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湛：雪原囚徒.上篇

黄湛／文

　　我们一行到哈尔滨劳改局报到后，关入中心监狱。监狱发一身大红色的棉袄袂。我们会同当地的技术犯人，晚上被关进监狱，白天带出来办公室。立即投入设计省公安厅大楼的紧张工作。
　　设计室除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程师后就数到我，又干上了房屋建筑的本行，且规模比我过去设计过的大得多。除了睡觉吃饭，就是查阅资料，计算，绘图，心情比过去舒畅得多。只是工作太繁重，身体仍很消瘦。半年多后，设计任务书通过，投入施工。劳改局配合农垦局——开垦北大荒。
　　哈尔滨往北102公里到绥化，再往西北，到北安、齐齐哈尔，铁路伸延在茫茫的北大荒中。西北面是小兴安岭。越往西北，林越密，山越大，就进入大兴安岭原始林区。往东离铁路越远就越进入荒原腹地。夏天是一人多高的茅草、荆棘，还有河流、沼泽地、万古淤泥。冬季长达八、九个月，都是风暴冰雪统治的世界。我们带着帐蓬，长年在野外工作。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苞米碴子加馒头。我们在这广袤的荒原上，作着大地地形地貌测量，冬天冒着零下30～40℃的严寒仍坚持野外工作。夏天暴雨冰雹、沼泽泥泞，稍不注意陷下去就是灭顶之灾。更有无数的小咬大咬（毒蚊子）来光顾。困难是没法形容的……
　　我是测量队的技术负责，身份是犯人。任何失误将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在油灯下绘制出万分之一的地形图数百张，其中381张后经国家测绘局抽查，精度极高，并入国家图册中。为此后这二个地区的海伦、红光、星火、绥东……十几个大型国营或劳改农场的开发打下基础。
　　1955年七八月间，正是北大荒的夏天。庄稼和荒草都在这两、三个月里拼命拔高，生长，成熟。各分场都在抓时间盖房子，挖水渠。八井子分场在河上修了一座大桥。我晚上审核、设计在摇曳的油灯下，一点点精确计算到深夜。我清楚地知道，只要有一点失误，技术人员不过是挨批评写检查，严重者撤职。而我是犯人，等着的是关小号加刑。
　　那天一早通知我到八井子分场工地去平桩头（核查桩头的水平）放线。测量队的人都出去了。我只有扛上测量仪，喝了苞米碴子（一种包谷碎粒煮的稀饭），揣上两个馒头，搭车赶去了。直忙到午后两点多钟，才测完校平。刚在工棚里坐下，想休息片刻，分场李场长进来：
　　“总场基建科来电话，有事要你立即赶回去！”
　　“赶快吃饭，走吧！”煮饭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边升火烧水，一边抽着他长长的旱烟管：
　　“我这就给你下面条，虽说廿多里地，可这一路没人烟，狼可是厉害哪！”
　　施工的犯人大组长从外面就嚷着进来。
　　“黄师傅，你再来看一下，有两根桩按你说的校正了，合不合格。”
　　老头说：“快去快回。你还要赶路啊！”
　　“你一个人要赶回去，少说也得两个多小时，别走了，就是大白天狼吃人的也不少啊！我听老乡说，八九年前有一个解放军连长和警卫员，在三井子总场部那边的村庄附近被狼吃了呢。”
　　我不由得一呆，已经很黑了，确实不想走，但不走不行。大组长越说越起劲：
　　“傍晚他们四个执行任务回来，碰上狼群，黑压压几百只，一层层围过来，连长扫了一梭子弹，打开一面缺口，叫两个兵快去抬机枪。他和警卫员背靠背，警卫员用冲锋枪打点发，连长用盒子砲打……等到一班战士抬着机枪赶来时，只见死狼遍地，还有撕烂的衣服、枪和一滩血，顺着血迹追下去，只找到了两颗血肉模糊的人头……你还是别走了吧！”
