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总体，其内部的具体构成部分是互相影―，伦琿思想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当然不能例外。统观古代中国、印度、欧洲的情况,不难发现各自的伦理思想对其文学理论具有明显的影响。而且，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别这种影又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因此作为意识形态的伦理思想，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职能。

中印欧三方的古代伦理观差距

中国、印度、欧洲的圣哲们之所以主张设立种种伦理规范和宗教清规戒律，其目的首先是人欲泛澹，通过对欲望的规范，来节人与人之关系，调节社会关系，以便人际关系和谐，天下安宁，乃至从“仁义”、“道德”“八戒”“禅定'’等等伦理修养中获得道德上、精神上的满足这就是伦理学的根本立足点。

中、印、欧的伦理观的差异，或者说中、印、欧伦理观的民族特征，也正体现在这一根本点上即对欲望所规范的程度及其目的上。就中、印、欧（古希腊罗马）三方相比较而言，中国圣哲对欲望的态度是：在满足最趣的需求的前提下，尽量克制欲望，其目的着眼于社会安定，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伦理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古希腊罗乌的圣哲们对欲望的态度则较为宽容，既反对过分纵欲，也反对过分禁欲，其目的主要着眼于个人康泰，不过，古希腊罗马与中国相比较，就显得对欲望放纵了一些。古罗马后期基督教兴起后，欧洲开始走向以宗教来世为目的的禁欲的极端，文艺复兴又从禁欲的极端“矫枉过正”，走向了提倡现世纵欲的另一端，在纵欲的两极上摇摆，这是欧洲伦理观的一大特征。

印度的伦理观则是讲纵欲与禁欲这两个相反的东西奇妙地合在一起，以达到“解脱”的目的。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印、欧的文学理论下面分别详论之。时下学界有人认为，西方文化是所谓“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

中国伦理观念的内涵

中国的“乐”，其核心正是“非乐”。就先秦而言，无论傷、道、法等各家各派，基本上都是“非乐”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角度有异而已。道家的“非乐”是很激烈的，老子在“五色令人目肓，五音令人耳穿之后接着说：“五味令人口爽；驰教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老庄认为，世间一切罪恶，都产生于欲，因此，要想天下安宁，就只有一个办法一“无欲”，“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魏’而民朴鄭；掊斗折衡，而民不争”。因此老子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主张“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显然，老庄的“非乐”，根本原厍在于提倡“无欲”，其目的在于使民不争不斗，达到“小国寡民”、天下安宁之治。这种“归真返朴”思想，代表了老庄的伦理观。

墨子则专门写了《非乐》，对“乐”大加攻击。墨子“非乐”，主要是反对王公贵族们奢侈浪费，过分纵欲，“夫奢安可穷哉？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囊，濉琢刻镂，锦秀被堂，金玉珍讳，妇女优娟，钟鼓管弦，流搜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非惟锦绣缔：之用邪？”韩非也持这种观点，认为文章奢侈则失国。在这个问题上，倕家或许要稍微宽容一些，孔子、

孟子倡礼乐，荀子曾反驳墨子的“非乐”。不过，他们提倡礼乐，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主张放歌纵酒的享乐，恰恰相反，他们是要利用礼乐来节制人们的欲望，用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可见，作乐的目的在于制欲”，而不是“纵欲”。

“是故先王制礼作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从以上极简略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先秦诸子的一个共同点，即皆基本持一种否定的观点，而主张克制欲望，主张“无欲”“忘欲”“寡欲”“制欲”“节欲”。最终指向的是政治目的，即国家的治理、天下的安宁。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老、庄主张“绝圣弃智”返本归真，见素抱朴墨子主张“节用”、“兼爱”、“修身”韩非主张以法禁奢侈，豔文学；孔子、孟子、荀子则主张以礼乐制欲，以便达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儒家伦理观，正是以“制欲”为基本出发点的。

孔子的“仁”，就是以“克己”为根本，“克己复礼为仁”。孔子所描述的克己的典范是弟子顔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不过，孔子的“克己”，并非是为了“无欲”，而是企图将人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伦理规范之中。

