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张学良口述历史（95—96）:纽约之行、口述之秘

1991.4

“我一点也不累，歇什么？过几天我还要去纽约，那儿还有好多亲城朋友呢！”

刚一抵达旧金山，张学良就惦念着纽约之行。

旧金山四天游览，洛杉矶小住数日之后，张学良便只身飞往位于美国东部的世界大都会纽约。

抵纽约后，张学良住在贝太太家里。贝太太原名蒋士云，苏州人，当年为张学良的女友。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北平的上流社会，蒋女士的芳名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蒋士云嫁给了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总裁贝祖贻。

张学良被幽禁在溪口和台湾时，贝太太亦曾前往探视过。

如今，贝太太就住在纽约曼哈顿花园街一幢非常高级的公寓里。

作家王朝柱来纽约时曾就此采访过贝太太，其采访实况如下：

“贝太太，张将军造访纽约期间，是住在这幢公寓里吗？”

“是的。”贝太太说罢引我们来到一间卧室，指着-张很像我国南方那样的木床说道，“他当时就住在这里。”

“您能谈谈张将军留住纽约时的生活情况吗？”

“可以。白天，我安排他会朋友；晚上，我们一起打打小麻将，有时还听听京戏唱片。”贝太太边说边指着临窗的一迭唱片，“我这儿有很多京剧唱片。总之，张将军在我这儿过得很充实，也很愉快。”

“张将军的视力不好，你们二人打小麻将的时候，恐怕您赢的时候多吧？”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贝太太听后开心地笑了。

“贝太太，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张将军好吗？”

贝太太落落大方，从容地谈了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以及对蒋介石软禁张学良的愤懑。当谈到张学良的人格时，她很动感情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张将军是那种可以终身引以为朋友的人。”

“少帅很愿意吃饺子。”二○○一年春节期间，旅居纽约的王书君、符图、严华、刘冰等人邀宴贝太太与唐德刚教授夫妇吃饺子。席间、贝太太回忆说，“少帅在纽约时，曾到医院做了次全面体检，虽已九十一岁高龄了，但他的血压、心、肺各方面都很正常，特别是对少帅那副完美无缺的牙齿，医生们都感到很惊讶，”

来纽约之初，张学良深居简出，平时就与孔宋时代的老朋友一起打打扑克、吃吃饭，偶尔去乡间看看亲友。

由于眼睛不好，体力也有限，所以，旅居纽约期间，帝国大厦、白由女神、西点军校等景观，张学良都没有去。大都会博物馆特别请他去观赏了该馆珍藏的中国名画，因为张学良是这方面的行家。

另外，张学良去了两次大西洋城，玩了二十一点，输了几百美元。他说那发牌女好历害，别人劝他换张桌子再赌，他就是不肯，结果一路输了下来。

本来，张学良出国时并不打算参加公开活动，但是后来却变得不可能。在纽约时，他接见了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世界日报》记者、“美国之音”记者：他的秘书田雨时替他安排了同纽约一些东北同乡见面，其中包括张治中的女儿，而且只有这次聚会，张学良坚持由他作东。

两位与白宫关系良好的友人，本欲请他与布什总统一见，但因摸不清张学良的意向，而未敢贸然安排。

直到四月初，张学良到纽约的消息才在华人社交圈里传了开来。

四月七日上午十时，当中华海外宣道会播恩堂的牧师郝继华向大家宣布张学良到来时，堂内的二百多名会众立即起身，向张学良热烈鼓掌：张学良面露微笑，鼓掌向大家致谢，接着便同大家一起坐下来，聚精会神地听牧师布道。宣道结束后，众教友们围拢上来，其中有不少东北籍人士。

“少帅啊少帅，我们盼了你多少年，等了你多少年啊！”一位白发苍苍，拄着拐杖的老人热泪盈眶地说，“当年在奉天，我远远地望着你骑着高头大马，在北大营进进出出。少年英雄，让人好钦佩、好羡慕啊！后来听说你西安举事，被关了，被囚了，我心里多少年不是个滋味。现在，没想到我还能活着见到你，再看到少帅…”

“学良无德无能，还让身处异乡的故人这么牵挂，真是惭愧得很。”张学良伸出手来，与老人紧紧相握，颤声说道。当他走到门口与众教友们告别时、又转身拱手作揖道：“能在纽约同乡亲朋友们见面，学良三生有幸！”

四月八日，张学良会见了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及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汉语班上的洋学生。接见时、他容光焕发，谈吐自如，声音洪亮。

“我年轻的时候，最不喜欢年纪大的人说话，一说话就是教训。我设身处地替年轻人想，大概你们也不愿听我说话。不过，我可以这么说，如果同学中有人对清末民初的历史有兴趣，只要是以东北地区为主的，我知道的可能比任何人多。我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亲身所经历的，老实说，不能不着重北方这一段，可以说，我是唯一的'宝’。”

当洋学生问是否可以录音时，张学良爽快地说：“无事不可对人言，你们录吧。无论什么事，私事、公事，假如有不可对人言的事，我不能说，也不能做。”

这时，在场的张之丙女士对张学良说：“青年们很想向您请教，以您的经历跟他们说几句话，对他们做人与求学，都会有很大的启示。”

“我对日本青年该说的已经由NHK的访问说了很多了。我年轻时可以说是爱国狂’。”张学良说到这儿，将目光转向日商青年冈本公一，“不客气地说我恨日本！当然，不是指日本人。”

