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活下去”的川端康成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花未眠》是一篇极耐咀嚼的文章。川端康成究竟在文中表达了怎样的情感？人们通常会注意到文中这样一句话：“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要活下去！’”便认为：“从一朵花想到人的生命，想到人生的璀璨，具有强烈的珍爱生命的意识。”（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但综观作者一生的思想及创作观念，笔者认为川端康成写作《花未眠》时，其身心浸润在孤独、忧郁的氛围中不得自拔，“选择死亡”的意识当更强烈。 　　首先，幼年的经历塑造了悲剧的人格，而这种悲剧人格愈至晚年愈现凸显。据日本文学研究专家叶涓渠统计，川端康成近1/3的作品是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川端康成的亲人在他年幼时接二连三的去世，尤其是目睹祖父孤独的死法的悲伤和丑陋，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他心底深深地烙上了孤独的影子，形成了最深层次的心理意识，这种意识与年俱增无法排遣，成为一种强烈的内在孤独，也就是日本文学评论家常说的“孤儿根性”。川端康成也乐于生活在这种孤儿感情世界里，苦苦咀嚼自己心灵上的创伤，他的许多作品，都是执着地从自己的世界里挖掘自己的伤感，以及难以排遣的忧郁的心绪。比如在《伊豆的舞女》第五章中，他写道：“我已经二十岁了，再三严格自省，自己的性格被孤儿的气质扭曲了，我忍受不了那种令人窒息的忧郁，才到伊豆来旅行的。”加之佛教禅宗的影响，使其形成推崇“轮回转世”的创作取向。他在《文学自传》中说：“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佛典是世界伟大的文学，我不把经典当作宗教的教义，而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在《故园》中说：“我是在强烈的佛教气氛下成长的。”禅宗幽玄的生死言谈与其世界观、人生观形成过程中紧密接触的太多死亡的共同作用，使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嗅到死亡的气息”（《临终的眼》），于是产生了一种对死亡的亲密感，更觉得生是在死的包围中，死就是生的延伸。因此他崇尚无，认为“生死不灭”，“人死灵魂不灭，生即死，死即生”，认为死是最高的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艺术的极致就是死亡，形成了以佛教无常美感为中心的典型的忧郁美、悲哀美。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奥斯特林授予他奖状词中也说：“川端先生热爱纤细的美，并且赞赏那种洋溢着悲哀情调的象征性的语言，用它表现自然的生命和人的宿命的存在。”从早期的作品《十六岁的日记》、《参加葬礼的名人》，到后期的《抒情歌》、《禽兽》、《临终的眼》等，他都把焦点放在了佛教“轮回转世”的中心思想上。“要活下去”的潜在语意正是他这种悲剧人格的自我暴露！ 　　其次，传统的死亡观促成了川端康成悲剧创作意识的形成，潜隐地表现的《花未眠》中。坦然地面对死亡，甚至于欣赏死亡，是日本民族的一个特性。日本人之所以把樱花作为他们的精神象征，一是因为樱花只有漫山遍野开放时才最美丽，这代表了他们那种团结的精神；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樱花花期非常短，在极尽声色的绽放之后就凋谢了。灿烂地死去，一直是日本人的理想。在今村昌平导演的戛纳获奖影片《楢山节考》中，死亡被表现的仁慈而神圣，阿玲婆在山上安然打坐，双手合十、神情肃穆地等待死亡的接引。日本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谈到日本人的生死观时指出：“自杀的主题，在日本文化有其特殊的重要性。”日本人之所以自杀率居高不下，除了日本人天性的脆弱和爱走极端之外，这种死亡观恐怕难辞其咎。这种对于死亡的观念有相当长远的延续性、传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它已渗透到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形成了特殊的民族心理素质。而日本传统的死亡观如同醇母，促成了川端康成审美意识的形成。川端康成十分欣赏自杀身亡的画家古贺香江的一句口头禅：“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这种对死亡的欣赏、向往，常常超越他的文学虚构，支配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要活下去”中，我们不是很明显地能感受到作者浓烈的“死亡”意识吗？ 　　时代的悲剧也深刻影响着作者的创作取向。要正确理解川端的情感，《花未眠》一文的写作时间特别值得留心：1950年5月，这正是日本战败的第5个年头。战败国的悲哀，民族的失败，国家的毁灭，使他苦闷、惆怅，产生了一种空漠感，一种对整个社会和人生的厌倦和伤感。在《独影自命》中他说：“这种哀伤彻身透骨。”“战后我感到自己好象死去一样。”“我感到自己的生涯也结束了，直到现在，我还不能从这种感觉中站起来。”1948年11月12日出席旁听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最后一天对日本战犯的宣判，在《东京法庭判决之日》中他写道：“目前日本的国情和世界的形势，不能从我的头脑中抹去，这是我忧郁的原因。”而《花未眠》第九节中所写的时间“去年岁暮”正是1949年11月，作者应广岛市的邀请，代表日本笔会参观原子弹轰炸受难地，归途中去取道京都的时节，至1950年4、5月间他再次访问广岛和长崎，目睹原子弹给人民带来的伤害，这一切又怎不使敏感的川端康成倍感身心憔悴？他的悲观厌世思想因此更加强烈了，生有何欢，死亦何惧呢？所以在《花未眠》第九节中他写道：很美的“日本色彩”的“黄昏天色”是“荒原寂寞村庄的黄昏天空上，泛起破碎而蓬乱的十字型云彩”，哪怕是一朵盛放的海棠花，在他眼中也“含有一种哀伤的美”。美在川端康成眼中就是这样一种以悲哀和静寂为底流的枯淡和素朴的美，一种寂寥和孤绝的美！战后，他反复强调：“我不相信现实的东西，我已经完全离开了近代小说的写实基础了。”（《哀怨》）。1950年的他，把死看作是一种极致的美，只有“临终的眼”才能映现自然的美，人生的孤独，生死的无常，使他的精神负担无比沉重，对死亡有一种归宿感。“人若能自己心甘情愿地进入长眠，即使可能是不幸，但肯定是平和的。”（《临终的眼》）而“要活下去”正是这种心绪的变相流露！ 　　死亡对于幼年的他是个阴影，挥之不去；对于50岁左右的他，是个黑洞，有无穷的引力；对于晚年的他，是个归宿，有极致的美。于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死亡，选择了在日本被看作是“摆脱困境的一种可以接受的，甚至是高尚的自杀身亡的办法”（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川端康成的一生都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但无庸置疑，1950年的川端康成的天平明显地倾向于死亡，之所以还能感到“要活下去”，在作者也只是由于那无法抵御的客观的“哀伤的美”，时时拨动着心中无时不在的绝望的幽灵；“要活下去”便只能成为作者将悲剧人格和欣赏死亡的审美观念与创作意识进行到底的代名词；在“要活下去”的潜台词里隐藏着深深的死亡的阴影。1950年的川端康成的天平是倾斜的，它深刻地倾向于死亡，在他的世界里始终萦绕着强烈而浓郁的“选择死亡”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