孔子深知，人们本能欲望是不可能完全遏止的，对这一点，孔子曾慨叹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实际上认识到了本能欲望与社会规范的矛盾：人的本性是“好色”的，孔子却希望人们去“好德”；人的本能欲望是要享乐的孔子却要人们“非礼无动”。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假如禁止人们去享受，就势必与人们的本能欲望发生冲突，这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宁，同时也是行不通的，但是，假如放纵人的欲望，那么必然人人都去色”而不“好德”了，那天下岂不是也要大乱？

孔子的办法就是既让人的情欲流霣，但又不让它任意乱流，而是因势利导，将人之情欲导向僑家的伦理规范，使它沿着一定的轨道运动，以此来调和人欲与社会秩序的矛盾，调节人与人之关系，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塊界。制礼作乐，正是为了陶冶人的性灵，规范人的行为，使其温柔敦厚；不怨不争，这样天下就安宁了。

所谓“礼”，是外在的规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等级制度伦理品节。而仅仅有外在的束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内在心灵的束缚，而“乐”就具有这种功能，所谓“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请也”。显然，儒家的伦理道德，不仅仅强调外在的礼义規范，而且更重视内在心灵的陴冶，注重内心的自省，以便从自省之中，发现“仁”，发现“放心”“善性—，从修身”中去自觉遵守和维护僑家伦理道德，这一招是晕有效的。

如果说荀子的“性恶论”强调的是外在礼义规范的话，那么孟子的“性善论”，正是侧重于内在的导引。孟子主张闭门思过，从“寡欲养心”之中，去求其“放心”，或者说去发现失落了的良心善性“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时这样，就将外在的规范转化成了内在的自觉，这一点对中国民族人格塑造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儒伦理道德之所以统治中华数千年之久，其理论的成功确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先秦诸子的“无欲”、“制欲”、“寡欲”的伦理观，对中国文学理论产生了某种决定性的影昧先秦诸子尽管在文艺观上各执一说，甚至互相攻击，但却有奢个基本的共同点，即主张文采的朴素淡雅。主张“无欲”，力倡反朴归真的老、庄，向往的是那纯真估淡而素朴的美，认为素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主张“制欲”，提倡礼乐文饰的儒家，也同样主张素雅之美。孔子“恶紫之夺朱”，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反对色彩太浓艳情感太强烈之作，提倡“文质彬彬，“辞达而已。”

至于墨子的“先质后文”，韩非的“买椟还珠”，皆体现了一种对质朴平淡、自—真文采的向往。先秦诸子的这种共同倾向，是与他们对欲望大体相同的看法分不开的。同时，这种审想，又对后世文学艺术及文学理论产生了较大影电例如，对“芙蓉出水”的主张，“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怕”的慨叹，“洗尽铅华，卓尔名贵”的水墨画，冲淡自然清新萧散的神韵意境。

中华艺术的品格，正于个中充分显现如果说中国文人企图在文学艺术中节制情感，在不淫不哀之中获得伦理心态的平衡，那么古希腊文人则乐意在文学艺术中宣泄怙感，在狂欢醉舞中求得心灵的享受和舒畅；如果说中国诗人在玄远空灵、平淡自然的文采中释躁平矜，那么西方诗人则乐意在浓郁迷狂、堂皇华丽的艺术形式中饱享美的。西方哲人们所推崇的，不是质朴清淡、惜墨如金的平淡自然之美，而是华丽绮靡、浓墨重彩的渲染；不是玄远空灵的神韵性灵，而是“惊奇”

“突转”的崇商美和“恐惧”、“怜惋”的悲剧美；不是尚简尚拙，而是宏大壮面的史诗是“”，是尽情宣泄的悲剧，……中西审美理想的这种差异，其根柢在何处？显然，这与中西方对欲望的不同看法密切相关。尽管古希腊哲人们也主张克制欲望，但是这种克制与中国的“制欲”与“无欲是大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