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2年的港股跌幅,看起来不如1929-1932年的美股跌幅那样大。但多个小概率事件同时发生所导致的投资信心丧失程度,有可能相似(4倍5倍市盈率的小盘股比比皆是)。拉长时间对比一下:
1932年道琼斯最低40多点,跟1917年底的70多点比,跌了44%,但1932年美国GDP在衰退后也有595亿,跟十五年前的597亿比起来其实差不多。差的只是投资者信心。
而2022年恒生指数背后的中国GDP,跟2007年的3.5万亿美元比起来,估计已经增长了400%多,但恒指在这十五年里,也跌了34%,差的同样是投资者信心。
站在1932年这个时点看,如果你曾经在1929年以为股票是长期回报最高的资产,那肯定是一个令人追悔莫及的误判。你会觉得,要是三年前买的不是股票而是国债,那该多好。。。但站在真正的长时间维度,比如到2006年来看,你的判断其实一点也没错,这期间股票资产累积有1000多倍的回报(含红利再投),依然是回报最高的。远远超过同期的债券~后者只有70多倍。
股票是长期回报最高的资产,这是它背后的经济组织不断创造价值决定的。人们对投资股票信心的高与低,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个事实。当然,如果在1932年人们的投资信心丧失殆尽,特别后悔买了股票而不是债券的时候买入,以投资小盘股组合为例,到2006年底回报会有十五万九千倍。。。
以大类资产的长期回报为标准,1929年的市场和1932年的市场都是无效的。股票都被低估了(差别只是1932年被低估得更利害)。这种低估已经被证明无法用波动差之类的风险指标差异来解释。
但以用户心理需求为标准,二者有可能都是有效的~股票资产面对模糊厌恶,频繁评估等等心理规律时,跟债券黄金比起来处于显著的劣势。只有1929年之类牛市中体验到的聪明,成就,社交追捧。。。才能部份抵消。1932年熊市中体验到的则是怀疑,焦虑,悔恨。。。二者的落差导致了巨大的差价~生意回报一定程度可以计算,人们愿意为自己的人生体验付多少差价,难以计算。
在最好的历史机会来临时,人们对股票的厌恶刚好达到顶峰。大卫斯文森观察到的这个现像,背后的道理在于:如果人们的投资是基于最直观的统计,那么在某种资产被统计出三年,五年,十五年。。。总是负回报的时候,大家怎么能不担忧未来的十五年,不怀疑,焦虑,悔恨呢?
有人说投资就是要逆人性。我个人觉得,如果真是这样,如果需要放弃普通的人性,放弃人生的快乐,把自己打造成一尊天天受苦受难的神,才能把投资做好,那这样的投资我宁愿不做。
幸好,我们真正需要在投资中放弃的不是人性,只是一点墨守成规的做法~只要我们多跨一步,穿透统计数据去看背后的因果关系,用物理学的第一性原理去找到回报的真正源泉,就很容易发现,直观的统计数据有可能让我们陷入误区:
一个每年能产出一万吨木材的种植园,如果比一万吨木材更便宜,我们买哪个更划算?从因果关系出发,这是一件根本不需要考虑的事情。但统计数据很可能会告诉我们,应该把资产配置到后者上~因为过去十五年后者价格上涨了两倍多,前者价格下跌(主要是市盈率从二十几倍降到了几倍),配置后者不但能分散风险,还能“提高收益率”。。。
按这种看统计做投资的方式,去年最应该加大配置比例的是各种虚拟币(这已经不是一个笑话,而是很多资管机构用投资人的钱实际做了的事情)。。。
事实上,正如我们的风控@牧酒 所说,真正的风险来自于没有穿透到最底层,没有搞清楚钱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统计数据不会告诉我们,可靠的生意不断产生的钱,和流行一时的自发庞氏游戏产生的钱,对长期回报而言有什么区别。但从因果关系上看,二者的差异是本质上的:
后者是跌了就没有了。前者是跌得越多,赚得越多~如果我们的投资只是基于统计,那就有可能是建立在后者基础上的,在这种思维背景下,我们在最好的股票投资机会来临时,刚好最厌恶股票才正常(单看统计在1932年体验还很好只能是有病)。如果我们的投资是基于统计背后的因果关系,根植于前者。那多半会发现,1932年的好机会其实更多。
只不过,一旦我们开始寻找因果关系,就需要深入到真实的生意世界中去。这里充满挑战。赚钱看上去变得不再是轻松敲敲键盘就能解决的事,越来越难了。但我们投资人生中的焦虑越来越少,快乐越来越多了。前一阵我的美女同事@秋瑞8 教育我说:“投资没有十全十美,只有在不断学习中去尽善尽美”。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道理。
所以,如果你在2022年发现自己的5倍市盈率港股从股价来看浮亏不少,那有可能跟1932年浮亏的5倍市盈率美股一样,长期而言都只是走在高回报的路上。但前提是:你的生意组合未来能长期赚钱~看统计数据并不是投资的要点。要点是:搞清楚数据背后的因果关系,开心赚钱,快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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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03-统计数据和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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