　　设身处地一想，不觉毛骨悚然。但分场长的命令是不能不执行的。我跑了现场又吃完饭已是四点多钟。沿这条旧公路到总场只有12公里，两面都是漫草荒烟，没有树，没有人家。我一路疾走，一路四方打量，顺公路有我们新近设计架好的电话线。6米的电杆，埋入土1.3米左右，上面还有4.6米高，电杆上有横档，距地面有3.8～4米。走到八里湾时太阳快落山了。阴森森的冷湿气直透衣裳。这里夏天中午可穿衬衣，早晚需裹棉袄。
　　怕狼，就偏遇着狼。这时，由右边的草丛里大摇大摆的走来了一条大狼，黑黄的皮毛，就跟在我后面十多步。我走快它走快，我走慢它走慢，我站住它也站住。我掉回头抄起测量仪的脚架朝它冲过去，它回头就跑，我赶快朝前走，它又跟来，我干脆加快脚步。此时我耳朵里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又要听着后面狼的脚步声。记得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碰着狼千万不能跑，要装得比它更胆大。我突然发现左边路旁草丛中有一只狼跟着走。再看右边，“坏了！还不止一只呢！”怎么办呢？四周一公里的视野内连一颗大一点的树也没有。而太阳却走得更快，已经完全落下了山坡，只听得由远而近的狼嚎声，一声比一声凄历。我情急生智“只有上电杆”。走到前面转弯处，一电杆三面被密密的灌木从包围，那边草里的狼钻不过来，我把仪器箱放在地上，拿出一把螺丝刀当武器，又把三角架腿卸下一支，此时狼已渐渐逼近，我拿起脚架把尖角对着它猛冲过去，它们被这种从未见过的东西吓着了，回头便跑，我乘此机会赶紧踩着靠在电杆上的三角架往上爬，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劲，一爬一纵就抓住了横梁。这时狼已回来，跳起来咬我的脚，我双手吊住横梁，一缩脚，狼已咬住了鞋子，把胶鞋撕破了。我突然大声咆哮嘶叫，它们回头跑了几步又站住了。乘此机会我用脚把三角架勾上来，用手拿着，坐在横档上，抱着上面的杆子，心里稍安。此时我的脚距地面至少有三米多，狼站直了是跳不高的。
　　四周黑漆漆的，风也很小。电杆下却聚集着越来越多的狼。只见一双双渗着绿光的眼睛，“呜呜……噢噢……”一声声凄厉的狼嚎撕破夜的寂静。我被一大群蚊子包围，往手上，脸上拼命叮咬，我脱下帽子搧打，轰不走，反而越来越密。据说从前日本人抓住抗日战士，夏天剥光衣服，绑在树上，一夜之后只剩下一架白骨和一滩吃剩的肚杂，血肉都被各种“小咬”“大咬”吃完了。我正上轰蚊，下防狼，一阵全身苏麻，差一点失手栽下去，才发现屁股旁的电话线是裸线，总场和分场正在通电话，我全身震颤着，只有死命抱着电杆……。电话终于打完了，但刺骨的寒冷使我上下牙不住的打着颤。我穿着从家乡带来的妻子织的毛衣，农场发的棉背心，黑色厚布劳改服，还抵不住这种夏天夜里的奇寒。稍一定神，我才发现狼在拖仪器箱，又在“轧轧……”地咬电线杆。“唉！这下完了，用不着两个小时，30公分直径的木电杆便会被咬断。
　　“天啊！想我从未做过害人之事，而就在今晚却要葬身恶狼之腹。”在这远离亲人的万里之外，揪心的悲苦，使我束手无策。一个个死里逃生的镜头从脑海中闪过……。九年前我在金沙江边修公路，汹涌咆哮的金沙江急流把正在江里游泳的我卷入急流，擅长游泳的我怎么挣扎也出不来，漩流卷着我向对岸峥嵘的岩壁砸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想起父亲讲过，他年青时代在日本留学，士官学校的游泳课要求学员在激荡的海浪中游向一公里外的小岛。先到的两个同学被巨浪卷起砸向岩石，他停住冷静看好岩面高度和浪头，向侧边数米处乘着又一个巨浪顺浪尖一涌跳上了岩石。临危不惊。我当时就挣进涌向岩壁又回流的急流中，看好方向用高速的自由式拼命游，才摔脱死亡，在下游一公里多处获救……