“我接受我父亲的栽培。我父亲有势力，所以我下决心、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条件来做点什么？我本来想学医，'救人’没学成，却学会了杀人。”

说到这儿，张学良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自二十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一次，我去河南，亲眼见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我问老百姓，他们说儿子当兵去了，到哪儿了没人知道，自己打自己，没活劲儿了，只剩下老弱妇孺，我看了心痛极了。从那时起，我就下了决心，一旦我能掌权，一定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打了和，和了又打，到底为什么？为了能打胜，双方不知牺牲了多少有为的青年。我简单地说说我的感觉.打仗则求必胜，要打胜仗必须派遣精锐亲信，也就是自己喜爱的部

下。可是每次派出去的多半不再回来。我是很富感情的人，我喜欢我的部下，我现在想起他们来心里就难过……”

张学良说到这里，话音有些暗哑，热泪在眼眼里涌动。

后来，有人问关于西安事变的事。张学良只说了一句：“我做事，我负责。”

五月三日，纽约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记者魏碧洲来到张学良的下榻处，见到了这位名闻遐迩的历史人物。访谈中，张学良畅所欲言，谈兴甚浓、回忆了当年东北易帜、郭松龄兵变、杀杨宇霆以及西安事变等旧事，内容与一年前在台北同唐德刚教授所谈的基本相同，只不过没有那样详细生动。

关于郭军反奉，张将军说：“为这件事我很难过，因为茂宸要反的事，我老早就知道，他们打的也是要我上台的旗号。

可是我没有采取行动，担心别人会骂我太狠，连郭茂宸这么亲的人都容不下，将来谁敢跟我？郭茂宸起事时间虽然不长，却造成东北军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这都是我一念之私，顾及自己名声所造成的，若及早采取行动，战祸自然可免。”

关于杨常事件，张将军说：“当时若不采取断然行动，等到事发后才兵戎相见，不知会造成多少东北军民伤亡，我宁可让人责备我处置老帅旧部不当，也不愿见东北又起战端。这也算是郭茂辰的事给我的一个教训。可以说，杨、常二人是死在郭茂辰的手里。”“我最大的包袱就是东北军，东北军这个包袱粘在我身上。”

“为什么会有负担呢？”记者问。

“问题就在这里，东北军要是国家的兵，我就没有这个包袱…简单说一句话，我受累，甚至西安事变，与这个事都有关系。我们东北的同乡就攻击我，他们说：'你对蒋某人恭敬，这我们没话说。但我们是跟你来的，你把我们带进来，我们的目的是要回家乡，我们不愿意剿共，怎么样回家？只有打倒日本才能回去。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我受他的刺激非常大，后来我也公开说了，那个时候的中央啊，实在是处置事情不太恰当。我手下这个营长，在'剿共’时受了伤，那个时候，中央的规矩是'你负伤了，你有抚恤，你有钱拿，但你要回原籍拿。’中央不拨抚恤，东北老家又沦陷给日本人了，伤者又回不去原籍，这不是不讲理吗？”

张学良说，那时，他遭到来自东北军民的压力，自悔自责之深，心情之沉重，令他昼夜难安。不到十二个月，他就做出了一个自已认为“外为国家民族，内可平慰东北军民”的重大决定，发动了改变中国乃至世界近现代史的西安事变。

五月十一日，美国之音“新闻广角镜”记者也对张学良进行了采访，内容如下：

问：少帅，自从发动西安事变以后，您的住所一直飘泊不定，这些年来您一直住在台湾，现在来到美国看家人，您觉得现在您的家究竞在哪儿呀？

张答：我年轻时当然是家在东北。我飘荡不定，随遇而安。但我还是想我白自个儿的大陆故土，我还是怀念故土，自“九一八”后，我就没再回过东北老家。

问：您既然如此想家，这次您有没有打算就便回东北去看

看您的故土，看看老乡亲？

张答：我当然是很愿意回到大陆，但现在时机尚未成熟。

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您会回去？

张答：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了。

问：看见您就不能不谈有关西安事变之事。事情过去几十年啦、请您亲自告诉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如果时光倒流，您仍会做此事吗？

张答：此事我不愿说太多，外边发表的也很多，大家也差不多都知道这些事情了。我不说，是不愿用语言伤害到他人。

这件事留给历史去评论吧，它爱怎么评就怎么评，事情清清楚楚摆在那里。

问：西安事变后您失去自由被软禁、那也是您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如果这半世纪您没被软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发挥，统率您的军队，您觉得会对整个中国产生什么贡献呢？

张答：此事难说。我当然很痛苦，我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是抗日，心中最难过的就是抗日战争我没能参加。我请求过几次，蒋委员长没答应，我想这也是上帝的意思。假如我参加中日战争，我这人也许早就没有了。非我自夸，我从来不把死生放在心里，假如让我参战，我早就没有了。

问：您说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你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五十年？软禁五十年这日子不好过的。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如此做吗？

张答：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要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问：事变时周恩来赶到西安，周、蒋及您三人还单独见面，你们见面所谈的问题对事变的结果是否产生了关键性作用？

张答：此事现在我应该说不应该说，你叫我想一想。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外面很多都是谣传。他问候蒋先生，他自称自已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蒋先生见到他后也说了一些。但总地讲，可以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

