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共临时
中央迁入
苏区后至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共临时中央是否与苏区中央
局合并并改称中共中央局，在一些权威性的党史书刊上有不同记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的年谱均认为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约在6月改称中共中央局。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则称：“中共中央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原苏区中央局未宣布撤销。对下行文仍用“中央局”、“苏区中央局”或“中共中央局”。一直到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建立苏区中央分局，苏区中央局即不存在”。
《党的文献》2001年第6期刊载史纪辛、殷子贤《关于苏区的“中共中央局”署名考》，详细论述中共中央局应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简称，不是另设机构，中共中央与苏区中央局无论是否合并或任何形式的合署，从发文者上看均各自履行其职责。
一、中共临时中央何时迁入中央苏区
要研究当年中央文电及党报党刊署名单位必须弄清中共临时中央究竟何时迁入苏区，综合张闻天《1943年整风笔记》及陈云自传和陈云在其他场合的回忆，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9人中只有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进入苏区。
刘少奇是第一批，张闻天是第二批，博古、陈云是第三批。张闻天回忆他于1932年底离沪，次年1月中旬到瑞金。到后不久博古、陈云也到了。
陈云回忆：他与博古1月17日离沪，1月下旬到瑞金，两人回忆相符。《张闻天传》称张闻天到苏区后将苏区中央局原出版的《实话》、《党的建设》合并为《斗争》，2月4日出版第1期。
同一天，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1月27日拟就的《特别通知》，称该报将改为“党、团、政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
经查《斗争》及《红色中华》解放后的影印版，与上述记载相符。可见1月27日前张闻天已在瑞金工作。
此外，只有博古到达瑞金后才能作出的批判罗明路线的《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是2月15日苏区中央局通过的。这也说明，在此之前，博古、陈云早已到达瑞金。
现在《周恩来传》称：“在1933年1月17日（临时中央）决定迁来中央苏区。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
《中共组织史资料》，另一处又说是2、3月间到达（第51页），博古的传记、年谱均称他1月19日到达瑞金。从上述分析看，2、3月间和1月19日均不大确切。临时中央全部迁入中央苏区应为1933年1月下旬。
二、临时中央是否与苏区中央局合并
临时中央一到瑞金即与苏区中央局的同志一起开会。这一件事，张闻天《1943年整风笔记》记载最详：参加会议的临时中央成员为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苏区中央局委员为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作者注：漏顾作霖）。
博古传达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上海的政治局委员与苏区中央局委员合起来，选一位负责人，大家当场即选博古。我认为这个材料是可靠的。
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如何合并，确无详细记载。从有关档案及一些当事人回忆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从此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使苏区中央局逐渐不再能发挥一级组织的独立作用。
博古等刚到瑞金时，机关设在下肖区观音山，苏区中央局机关则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
4月，由于敌机轰炸叶坪，中央政府迁往沙洲坝，苏区中央局机关则迁至下肖区观音山与中共中央机关完全合并。博古一到瑞金就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于2月15日以苏区中央局名义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2月16日在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的党团员大会上亲自作动员报告。23日，《斗争》出版“反罗明路线专号”，把罗明调到瑞金开会批判并撤职。任弼时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又分管福建省委（闽粤赣省委改称）工作，对此是有保留的。
到5月中旬，任弼时就被博古、洛甫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被派到湘赣去了。
另外在瑞金的4个委员，毛泽东2月虽在瑞金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由于开展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一直受排挤。
顾作霖则于4月离开瑞金，到闽赣省任省委书记，只留下项英及邓发。在前方的3个委员，王稼祥因伤回瑞金治疗。
周恩来及朱德在前方忙于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直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博古才把前后方领导人召集到宁都开会（史称“第二次宁都会议”）。
杨尚昆回忆说：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陈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邓颖超和杨尚昆本人。
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一个决议，肯定了前一段苏区中央局的工作是正确的。会议还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前方时，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
