接连的组合拳把佐藤荣作打懵。

佐藤荣作当然不会甘心自己的一系列围堵失败，在尼克松访华期间，1972年2月19到28日，日本再闹出“浅间山庄”赤军事件。日本很是奇怪，尼克松来中国时日本闹；离开中国时日本收兵，日本闹自己的时候也不忘记强扯上中国、中共。劝诱年轻人投降的喊话竟然是“时代已经变了，美国总统与毛泽东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回家吧。”

这样的画面立刻传入日本乃至全世界的千家万户。时代变了，中美开始冰释，这些都没错，但毛主席什么时候交给了日本赤军什么任务？任务完成是什么意思？

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也是天上挂横幅，让所有人都看到天皇说军人是叛乱军。

川端康成最初因为“中共”存在而为秦野站台，但他没有想到国际形势变化的那么快，美国开始跟中国握手，挫败了佐藤荣作围堵中国，日本人常说“政治家们心脏超强”，而“心脏强”是说“脸皮厚”的意思，政治家可以“心脏强”，但川端康成还要脸，脸皮薄。

川端死后，那个想被佐藤荣作、秦野章、川端康成搞下台的、“左倾”的部亮吉，他先后访问了平壤、北京，此时他的行为反被誉为为了日本国家利益的壮举。

中国穷、日本富的时候，日本从心底里看不起中国，可当日本要求中国免除战争赔偿的时候，日本开始装穷，反让贫穷的中国拿出大国风度。看着吧，到了今年的6月22日、新一期为期十年的日美安保生效之后，国际形势又会发生新的变化。日本情愿给美国更多钱，同时去伤害那个免除了他们战争赔偿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