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东北军区司令部狭小的房间内，彭真、伍修权两人正在和一位日军战俘军官进行会谈，过程中这位日军战俘突然大胆地向他眼前的中国将军提出奇怪的请求——将伍修权腰间的勃朗宁手枪赠予自己！要知道，在这间密室内，一个日本人拿起手枪，将会让彭真、伍修权两人随时都有丢失生命的危险。更何况，这把精致小巧的手枪从长征时期就成了伍修权心爱的贴身之物，陪着自己在战场上拼杀多年，伍修权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可谁知，伍修权二话不说，当即和善地把腰间的手枪解下稳稳地递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连日本人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位将军有如此的气量。那么，我军为什么要如此友善地对待这位日军俘虏？这位日本人跟中国之间有什么奇特的故事吗？
要说清楚这一切，就得先从这位日本军官林弥一郎的经历开始说起。（一）日本精英航空队走投无路 我军抢先接收敌人受降
在中国东北老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内，上了岁数的老校友对林保毅这三个字可是十分熟悉。这位老教员的得意门生遍布新中国空军，许多鼎鼎大名的王牌飞行员出自他的亲手教诲。
不过林保毅这三个字只不过是一个日本人在中国取的汉名，他的真实日本名字叫做林弥一郎。出生于日本大阪地区，自小和六个兄妹过着孤苦贫寒的生活，缺少生计的他在军国主义思潮盛行的日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上军校从军的道路。在熊谷飞行军校学有所成后，他加入到侵华日军和太平洋战场上，为日本法西斯卖命，在华期间参与到轰炸中国军民的作战行动当中。手上沾满了鲜血的他因为累累军功而荣升一支飞行大队的队长职务，这支部队拥有四十多架战机，300余训练有素的队员，是日本空军中的一支精锐。
在1942年的桂林空战中，林弥一郎与美军战机在空中交火，机身中数十发弹而未坠毁，并得以全身而退至附近机场。1944年开始，林弥一郎所部被抽调到中国东北辽宁地区驻扎，等待着日本帝国的最后末日。
当苏联百万钢铁洪流席卷南下之际，几十万关东军瞬间成了瓮中之鳖。同时，以“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为方针的中共从全国各地抽调精干力量出关收复东北，国民党军也快速出动力求抢在我军面前接收完整日军装备。林弥一郎所部见大势已去，纷纷丢下战机自沈阳一路南窜，妄图躲过红军的包围堵截，逃出正义的制裁审判，从辽宁撤回朝鲜。
不过我军进展神速，先锋曾克林所部在辽宁本溪附近的山区成功将这伙敌人团团合围，同时国民党军也已赶到本溪附近。手上犯下累累罪行的林弥一郎所部几乎不抱有生还的希望，他们既害怕向苏联投降后被送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去过战俘生活，也害怕落到中国军民手中遭受惩戒，连日来惶惶不可终日。得知这伙日军的消息后，中共东北局领导对此颇为重视，马上组成了五名经验丰富人员的谈判小队前往该地和日军接触。日本人起初对谈判充满了怀疑和恐惧，他们中的不少人害怕丢掉武器沦为俘虏后会遭遇报复性的待遇，只不过考虑到附近还有数万日军侨民家眷的安危，只能极不情愿地派人和我军和谈。谈判的结果让日本人感到出乎意料，我军以远远高于盟军的待遇对待这些昔日的敌人，让日本人体面地进行投降。除了按照约定交出身上的火器弹药之外，我军竟然允许日军保留自己的武士刀，没有一位战士端着枪去逼迫日军，整个受降仪式处在一种平静的状态中，反倒让日本人觉得羞愧难当。（二）以德报怨 善待俘虏 伍修权慷慨赠送日军爱枪
二战结束后，法西斯战俘的死亡率普遍居高之下，在西方盟军关押德国战俘的莱茵大营中，粗略估算有70多万战俘死于此地，死亡率高达15%，至于西伯利亚地区的战俘营更不必多言。唯独在中国的日本战俘得到了几乎最人道的待遇，著名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军战俘病死率仅仅为4%，远远低于当时世界其他各国的战俘营。林弥一郎所部受降后，被安置在了附近的农户院落中居住，我军在物质上竭尽所能帮助他们。日本人喜欢吃大米，在那个农业技术落后兵荒马乱的年代，一向以玉米高粱为主食的我军硬是费劲心思筹集了为数不少的大米去给这些人。讽刺的是，伪满时期日军还禁止东北人食用大米，违者一律送交法办。安顿数日后，原本惊弓之鸟的日俘稍稍情绪稳定了下来，东北局书记彭真和参谋长伍修权两前面说过，林弥一郎是日空军中的精英，他所在的部队又是一支不可小视的空中力量，这对于极度缺乏空军的中共来说无疑于是相当迫切的。