　　现在不能束手待毙。我解下裤带把三角架绑在脚上，伸下脚打它们。起初它们退缩了一下，继而一只狼一跃上前咬住三角架铁尖狠命往下拖。我死命抱住电线杆，它用力太猛，狼牙滑脱了，我才赶快把三角架提起来。“不敢冒失了！”我再仔细看看摸摸我坐着的这一电杆，正值转弯处，两边有电话线栓住，前后有5根8号铅丝拧成的铁索栓住，用铁爪钉在地上拉住。即使被狼咬断了，一时也倒不下来。它们啃电杆我就不管，谁跳起来我就用三角架打。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狼群轮换着啃咬木电杆，一双双绿眼睛射出凶光。有的蹲坐着仰首长嚎，有的来回走动着，不时总有一只只跳起来。据说狼群中有一种前脚短后脚长的叫“狈”，它是狼群之首。奔跑时伏在狼王的背上，它会想出各种诡计，指挥狼群，千方百计把美食弄到口。夜半时分，只听远处的山沟里有狼嚎叫，不一会许多双绿眼睛不见了。只有三只不走，还在想方设法把我弄下来。又过了大约半小时，我快冻僵了。忽听有马蹄声由总场方向传过来。我欣喜若狂地想决不能丢失这机会。我拼命呼叫：“狼吃人了！救命啊！”一声枪响，一只狼倒下了，另外两只赶快逃走。刺眼的手电光照在脸上：
　　“什么人！”
　　“总场基建科搞测量的犯人黄湛，由八井子回场，路上遇着狼，只好爬在电杆上。”
　　两个骑马的武装警卫，看见测量仪器相信了我的话：“快下来吧！”
　　我手脚冻木了，他们把我接下来。
　　“看见有人过没有？”
　　“没有！半小时前南面沟里有狼嚎叫，大部份狼都赶走了。”
　　“朝这个方向走吧！”他们牵着马，我们顺南边小路摸到沟边，发现草倒了一片，在扑鼻的血腥味中手电的白光扫过，看见撕烂的衣服、鞋子，一只吃剩的脚，还有没来得及啃的头，眼睛恐怖地大睁着，牙关紧咬，嘴裂开。这就是他们要追的逃犯。
　　在北大荒的劳改农场中，只要晚上由看守兵把犯人的袄袂抱走，即使在夏天也没有一个人能徒步逃离的。我用烂衣服包好了头和脚，背上仪器，用打狼的三角架，挑着狼的剩食，跟在马后走了回去。到总场我们几个技术犯人的宿舍，已是夜半三点多钟。我冻坏了。由于在惨死的恐惧中挣扎过久，连着发了几天烧。总恍恍惚惚看见那一双双射出凶光的绿眼睛。

　　北大荒的冬天，阳历9月间就开始了。夏天开冻一公尺左右的土越来越硬，接着地面结冰。几次寒流过去，大雪纷纷，气温降到摄氏零下20～30度。周围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冰雪世界。到了12月冬至前后，晴天太阳从东南角升起，十点多钟才露脸，画一个小小的弧形，两、三点钟就在西南边沉下来了。
　　1956年12月间，我们测量队冒着严寒，测量一座水库的一条引水大干渠。廿多人的测量队，除了队长、技术员（海伦县中的高中毕业生，我的徒弟）、事务员以外，全部都是犯人。实际负责技术工作的我，每天晚上都在昏暗的油灯下，核实、汇总白天测量出的各种数据，并绘制在地形图上。白天又得解决实测中的各种问题。队长知道自己是门外汉，也清楚开春以后，成于上万人将要按图施工。这一引水渠将解决数万公顷机耕地的灌溉，因此对我们还比较客气。我把人员按素质和能力分为经纬组、水准组、基标组。训练每个人的工作能力。经纬组长白文高，28岁，原是哈尔滨铁路局客运段的会计师。他自己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51年被判刑5年投入劳改。