问：事变中共产党究竞担当了什么角色？

张答：事变开始时共产党并没有参加。事情起来了，我们才把周恩来先生接来，谈此事该怎么办。

问：中国共产党对事件发生的态度如何，是赞成还是反对？

张答：他们没有预谋，他们也很惊讶怎么忽然出来这个事情，没有赞成或反对的意思。此事我说不出来。

问：您觉得周恩来先生怎样？您有无与毛泽东接触？

张答：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也反应很快。这个人说话一针见血，没什么委曲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毛泽东我没见过。

问：两岸都说要和平统一，你对此有何希望？

张答：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是赞成统一的，如中原大战种种事情，我都是如此、我很反对内战，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问：你觉得你对和平统一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现在海峡两岸的领导人以年龄辈分来说，都是您的后生晚辈，你想对他们提出什么建议吗？

张答：虽然我已衰老了，但仍未昏庸，我很愿意能有所贡献，但我不知能贡献什么？他们需要我做什么，我很愿意尽点力，但尽得上尽不上则另当别论了。

问：现在台湾经济繁荣，中国在国际上地位很高，对双方这种成就，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高兴吗？

张说：这自然。我住在台湾就等于是台湾人一样，我很希望政治蓬勃向上，能发展多快，因我未参加，故没资格说。当然，做个中国人，对台湾、对大陆我都有期望，所以我很不愿双方分裂，我希望看到双方以和平方式竞争，看谁干得好，将来还不是统一吗？

“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内容在电台、报纸上披露后，人们似乎又从中窥见到了张学良凛然的军人气概和为民族利益不畏生死的浩然正气。

一位当年少帅的旧部在华文报纸上撰文说：“汉公集英豪贤哲为守之大义，养之有素，为之有方，尤其传奇丰采，超逸绝伦，为世人所景慕，无分中外，且将传之久远。”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昌正操一行飞抵纽约，前往贝太太家会见张将军。张将军一身西服，穿戴整齐。吕正操快步上前，紧紧握住张将军的双手，半个世纪的离别思念之情尽在其中。

进屋落座后，吕正操送上从北京带来的生日贺礼：一整套张将军爱听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和大陆著名京剧演员李维康、耿其昌夫妇新录制的京剧带，新采制的碧螺春茶叶，还有画家袁熙坤先生为张学良将军赶画的一顿肖像和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亲笔手书的一幅贺幛。

吕正操与张学良将军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谈话。

“我可迷信了，信上帝。”张学良幽默地说。

“我也迷信，信人民。”吕正操说。

“你叫地老鼠。”张将军笑着说。

“地道战是人民创造的嘛，我个人能干什么，还不是人民的功劳！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八百万军队被打垮了，最后跑到台湾。”正操接话道。

“得民者昌！”张学良感叹道。

五月二十八日，唐德刚教授邀请了张学良与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大妇聚餐，为张学良九十一岁寿辰暖寿。

吕正操向张学良赠送《冀中回忆录》。

次日，张学良在曼哈顿中城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东北同乡，同他们畅谈了国共恩怨、中日战争和国仇家恨忆往昔，张学良非常怀念死去的父亲张作霖。谈到日本侵华战争带给中国人的苦难及杨虎城的遇害，他感到十分痛心。

当东北同乡向他谈到盛世才时，他说盛跟着他父亲起家，但后来知道此人很不安分，对后来他在新疆杀人，甚至把他岳母、弟弟杀死的事情，张学良则表示对此事竞一点不知道。

谈话中，张学良对西安事变很敏感。他说，过去不少新闻记者访问他，都想从他口中探出点东西来，但他是绝对不会说的，因为他不想做伤害任何人的事，也不想将这段历史恩怨从他口中说出。至于外界毁誉，他一点也不在乎。

他同意当年《大公报》王芸生在西安事变后所说的一句话：“明白的人不用辩，糊涂的人辩什么？”

在问到张学良对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时，张学良十分肯定地说，他仍然认为“安内攘外”政策不可取。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国共合作“攘外”，才能最终“安内”，所以，他至今还认为“安内攘外”政策不当。

有人问：“就是因为蒋老总统的'安内攘外’政策不能贯彻、导致中共统治神州四十年，不知张学良先生如何解释？”

张学良回答说：“我不想再涉及政治，但作为一个曾经与中共交过手、打过仗的人，我必须承认中共的军事力量不可忽视。当年我手下两个精锐师与中共红军对阵，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最后还是把我的两个师吃掉了，师长战死。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军队，既然消灭不了他，最好就与他合作。”

张学良对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颇为赞许。他说：“我自己也是带兵的人，深知带兵不易。中共能够在经过长途行军后，仍然保持军容实力，的确不能忽视，想消灭他们，谈何容易！”

五月三十日下午，吕正操和张将军在曼哈顿第二次会面。

吕正操首先向张将军递交了邓颖超的信，并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对他的问候。信中，邓颖超受邓小平的委托，诚恳欢迎张将军在方便的时候回家乡看一看。

张学良读信时，没有用放大镜，脸几乎贴到了信纸上，一字一句地认真地看着。

“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当看到信末尾邓颖超的签名时，张学良说道。沉思片刻之后，他又说，“我这个人清清楚楚，我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台湾两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不久，张学良给邓颖超写了亲笔回信，信中说：“寄居台湾，翘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五月三十一日晚七时二十分，张学良抵达曼哈顿万寿宫，参加亲友故旧为他举办的祝寿宴会。大厅内，早已挤满争睹张先生风采的宾客，此刻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照相机闪光灯闪烁明灭，有人高贼“副司令”、“校长”，场景热烈，感人心肺。