当时我军手中已经缴获了相当可观的战机、配件，如果能从这支部队上学得战机操作使用经验，对今后与国民党军作战必然十分有利。彭真与伍修权两人希望能够亲自劝说这伙日俘，为我军即将筹备的空军学校将功赎罪。于是在1945年10月，沈阳的东北局总部内，林弥一郎等主要军官被邀请来和彭真、伍修权见面。这次谈话，我军开门见山，直接向对方提出帮忙筹建航空学校的要求，我方承诺，只要日俘能够尽心为新学校建设出力，那么等到时机合适所有日俘都能安全返回国内。当然不是，林弥一郎并非不识好歹，而是深感培训飞行员一事责任重大，与普通军事训练不同，飞行员的培训难度高、安全事故易发，一不小心就是机毁人亡（后来航校训练中就有日方人员发生生命事故）。同时自己及部下皆是残兵败将，能不能指挥得动共军官兵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他必须确保自己能够得到我军高度的信任，事关重大，他还向彭、伍两人请求回去同手下商量一下。在这番会谈过程中，或许是为了测试我军的诚意，现场突然就出现了开头的那意外一幕。出于安全考虑，任何人都不会将枪械交到战俘手中，谁也无法保证眼前的林弥一郎会不会蓄意抱着玉碎的狂念做出开枪射杀我军的举动。但出身枪林弹雨多年的伍修权竟一点也不为所惧，他二话不说，果断地掏出腰间心爱的手枪递到林弥一郎手中。既然我军想从日俘手里完整学到他们的空战技术经验，那么首先就要付出足够的信任，只有让对方感受到我方的诚意，日俘才会放心地做一个师傅传授技艺。林弥一郎事后对此回忆称：对方是那样高大，胸怀那样坦荡，而自己却显得渺小而狭隘。伍修权的手枪收到了意料之中的效果，回去之后的林弥一郎将会谈中发生的一切从头到尾地讲给了部下，很快300多人中除了30余人不通晓战机而提前回国外，剩下的人员通通加入到新航校的建设中。
（三）日本人为中国空军悉心培养王牌飞行员
1946年3月，中共第一所空军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挂牌成立。林弥一郎及其部下担任了主任教官这样的重要核心岗位。这一时期国共双方正在东北大打出手，通化附近靠近前线，为求安全而不得不将基地数次转移，条件颇为艰苦。最让林弥一郎感到困难的是，他手下的学生不少和自己这些部下有着血海深仇，彼此之间有着很深的隔阂，并且多数学生文化水平不高，教学难度大，怎么让学生能够服从教官的指挥是一个摆在他面前不得不解决的难题。为此林弥一郎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傻瓜式”实物操作，以最简单易懂的实物模型向学员深入浅出地演示深奥难懂的飞行原理，从肢体躯干到香烟木棒都成了老师们的教学工具。十年的时间内，从这所学校走出的一批批学员成为了新中国空军的精华骨干力量。刘玉堤：抗美援朝战场上击落击伤8架敌机，王牌飞行员，解放军空军中将张积慧：击落美王牌飞行员戴维斯，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
这些如雷贯耳的我军精英都是林弥一郎手把手教导出来的。据统计，从这所学校毕业的120多名飞行员中就有23人驾驶着战机在开国大典上天安门上空翱翔，成材率可见一斑。抗美援朝结束以后，中日关系逐渐缓和，中国空军骨干已经成长了起来，林弥一郎等人回国的时机也逐渐成熟。从1954年开始，第一批日本教官开始回国，林弥一郎本人则是在1956年完成了他的教学使命，踏上归乡之路。留用日俘日侨 加速解放战争胜利进程
抗战结束后，100多万日本人未能来得及逃回国内而留在了中国东北境内。
他们中有的是在伪满时期受日本法西斯宣传而来掠夺殖民东北土地的开拓团成员，有的是被俘虏的骄兵悍将，有的是军工、医疗的技术骨干，如何对待这拨人成了我军接收东北工作的重中之重。当时的东北战场初期，国民党军队不乏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在内的一众王牌部队，战斗力异常强悍。反观我军无论是武器质量还是后勤补给远远不能和敌人相比，不但缺少雄厚的军工产业链，连医疗条件也较为落后，在寒冷的东北作战必然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
据统计，包括林弥一郎在内的不少日俘加入到了东北我军各部门当中，其中医疗卫生部门人数最多，达7200人，军工部门2000人，军需部门900人。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大连的建新公司生产的军火炮弹为解放战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粟裕誉为“淮海战场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炮弹厂”。而实际上这家军工厂雇用了多达300余名日籍技术骨干，在多部门中担任直接负责人，为解放战争胜利出力不小。结语
林弥一郎归国后，以推动中日和平友好、反思战争为己任，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党我军做宣传。
他生前曾忧心忡忡地说到，现在日本虽然迈入了发达经济体，但对战争并没有彻底的反思，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右翼分子准备为军国主义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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