他父亲是绥化的大地主，48年被镇压。他当时在哈尔滨读大学。后来把老母接到哈尔滨。妻子是他大学的同学。他被捕时，他们的儿子还没出生。他人很聪明，我才教他一个来月的测量，他就能独立操作，其精确程度，犹如他的财务数字，分毫不差，我完全能放心。夜晚他常伴我到深夜，不是帮我计算，就是帮我绘图。在油灯下，他常常从贴身的荷包里掏出两年前妻子寄来的照片：一个美丽的少妇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他总是满怀深情的看了又看。我也从贴身的皮夹里取出珍藏多年的十五年前的旧照片：一对年青的夫妇抱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两岁的女儿。我们对着两张孩子的笑靥，久久地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
　　12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准备搬到下一个居住点，两地相距约10公里，其间已测了4公里，再测两公里多，收工就顺路向新住宿地迁移。像往常一样，太阳未出前就吃好了饭，穿上薄棉袄裤，再套上厚棉袄裤，穿上粗布面的羊皮大衣，大皮帽，填好毡靴里的乌拉草，带上馒头出发了。共有水准组4人，经纬组8人，基标组2人。我整理资料，队长和余下的人准备搬家。太阳出了我们才动身，下午1时左右到达新住地。此时天气突变，黑云压顶，呜呜作响的风暴越吹越猛，我们住的四合院老房东说：“看样子这场暴风雪不小啊！”
　　我当即报告队长派人赶快去找他们收工回来。两人出去不到1小时，风暴寒潮已经来临，温度骤降了10度左右。天昏地暗，风暴夹着大雪冰碴，铺天盖地的压下来，又呼啸着卷起地上能卷的一切，旋转着、狂舞着横扫而去，3点多钟天已黑定。我着急得很，推门出去，脚下是齐膝深的雪，脸如万把尖刀锥刺着，睁不开眼。我建议队长把剩下的九个人分成两组，能穿的衣服全穿上，戴上护耳皮帽，无指手套……。各组带指北针、手电、馒头。三个干部烧暖屋子，做好饭等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抢救生命，我大声强调：“人员不准分散，听组长命令，午夜一点，不论找到与否必须返回。”
　　我们组朝线以北，另一组朝线以南，蹒跚着出村后就消失在暴风雪中。我只觉得其冷难当，好像全身没穿一件衣服，头脑转动也不灵了，每走数十步就弯下腰解开皮大衣，用手电照着罗盘定向。从走过的脚步计算已经离村四公里多了，还不见人影。风暴吼叫着，背风处的积雪已高达数米。两人对面说话都要拼命喊叫，到10点多钟，我们四个人已精疲力尽，只好挣扎着回来，到家已经快1点啦！另一组也回来了，同样没有一点踪影。队长下令赶快休息，明早天亮前再请当地民兵汇同分段分区寻找。
　　出工的14人呢？太阳出前就来到了工地。头天的标旗被风吹倒，积雪又厚，找顶角桩耽误了一小时。他们边测边往新的方向走，到下午1点多种，看到黑压压的云层笼罩过来，组长白文高叫大家：“天要变，快收工回去吧！”埋基标的两个壮伙子，只穿紧身棉袄袂，正挖得起劲。大伙也说：“我们今天多干点，等于慢慢往新住地走，明天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又抓紧时间干到两点左右。此时距新住地不过三、四公里，没想到风暴来得这么快。白文高把经纬仪的望远镜拆下，留下罗盘部份，用指北针定向，他拼命对着同伴的耳朵大叫：“一个个传下去，大家紧跟我，不许掉队。”前进了七八百米方向是正确的。这时风暴更猛烈，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跟在组长后面的记录员摔倒了，来拉的人也摔倒了。此时正走在一块冰面上，风暴把积雪刮光，其滑无比。一个个蠕动的雪球般的人挣扎着前进时，组长却消失了。“白文高！”“小白！”……。在怒吼的狂风中，叫喊等于零。