当晚，万寿宫内近四百个席位座无虚席。

吕正操将军访美时，刘红路秘书向张将军展示启功书写的祝寿挂轴。

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索尔兹伯里等人也参加了祝寿宴会。

张学良坐在主宴会席上，旁边是包柏漪夫人，同桌还有孔大小姐、宋二小姐；左右两桌分别是孔家、宋家、蒋家、阎家在美的后辈。

进餐中，宾客们争先恐后地向张学良先生致意问候，并摄影留念。张学良含笑应答，几乎无进餐机会。当张学良切割大型生日蛋糕时，全场来宾齐声高唱生日快乐歌。

六月三日晚，在一百余位亲友的陪伴下，张学良又被邀宴在曼哈顿中国园餐馆欢度他的九十一岁生日。参加这次晚餐会的都是张学良的亲友，并且有中兴国剧社的票友们捧场助兴。

寿宴上，张学良兴致始终高涨。在大家的鼓动下，他还亲自选唱了京剧《战太平》和《斩马课》中的唱段。

“今天的生日庆祝形式，和当年在大陆时的庆祝完全一样。”张学良的一位朋友说。

“我很高兴听到少帅唱京剧，因为听了之后，觉得自己还会有三十多年的京剧可唱。”一位六十多岁的票友感概地说。

在这天的祝寿晚餐会上，琵琶高手汤良兴也前来为寿辰助兴，弹奏了《阳春白雪》曲。演奏之后，张学良十分激动、站起来和汤良兴握手，并连连道谢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晚餐会上，向张学良祝贺九十一岁生日的亲友中，不少是演艺界人士及知名学者，童芷苓、童小苓、唐德刚等人及蒋纬国夫人丘如雪女士均在场。

六月四日下午，张学良前往吕正操-一行下榻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做客。这次会面，谈话涉及范围很广，从过去、现在到将来，从政治、经济到故旧，还谈了海峡两岸将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张将军在谈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时，朗朗出口，独有见解。谈到祖国统一间题时，他说：“我过去是做这件事的，现在，我虽然九十多岁了，但天假之年，若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

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至此，已没有人再去问张学良是否自由的问题了，台湾对他毫无限制，大陆也不想揠苗助长，他要去哪里、何时去，完全在他一念之间。他所考虑的主要还是台湾的人情世故，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政治影响而已。

此次赴美，张学良在私人关系上的处理并不圆满，在其东北旧部及至亲中曾引起许多怨言，有人曾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长信，以春秋大义贵之，希望他勿再走回“九一八”前后的老路。

但对张学良来说，他肩负着的历史包袱已太重太久了，他弱冠戎伍，似乎没有过一天自己想过的日子。正如包柏满在祝寿贺词中所说的那样：“要让张学良实现这些愿望几平不可能，他不可能做一个普通人，因为没有一个普通人能够改变历史；他也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他住在一个闪耀着荣誉的城堡中，它限制了张学良的行动。”

张夫人赵一荻曾写了本证道的小册子，名字叫《真自由》。对他们夫妇来说，人间难求真自由。

张学良在纽约度过九十一岁生日之后不久，便飞回美国西岸。纽约之行，历时三个月。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晚，张闾瑛、陶鹏飞夫妇为父母第二天返台饯行。二十六日，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乘华航班机返抵台北。

张学良在离开美国时，对记者谈及在美探亲访友、旅游观光三个多月的感想时说：“很好，该看的人都看到了。”夫人赵一荻也连声说：“很好，很好”

同年九月八日，是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日。值此之际，张学良在台北接受媒体采访，他在谈话中指出：“海峡两岸之间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两岸间总要跨出谈判的第一步，”

“我九十一岁了，从十九岁开始，就玩谈谈和和的政治游戏，没有诚意，能谈出什么呢？”张学良最后表示，他赞成台湾国民党和大陆共产党坐下来谈，他以国民党前辈的口吻对台湾当权者说，“不要怕和共产党谈。”

口述之秘

1991.5

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心写，但写出了大纲以后，还是决定不写了。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好的、坏的，都应如实地写，我不能只说好的，有些事不是不能说，而是不能从我嘴里说。

既然不能自己写，是否有意请别人来写回忆录呢？实际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学良己在考虑进行这一工作。

张学良最早属意的回忆录人选是唐德刚教授。唐教授一九四八年赴美，就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学位。任教哥大时，为中国历史学部口述史的创始人之一，先后出版过中英文版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钩回忆录》、《中美外交史》、《史学与红学》等巨著。

后转任纽约市大学业洲学系主任。作为终身教授，他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声海内外。

有鉴于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访问学者干书曾就此在新泽西州唐教授的北林寓所对其进行了采访。

唐教授说，上世纪八年代末，纽约大学傅虹霖女士的博士论文《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书出版之际，我作为她的博士导师，为该书写了一篇序文，名日：《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序文中这样写道：

“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儿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冶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在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

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上……

“尤其是他政治生渊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可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竞落了个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岂料，台湾《中国时报》于一九九○年初掐头去尾将序文刊登，又将题目改成了《花花公子、事家、政治家——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