宁都会议后，红军的指挥权转移到博古、项英手中。这里除了一处时间不确（按中革军委移至瑞金是临时中央提议，中央政府于5月8日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及参加会议人员可能有漏外，其他都是事实。
这个会议虽然名义是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但实际决策者是临时中央的博古等人。毛泽东在会上对第一次宁都会议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提出申诉，但被博古否定。
可见名义虽是一次苏区中央局的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周恩来传》称：“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也不存在了”，“博古一到，立刻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里”，苏区中央局确实几乎成为空名了。
另一方面，临时中央的确从未撤销苏区中央局这一级组织。在发文署名时，中共中央与苏区中央局还是分开的。
苏区中央局有时又称中共中央局或中央局。这从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看得很清楚，该册共选文件53件，其中中共中央署名的33件，苏区中央局署名7件，中共中央局署名1件。
苏区中央局7件除1月10日发出的《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是临时中央到达之前发出的外，其余均为临时中央来苏区后发出的。
中共中央局1件是11月13日发出的《关于巩固和发展新区边区给苏区各级党部指示信》，可见中央局的名称一直存在。
史纪辛、殷子贤同志的文章称中共中央局在6月以前即存在，实际是中共苏区中央局，这在本文件选集中也可找到例子。
如根据中央档案馆原油印件刊印的《苏区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编辑人员推出时间为1933年2月8日。
从内容看，这应是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作出的。经查1933年苏区出版的《斗争》创刊号也刊有这一文件，署名却是“中共中央局”，时间是2月8日。
这也可证明“苏区中央局”即“中共中央局”。因此把“中共中央局”当作“中共中央”是不对的。又如6月22日《苏区中央局对新作战计划之意见致周恩来电》却用“苏区中央局”名义，这个“苏区中央局”其实就是博古的临时中央，不过是用“苏区中央局”的名义。
可见在博古的心目中“苏区中央局”始终存在。其实这个“苏区中央局”就是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
三、苏区中央局职责及中央组织局
苏区中央局成立时本来是为了“在几个赤色区域内统一党的领导”，即管理各苏区，而且统一领导党、政、军。苏区中央局1931年1月10日正式成立。
由于有些苏区与苏区中央局隔绝，无法领导，只能由中央派代表去或由中央直接领导。1931年10月中革军委及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领导各苏区。
如1932年5月23日临时中央政府对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取得胜利曾发去贺电；1932年9月13日红四方面军情况危急致电临时中央，临时中央还要将此电转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周毛朱王还要转给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的任弼时，再由苏区中央局转鄂豫皖分局。
但是总的讲来，苏区中央局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直接领导是困难的，因此有时就把苏区中央局叫“中共中央局”，即“中央苏区中央局”了。
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苏区中央局只领导中央苏区。下属组织前后成立了4个省委：江西省委、福建省委（原闽粤赣省委）、闽赣省委、粤赣省委。
当时红四方面军已转移到川陕，湘鄂西的红二方面军（红三军）也已转移，他们均由中央直接领导，苏区中央局就真正成了中央苏区的中央局了。
临时中央究竟如何实施领导，这从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可以得到解答。
李维汉1933年4月到达瑞金，开始是中组部干事，不久接替任弼时任中组部长，但这个中组部长不管军队的党组织，也不管全国白区党组织和其他苏区的党组织，它只管中央苏区的3个省委（粤赣省委8月成立，当时还没有），因此这个中央组织部实际也就是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组织部。
1933年下半年又成立中央组织局，主任是李维汉，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中央组织局开会的议题均由张闻天提出，结论也由他做，重要问题讨论博古也出席。讨论查田问题，毛泽东也来参加过。
李维汉认为，“中央组织局是一个畸形组织，会议主席是我，参加的人是常委，做结论的是张闻天。”我认为中央组织局有点像后来的办事机构书记处，是当时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后处理日常工作的一种集体领导的方式。
从中也可以看到，原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博古、张闻天、陈云仍是中央核心领导，但军事则由博古、项英的中革军委负责（9月李德到苏区后博古又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
1933年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的中央领导情况大致如此。到1934年1月开过五中全会，正式成立了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就步入正规了。
结论：中共临时中央1933年迁入中央苏区后，的确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了，实际上几乎是代替了苏区中央局领导，到4月以后苏区中央局几乎不单独行使职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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