　　白文高顶着风，抱着罗盘，口中呼出的气已在睫毛、眉毛上结成冰，睁眼十分困难。他不知道同伴已摔倒，仍继续前行。就在此时，他一头栽进早几天挖的13号试坑内，他仍紧抱着罗盘，头砸在坚硬的冰地上，昏了过去。暴风雪无情地覆盖了他，瞬时填满了坑，没有一点踪影。
　　在冰面上摔倒的人，好不容易爬起来，又朝着原来的方向前进，行走十多步后什么方向也搞不清了。有的说“要继续顶风前进。”有的认为应往树林里去避风……。
　　意见不统一，没办法，在这生死关头，只有自己选择。水准组的4人由小组长带领，朝左边的树林里摸去。“林中风雪总会小点吧！”半夜过后，他们摸进看林人的小屋。老头要他们在约零下10度左右的外屋，先搓脸、鼻子、耳朵，搓手搓脚，直到青黑的颜色消失，才准进到里屋，大约零上15～20℃。要不然暖得过急，鼻子、耳朵、手指、脚指都会冻掉的。他们在地板上睡了一夜，次日早上风暴过去平安回来。
　　有五个人认为他们顶着狂风方向继续走是正确的，其实有山，风是时常转向的。他们实际上是在一个范围内转圈子，衣服穿得少的两个埋标工，落后失踪了。其他三人发现一个烧炭的破窑洞，躲到洞内，活了下来。有二人认定自己的方向正确，他们终于在走过头二公里外找到了人家。还有三个人认为水准组钻树林的方法对，也往林中摸去，风暴虽小点，但严寒却把他们冻僵了。
　　第二天上午，风暴息了，我们这一组由当地老百姓带领向森林里一边呼叫着，一边搜索前行。在距林边不远处，看见经纬组的老李，坐在一段砍倒的大木头上，前面堆着一堆枯枝，根本没有点燃，却有模有样的在烤火。大家高兴极了，一面喊着，一面不顾齐膝深的雪要奔上去抬他。
　　“不行！”一个当地大汉把猎枪取下交给身边的人。
　　“他已经失去知觉，离冻死不远了，要让他体内发点热才有救。”他走过去突然把那堆干枝抱起就跑，到离开七、八十米处放下作烤火状。坐在树杆上的老李大怒，一拐一拐地追过去，快追到了，他又把柴抱起跑，到另一处，有滋有味地“烤火”。老李又追过去，他又抱着柴跑，这样跑了七、八次。老李跑路也接近正常了，喊出了声音：“别开玩笑了，给我烤烤吧！”
　　大家赶快拥上去，把老李用皮大衣裹起，放在挡架上，这时他才认出了我们，涕泪涟涟。我们问：“还有其他人呢？”他指指林中：“他们在那边不远处已经昏倒了。”我们按他指的方向找到了其余二人，已冻昏，脸是青黑色的，一副狞笑状，心口尚有一丝温，赶快裹好抬回去，这三人救活了。下午又找到两个衣服单薄的，已经冻死，只差小白一人。我心里一阵阵发颤：“会有什么情况呢？”他们回忆起摔倒的地方，缩小范围一点点刨。第三天挖出来了，白文高已经死了，双手还紧紧抱着经纬仪，如果一摔交，他丢掉仪器，用双手支撑还不致于丧命。
　　一星期后他的母亲、妻子来领尸，老人扑在儿子身上哭昏过去，五岁的孩子抱着妈妈的脚哭喊着要回家。年轻的妻子泣不成声。白文高判刑五年，距刑满只差三个半月……谁没有老母、妻儿，“老天啊！你为什么不睁眼看看这人间悲剧。”
　　黑龙江省气象台早在暴风雪来临前两天就预报了这次灾害的风速、温度。可是在这荒原上，村屯里没有电，更无处听广播。配给我们测量队的一台装电池的直流收音机，又被基建队大队长，原海伦监狱的看守长张史奋拿到自己家里“玩新鲜”。
　　这次冻伤的六个犯人，一个最后锯掉了一条脚，一个没有了六个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