“说张将军是花花公子，他背定会不高兴、说不定会大动肝火呢！”王书君断言道。

“没有！张将军阅后，不仅没有大动肝火，反而大为欣赏。”唐教授笑者说。

“是不是大有知我者唐德刚也’之感？”书君问道。

“是啊，他阅后，就向身边的人表示要约我见面聊聊，当时，他也有意让我为他作传。巧了，我那时正在台湾。”

“请他来吃饭，请他来吃饭。”张将军得知后非常高兴，并让他身边的人悄悄去打电话寻找唐教授。

唐教授经常去台湾讲学探亲。其岳父吴开先是CC派大将，大革命时期，吴光生曾出任国民党宣传部总干事，与时任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在一间屋里并桌办公。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吴先生已出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他生前在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唐教授结婚时的证婚人，便是陈立夫先生。

所以，在台湾，唐教授也是有点背景的人，他是国民党的高干子弟。

当唐教投接到“张学良将军要请你吃饭”的通知后，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张将军大名鼎鼎，唐德刚乃一海外教授，何被邀为张府嘉宾？再说，那时张将军实际上仍被看管，未完全获得行动自由，这在政治上对张将军来说，岂不也是十分敏感的事情？唐教授一头雾水。但名人相邀，岂敢息慢，乃连夜搞到一张飞机票，清晨六点便径飞台北。

“当我初次与张将军相见时，我觉得我的文章写得真是一

点儿不错，那时张将军已是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他还是那样风度翩翩。”唐德刚教授开怀大笑说。

一九九年一至五月，唐德刚教授采访张学将军。

初次相聚，彼此之间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张将军频频地说：“下次请你同太太一块儿来，我们再吃饭。”

就这样，唐教授与张将军从相识到熟识，前后相聚多次，总共吃了十几顿饭。那时，每逢相聚，唐教授便打开一个随身携带的录音机，他们边吃边谈边录。

毋庸置疑，若干历史上有关张学良将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都被收录在录音带里了。席间，唐教授曾问张将军：“依您的意思，我们所谈的这些事，要不要写出来呢？”

张学良在台北北投家中与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合影。

张将军沉吟了片刻，说：“写出来，倒也可以，但我不想依照《李宗仁回忆录》那样，不喜欢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出书。”

“据我所知，张将军晚年极少接受别人采访，是不是他对往事的回顾一旦诉诸于文字，有一定的顾虑？”王书君猜测地问了一句。

“正是。”唐先生解释说，“张将军那时尚未完全自由。当时，在张将军的寓所里，他曾抬起胳膊指了指窗外，但见别墅四周几十位宪兵在游戈，张将军便对我说：'有时三十几位，有时则多达七十，数量不等。’可见，张将车那时仍处在监视之中。”

正值唐教授与张将军熟识之际，一九九○年春，台湾军政商学界的名流开始考虑着手为张将军作九十大寿，公开祝寿。

“听说您也是几十位祝寿发起人之一·。”王书君问道。

“我本人的发起人资格还是有争议的。我是属于台湾当局不太欢迎的那一类人，常常写文章今天批评张三，明天抨击李四。本来嘛，我们学历史的，受欢迎的地方也真是太少了。再说，我常常跑大陆，他们便指责我是亲共分子，有时我进台湾，偶尔他们还找我点小麻烦。但幸好我不参加任何组织，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再说，也是张先生执意，让我做发起人之一。

“张将军对我们后辈是十分看重的，”唐教授动情地说，“吃了那么多的饭，谈得那么好，真令人回味无穷。

我记得有一次到张将军府上去，张夫人还亲手做牛排给我吃。我在一旁静观，不由感慨多端：啊，这不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赵四

小姐吗？我对张将军说：'我参加的第一个学生运动，就是打倒张学良。’那是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上街游行贼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打倒张学良！打倒赵四小姐！’而今星移斗转，沧海桑田，谁又能想到，半个世纪之后，赵四小姐又亲手给我做饭吃呢！”

唐教授对王书君讲：“张学良的故事，哪一桩我不知道？

在访谈时，我对张将军讲：'你的故事我全知道，现在的问题是只需你自己讲’张将军连说：那我讲，你写。’我便说：“那我就要出本书，书名就叫作《张学良“我讲你写”录》’。

“开始时，张先生让我写他，体裁是唐德刚写张学良，用我的口气写。而我的意思，是用他的口气写，就像我写《李宗仁回忆录》一样，可张先生又不同意。那时，郭冠英倒是很有兴趣，我就对郭说，那你来写吧，可是，张先生、台湾中国近代史所、联合报等又不同意让郭写。”

“本来，我为张先生作传的事基本上谈了，可是，让宋楚瑜的一句话搞砸了。”

“宋楚瑜？就是现在正在竞选总统’的那个人？”

“是啊！那时，他任国民党秘书长，他知道此事后，就警告张学良，说台湾有这么多的史学家，你为什么偏要找唐德刚来作传？言下之意，我是从美国来的，对台湾的事又常说三道四的，态度不友好，是亲共的。这样一来，张先生就有点恐慌。”

“恐慌什么？蒋介石不是在一九九年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了吗？”王书君问道。

在台北北投寓所，唐德刚与张学良夫妇在庭院内合影。

“没有的，话是那么说，他真正解除管束的时间是他作九十大寿时。就算不恐慌，但他心里总是有点紧张。西安事变之后，张先生知道国民党不会杀他了，但他也不敢，或者说不愿去得罪国民党。”

