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利心宽｜契约中的凤仪坊

笔者《一张老照片里桐渠》及《原来东门大街也是在城墙内》两篇文章发表后，对于文中的观点，没有多少人赞同，这是正常现象。要想改变一个人的观点是非常困难的，何况专家的观点在一些人心里已根深蒂固。可有人私下里议论笔者在“鬼扯”，传到笔者耳中，让人感觉很不是滋味，毕竟多年从事刑事审判工作，从进法院工作的第一天起，所受的职业教育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笔者不会也没有资格“鬼扯”，即使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也不会像桐城一些文史专家们担心的那样“谬以千里”“误导他人”，笔者只不过将证据晒出来，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与读者商榷，以便于求教方家。

张起元，据桐中纪念建校九十周年所编的《勉成国器》编年史载：“第九学年，正月学堂总理马其昶辞职，公举光升（光明甫）任监督，未就职，以学监张起元代行校长职务”。这张宅是不是文章典籍中记载的桐溪书院，尚没有找到证据；但有了此信息，弄清了现在居住在桐城市龙眠街道办事处东关居委会第二大组石家与张家的关系之后，没想到得到的结果，是进一步验证了笔者所写《桂林方始居地原来在这里》的判断。

反正有一些人认为笔者是在“鬼扯”，索性再“鬼扯”一次吧。在征得桐陂赵氏修谱总撰稿人赵先生同意的情况下，公布一下赵氏宗祠与石民公祠【徐宗亮为祭祀徐丰玉而建的公祠】互换的《契约》。   

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结合现在东门大街上人的口口相传，原来签名人中不少是私立培文书院校董的后人，与桐中有校产纠纷，用李光炯的话是“豪绅在校产问题纠缠不休”。这一纠纷在方琛传略上有记载“1920年春，主持桐中工作时……校舍外东北隅，有一片地基，西与姚姓人家毗连，有人误卖与姚家，方琛经多方协商交涉，划清界限归校方执业”。该契约可以说是解决桐中校产纠纷诸多文书中的一份。赵氏合族首事者赵国琛，笔者经查阅谱牒，得知该人也是清末民国初期的风云人物，一直在冀北、燕赵之地为官，因时局动荡，辞官回原籍归隐，他这一举措为解决这一纠纷提供了契机。

提醒桐城的文史专家们，签名人中出现姚叔节【姚永概】。经考证，姚叔节是作为关系人在这份契约上签名的，说明当年姚叔节也是居住在桐城县东门小桥街这地方。桐中宿舍即是桐中校史中记载的“旧考棚”的一部分，地址为“东门小桥街”第十号，也就是后来的“汪家试馆”，它在姚家西隔壁，这份契约佐证了“1987年，桐城县政协副主席姚伯将是依据姚家有在门前栽两棵白果树习俗在桐城县家具厂内找到中共桐城县委早期驻地汪家试馆”的说法，同时也回答了笔者所写的《桐中鲜为人知的人和事》中提出的疑问，为什么1929年桐中同学录中许多疑似中共党员的学生将通讯地址写为东门外的'吴义发堂号’和'程恒昌堂号’的原因了。宿舍的东边，即是姚家，该屋1955年被一陈姓女子登记，据说该女子是姚佐唐的亲属。

这张契约，已经给桐城文史专家研究桐中历史、凤仪坊所在地提供了准确信息，从中也可以窥视桐城城区的历史变迁……但愿桐城通过这张契约能找出真正的凤仪坊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