“我就问张学良，汉公，他们真的要把你搞死吗？张学良说，是啊，是啊！

我问为什么呢？他说，哎呀，劫了一板子啦。意思就是，已过了一个阶段了，他与蒋的合作关系，已告一段落了，完结了。”

唐教授说：“张学良在接获宋楚瑜的警告后，就同我取得了联系，说咱两个人要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声明说唐德刚没有替他张学良写回忆录。我就回应张先生说，咱两个不能联合声明，因为咱俩不是一样的人。你是国民党元老，我是一个海外华侨，咱俩人的身份不配。我说咱们可以各自声明各自的。结果，记得是六月十一号，声明登在了《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上。

“就这样，我们把宋楚瑜这桩子事打发掉了。随后，我就对张将军说，汉公啊，如果你还想写传的话，你将来可以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部合作，秘密地留下录音，然后，你百年之后再公布发表。张先生一听说：'哎，这个办法好。

“我说，将来有机会，或哥伦比亚大学派人来，或者你到哥大去。我自己也老了，又有繁重的教学任务，我也没有太多的功夫再去搞口述历史了。你与哥大合作还是很好的，他那儿有一套制度，你的所有资料也可以存在哥大，等到二十一世纪再发表。对我这一番话，张将军还是很感兴趣的，连说'很好，很好。”

第二年春天，张将军赴美探亲，并开始了他的纽约之行。

唐教授继续回忆道：

“在纽约，张先生就住在贝太太家里。张先生耳聋，所以，我们打电话给他，都是贝太太接。我对张先生说，我要约你吃饭。张先生说，贝太太就是我的秘书，你任何事情都通过贝太太，由他替我安排好啦。

“我对张先生说，我请你吃饭时，我会把哥伦比亚大学的主持、把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教授们都请来，同你直接碰面。

会面之后，如果你有意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的话，你们可以再直接去谈好了，我负责从中介绍。张先生说：'好，好！’

“张先生到纽约来是个春天，大约四月初，在初步谈好之后，我同张先生把具体餐会的时间都订好了，并约好了哥大的几位名教授以及主持这类事情的哥大东亚研究所的若干位教授，还有我在哥大已四十多年的老友吴健雄、袁家骝教授夫妇，请他们一起来餐聚。贝太太也答应了。

“就在餐会的前两三天，我又打电话给张先生，再来确认一下。因为张先生来纽约后，我们虽然见过几次而，吃过几顿饭，但那都是别人请客。这次轮到我请客，那我就要confim.

我要告诉张先生，客人我都找好了，到时候光来见面吃饭、谈口述史合作一事就是了。

“不料，接电话的贝太太告诉我说，张先生到佛罗里达去了。哎呀，我说，怎么会到佛罗里达去了呢，不是讲好了要吃饭吗？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贝太太说，不回来了，从佛罗里达真接回台湾

“我说，这不是笑话吗，这人是不是太占怪了？都说好了的事，怎么不通知一下，又去佛罗里达了呢？我把客人都请到了，这该怎么办？好了，算了，不请了。我就打电话给哥大的教授、说张先生不来了，他糊里糊涂地跑掉了，以后再说吧。

这样，我就把餐会取消了。”

“张将车真去佛罗里达了吗？”王书君追问道。

“不清楚，他去过大西洋城和华盛顿，时间很短，仅是去游览了一下。

“听贝太太这么一说，我真的以为张先生走掉了。可是，后来我在纽约碰到一位我的学生，这个学生要请我吃饭，我说，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呢？他说，张学良常在我主持的教堂里作礼拜，我知道你是史学教授，所以，我要请你们碰碰头。

“我问，张学良现在还在纽约吗？他说，在啊，他每个礼 拜天都到我这儿来。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贝太太，张先生现在还在纽约嘛，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叫唐德刚，你再问一下张先生。

“原来，由于请张先生吃饭的人太多了，所以，凡是请张先生吃饭的事，贝太太就一概拒绝掉，但她也不清楚我跟张学良有特殊的关系，再说，吃饭的事早已讲好了。我就说你再问问汉公，我叫唐德刚。”

“你以前不认识贝太太吗？”王书君问道。

“不认识。我同贝聿铭很熟的，但以前不认识贝太太。这时，贝太太就跑去问张先生，张先生说：'是唐德刚请客嘛，那我去，我去！

“回过头来再请张先生，已经是五月底了，那我就要重新安排，因为这时哥大放假了，口述历史部的那些教授都走了，我请不到他们了，只能请几位中国人。如吴健雄、袁家骝等陪客。

“安排好之后，张先生就到我家来了。那时，刚好我的一个朋友郭冠英正在纽约，我就开车子接，郭冠英就带了录影机摄，贝太太也一起来了。我们一路上还观看了哈德逊河风光。

“到了我家之后，因张先生路有点闲难，我就扶他上了我家的台阶。稍事休息后，我就告诉张先生，我们到'鲤鱼门’去吃饭。”

途中，唐教授顺便带张将军去欣赏附近的房子。这个区是全美房价最贵的十区之一，不少房价都在美金百万元以上。唐教授的儿子是建筑师，也在这一带设计了几座房子。有一座是给一位台湾医师设计兴建的，是两层传统中国式的四角有亭阁的建筑，结合了中国建筑之美。但建好了之后，主人却嫌风水不好，而以一百二十万美金的低价脱售给一位中国人了。

我不信风水！我的家住在大帅府后边，后来前面加盖了办公室。我父亲在的时候，一个墙上不许开两个门，因此有一道长墙，要从原来的门走回到后面办公，很不方便。我父亲去世后我就打开了一个门，我的四姨和五姨就反对，说这是我父亲的规矩，但我不管，仍开了门。后来我第三个儿子死了，她们就骂我，说你这件逆啊，你就不信这一套，现在你开门把儿子弄死了。

我就问她们说：“我爸爸没开门？”她们说：“没开门啊！”我说：“那他怎么死了？”

袁家骝与夫人吴健雄都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张学良与他们见面相谈甚欢。唐教授说，今天，袁世凯的孙子会见张作霖的儿子，也是一桩历史佳话。

宴会上，张学良边吃边谈，兴致极高，滔滔不绝地谈了很多铁事。

一九九一年五月，张学良作客新泽西州鲤鱼门饭店，与友人合影。后排左一为唐德刚教投。

袁家骝是袁世凯之孙，父亲是袁世凯的二子袁克文。袁克文后来住在上海，成为青帮中的大爷，在上海滩徒众无数。晚年潦倒，许多字画都转给了张学良。

张学良说，他父亲在旧军人中最佩服袁世凯。一九一三年张作霖进京谒袁，临走，袁世凯把自己的貂皮大衣送给了张作霖，张作霖不敢收，袁世凯说你拿去，东北天冷，你可以穿穿。张学良告诉众人说：“我父亲得意极了，后来把这件大衣,留给我保存。”

袁世凯曾向家人说，张作霖真土，拜见他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桌上的一只表，他意识到张作霖喜欢，就坚持把此表送张作霖。由此可见，袁世凯特别善于笼络人。

唐德刚教授的夫人吴昭文是党国元老吴开先的女儿，她回忆说，早年，张学良曾送给她父亲一件紫羔羊皮筒子，他父亲一直珍藏着，去年她父亲去世，整埋遗物时，许多衣服都丢了，因为台湾热，毛皮不易保存，只有这件皮筒子带来美国作纪念后来，唐夫人把它做了件皮袍子

唐德刚教授继续说道：“我请了一大桌客，共十二人，除袁吴夫妇之外，还有刘老、刘老的儿子等人陪客。宴请的格调是很高的，我不能请一桌赖饭，我就告诉饭店老板，你给我办一桌你饭店最好的酒席，你们能做到怎样好就怎样好，没有限制。结果，我们吃了一顿饭，除酒水之外，饭菜是八百五十美元，总起来算，超过一千美元。幸好饭店的房东是刘老的儿子，老板和房东都说，不要让唐教授付钱了，这钱我们负担了，因为张先生来我们这儿，也是我们的荣耀，后来，我本人坚持付了酒水钱。”

“宴会上还谈了些什么？”王书君关切地问

“谈得很好啊、讲了许多笑话，不少还是黄色笑话。我还说，袁世凯的孙子与张作霖的儿子历史性会面，其有哈德逊河畔谈历史的味道。”

“但由于哥大口述史部的教授们都放假走了，没有到会，这口述史的事在吃饭时我也没有提及。不久，张先生就走了，先回西岸，后返台湾。”

然后，唐教授继续对王书君讲述了有关张将军口述历史的事：

“这期间，估计是四月初，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中文会话的讲师张女士插了进来。张女士很活跃，她班上有许多洋学生，她就利用张学良侄女的关系告诉张先生，说她班上有许多洋学生想看望他。

“听说洋学生要看他，张先生很高兴，那些洋学生大个子、黄头发，又是中文会话班的，就这样与张学良谈了起来、他们也谈到了口述历史，张先生就说：'我也要做口述历史，可以的。

“有了张先生的这句话，这张女士就开始活动了。她对张学良说，为了搞口述史，我们现在需要申请钱，你可不可以出个报告？张学良说，可以。

“但张女士在美国很难搞到这笔钱，在美国是要查资格、查底细的。她的资格不够。她就与台湾方面联系。后来她找到王永庆，王永庆觉得，张学良既然要做口述历史、那就资助五万美元吧。有了这五万美元，张女士的本事就大了。

“搞中国口述历史，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哥大东亚研究所，一个是哥大东亚系。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属东亚所。

“张女士得到五万美元的捐款后，她不去找东亚所，也不去找东亚系，中文系也认为她不是搞此事的合适人选，她就去找柯瑞尔。”

“这柯瑞尔是个什么人物？”王书君问道。

“哥大还有一个全校性的总部，叫哥大口述历史部，它是管理哥大所有各系、各所口述历史资料和拷贝的，比如东亚的口述资料欧洲的口述资料、中东的口述资料等等都综合到这里它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当时的负责人叫柯瑞尔。

“按理说，柯瑞尔不该管这个事，管张学良述历史的，学术上应该属哥大东亚所的业务，或是东亚系。但张女士告诉木柯瑞尔，说她这儿有五万块钱，那柯瑞尔当然就抓住不放。但外人不清楚，以为都是哥大的述历史。所以，哥大里有这么个复杂的情况，但张学良怎么会知道呢？

“这样，柯瑞尔就正式用哥大口述历史部的信封，写信给张先生，说我就是哥大口述历史部。其实，这部门在学术上与东亚所的中国口述历史部毫无关系。

“张女士搞的这事，当时张学良在纽约时，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后来，张先生回到台湾后，有人问他，你的美国之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张学良回答说：'我赴美的最大收获是和哥伦比亚大学搞了合作，准备搞口述历史。’这个消息刊登在纽约《世界日报》上，我们才知道消息。

“得知这个消息后，哥大东亚所所长安卓·乃森就向柯瑞尔提出抗议，说这工作是属于我们东亚所中国述历史部的职责，你怎么跑到我们的职责范围里来了？

“乃森的这封抗议信曾事先拿给我看过。但因这五万块钱的关系，柯瑞尔就是不理这一套，他说，你们可以搞，我也可以搞。他们还专门临时加写了个'口述历史’的牌子，挂在办公室里。

“但是，柯瑞尔是个洋人，不懂中国历史嘛，不像乃森那样，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又有中文著作。但有柯瑞尔撑腰，张女士就可以不受约束地自行其事了。这时，有人转告张学良，说张女上不是搞口述历史的，她不具备这个资格。但张学良说，我不相信张女士，但我相信哥伦比亚大学。

“问题是，哥伦比亚大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先生可能只知道哥大有一个口述历史部，那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人的口述历史，都是这么出来的，但他不知道这里面有复杂的情况，有不同的部门，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内行和外行嘛。”

唐教授继续说：“后来，台湾方面的中国近代史所、联合报等单位准备为张先生做口述历史，但张先生婉拒了，他说：关于口述历史，我已经答应哥伦比亚大学了。’他答应的哪里是哥大，他答应的是张女士！”

“这么说，张将军的口述历史搞得阴差阳错了？”王书君遗憾地问道。

“是啊，可惜了嘛，张女士躲着东亚所中国口述历史部搞，你知道，那个部门是中国口述史的老祖宗，但她怎么能够和老祖宗搞在一起呢，和老祖宗搞在一起，明摆着就没有她的了嘛。“

“我就告诉过张学良，”唐教授对王书君说，“搞口述历史，看起来很容易，但搞好却很难。严格地说，搞述历史的人要对你访问的对象的历史背景比他自己还要清楚，这才能搞得好，才能搞成功。”

“张女士揽了这么个大差事，但她自已搞不了，只好请她姐姐来帮这个忙。

“她姐姐原先在美国南方的一所大学里做一名图书管理员：由于她父亲是教古汉语的，所以她就跟她爸爸学了一套古文功夫，一出手写文章，之乎者也就出来了。问题是，研究张学良你不能仅仅之乎者也，你要懂中国近现代历史。张先生年纪大了，许多事件历时久远、他的记忆也会有错误，你要是对历史不清楚，没法子发问，没法子下笔。张学良若打开话闸子、漫天乱讲的，同一个故事，他会翻来复去地讲好多遍，完全没有一个系统的思路。这也不能怪他，因他不是学历史的，不是搞学问的嘛，不像我们经过历史专业的科班训练，采访的关键全靠采访者如何利用专业知识去启发他、去引导他。”

“张家姐妹是在哪里进行采访的？”王书君追问道。

“在台北。张学良后来回台北去了，姐妹俩就跟到台北，后来张先生又定居夏威夷，她们又跟到夏威夷。”

“搞得效果如何，您知道吗？”王书君探问道。

“效果不是太好，听说张姐去了之后，跟张学良谈了，张学良说怎么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叫奉系’，什么叫直系’，她一概都不知道。据别人告诉我们，说把张学良搞得很被动。

“由于听别人说，张家姐妹两人是冒牌的，张学良就派他的一个侄女去哥大打听底细，张女士就主动带她去见了柯瑞尔，拜访了那个行政部门的口述历史部，但绝不去东亚所的中国口述历史部和东亚系。“

“张学良后来知道他的口述历史搞得不理想吗？”王书君问道。

“知道的，后来、张学良自己心里也清楚了。”

“我打个比方，是不是一个盛大的宴会，山珍海味、上等佐料一应俱全，但却请了一个不善烹调的厨师，结果没有炒出应有的味道来？”王书君比喻道。

“是啊，可以这样说。”

“唐老，您现在知不知道她们姊妹俩录了多少张学良的口述资料，质与量如何？”

“肯定会录一些，但我想她们搞不出什么新东西。张学良后来对人讲，他说，我同唐德刚讲，唐德刚听得明白，那张家姐妹听不明白，她们查书也很难查到的。”

“据您估计，张学良对您讲的，与他对张家姐妹讲的，会有什么不同？”

“我想大同小异啦。到二○○二年，有可能会公布他的一些信件、档案材料，口述录音估计也会有的，但质量如何，我现在也不清楚，对此并不乐观。

“后来，哥大方面就问张学良，你能不能把你的一些资料捐给哥大？张先生说，可以！原先，张先生的想法是开辟一个“张学良室”，张先生自己起名叫做'毅荻斋，毅庵是张先生的字，'荻’则是赵一荻名中的一个字。”

“现在哥大有这样一个室吗？”

“没有，因为哥大没有那么多地方。现在，柯瑞尔知道我这儿也有张学良的口述录音带，就写信给我，要我的这批带，但我暂时没有给他。”

一九九六年十月，张学良夫妇委托儿子张闾琳将自已的私人文件和口述历史资料捐赠给哥大，并举行了简短的交接仪式，根据张将军的意愿，这批资料文件将在二00二年后才能对外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