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前清翰林嫌红军没文化，拒绝出山，毛主席：让舒同写封信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舒同在得知了这个噩耗后，悲痛地说：“不管怎么样，如果没有他，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说完以后，他竟然流下了两行热泪……

舒同既是毛泽东的革命战友，而且因为他精通书法，毛泽东将他视为“书友”，他们之间的诗书交往，不仅反映出两个革命家之间的交流与切磋，也折射出时代的烟云，给后人留下了无数佳话。

1905年，舒同出生于江西省东乡县，他6岁就开始练字，10岁在一位前清秀才的指导下，先后临摹了柳公权、颜真卿等名家的字体，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风格。

舒同

1926年，舒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东乡县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1930年，舒同调到红军队伍中从事秘书和政治工作，每当作战间隙，他都会潜心进行书法研究，甚至在骑马行军的途中，他也会用右手在膝头比比划划，因此他的裤子总是膝盖处最先破。时间长了以后，大家送了舒同一个“马背书法家”的雅号。

有一次，舒同用石灰水在苏区根据地的墙上写了很多革命标语。毛泽东看到以后，对朱德说：“总司令，你来看，没想到我们红军竟出了个书法家，在墙上写了几种字体，但不知是何人？”

朱德说：“我知道这个人，他是红四军政治部秘书，名叫舒同。他可不简单呢，曾毕业于临川师范学校，我听叶剑英说过，1926年夏，北伐军攻占抚州，部队举行群众集会，舒同为大会书写的'欢迎北伐军群众大会’的横幅，曾引起他的极大兴趣。”

舒同书法作品

1932年春天的漳州战役结束后，舒同奉命参加打扫战场，正好遇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握住舒同的手说：“小伙子，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就是舒同吧！我早就听过你的名字了。”

舒同谦虚地说：“比您要差得远。”

毛泽东说：“哪里哪里！往后咱们要互相学习和交流哟，就是文友了！”

两人边走边谈，毛泽东从弹痕遍地的地上捡起一颗弹壳，笑着说：“这就是战地黄花啊！”

舒同会心一笑，他为毛泽东如此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如此神妙的比喻所触动，他又想到了毛泽东曾在1929年写过一首词，里面有一句叫“战地黄花分外香”，但很多指战员却把“黄花”理解为菊花或菜花，今天看来，原来毛主席是另有所指！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舒同调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延安创办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负责筹备的同志请毛泽东写校牌，但毛泽东当时实在忙不过来，便对来人说：“你们去请红一军团的舒同写吧，他的字写得好，我很欣赏。”

就这样，舒同奉命书写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校牌，还写了左右两边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8字校训。

舒同题写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牌

不久以后，红军为了团结抗战，决定请陕北旬邑县一个叫萧芝葆的前清翰林出任边区参议员，但几次请他，都被他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共产党好是好，但都是当兵打仗的，没文化，谈不来。”

毛泽东便让舒同以中央的名义给萧芝葆写了一封信，信中宣传了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萧芝葆看了信以后，欣然同意出山，他说：“这封信不仅字写得漂亮，文笔也比我好，共产党有人才！”

由此可见，舒同不仅书法很好，文章也写得很精彩，党内、军内许多重要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如1939年9月17日，舒同在《抗敌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军区聂司令员舒主任致东根清一郎书》，就能看到他写作特有的气势和文采。文章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中日两大民族，屹然立于东亚，互助则共存共荣，相攻则两败俱伤。此乃中日国民所共知，而为日本军阀所不察。

文末又进行了点题：

老成凋谢，竖子当国，轻举妄动，祸人害己。识此，日本军阀法西斯蒂，不特中国国民之公敌，实亦日本国民之公敌也。

舒同

正因为舒同文章也写得好，毛泽东曾称赞他说：“舒同是党内的才子，是党内一支笔。”何香凝女士也曾评价说：“国共两支笔，国民党内有于右任，共产党内有舒同，我更喜欢舒同。”

在解放战争时期，舒同曾多次深入敌营，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第46军、96军和国民党第二绥靖区等多支部队起义，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敌军工作经验，而且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也有着很高的威望。因此中央在考虑解放台湾时，毛泽东曾内定由舒同担任“特殊情况下的台湾省委书记”，但因为后来朝鲜战争爆发，攻打台湾的计划只好搁浅了。

新中国成立后，舒同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1954年，华东局撤销，毛泽东点名调舒同进京，并给出两个职位让他选择：一个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另一个是文化部党组书记。但舒同最终没去北京，而是在陈毅的推荐下担任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不过在毛泽东的心里，他似乎更希望把舒同放在宣传战线上，充分发挥他“党内一支笔”的作用。1958年，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原先拟定的编委都是在北京工作的领导同志和理论专家，但编委名单报到毛泽东那里时，他又亲笔添加了3位在外工作的第一书记，其中有一位就是舒同。

毛泽东和舒同（左一）

舒同在山东任职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来到济南视察，他没有住宾馆，而是与舒同住进临铁路线的一幢房子里，两人除了谈工作外，就是谈书法、谈诗词，有时还谈中医。

有一次，毛泽东和舒同聊起了书法，他说：“我喜欢收藏你的字，有人说'舒体’字是'七分半书’，即楷、行、草、隶、篆各取一分，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也有的书法家评论你的字体风韵是'沉雄峭拔，恣肆中见逸气，忽似壮士斗牛，筋骨涌现’。这些我都同意。”

舒同问毛泽东：“主席，您见多识广，想必收藏了很多古人的书法作品吧？能否评论一下。”

毛泽东笑着说：“我收藏了600多种拓本和石刻影印件，看过400余种碑帖。我特别喜欢王羲之、王献之的行书帖和怀素的草书帖。对于乾隆皇帝的字，虽然到处都有，但有筋无骨，我不喜欢。乾隆时期提倡赵书，代表人物是张照。那个时期成形的'馆阁体’，评价不一，有人就认为是钻进了书法的死胡同。”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舒同豁然开朗、大长见识，后来他回忆自己走过的书艺道路时，总觉得是毛主席的话为自己书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和舒同

1957年夏天，党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时，毛泽东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并不好。舒同得知以后，便推荐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来给毛泽东治病。毛泽东见到刘惠民后，风趣地说：“你是施惠于民啊！”

但刘惠民开的药方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和工作人员都很担心，不同意他吃。刘惠民也因为事关重大而有所顾忌，他多次声明：“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疗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俩负责。”

最后工作人员在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时，他风趣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妻子便亲自担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喂药的任务。刘惠民的药也确实有效，仅过了3天，毛泽东的感冒就完全好了。

舒同和妻子

不过此事细细想来，风险还是相当大的，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谭启龙就曾对舒同说：“你的胆子可真大啊！”

1958年，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问舒同：“山东还有哪些困难需要中央帮助解决？”

舒同见毛泽东如此关心山东的发展，便大着胆子，把山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饱受战火煎熬、做出了重大牺牲、工农业基础薄弱、财政方面资金短缺、至今还欠中央巨债务等问题一股脑儿全说了出来。他当时的心态是：一吐为快，准备挨批。

没想到毛泽东听完以后，却对主管中央财政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先念同志，舒同同志说他们还欠中央的钱，对不对啊？全国的解放，山东是做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的，这些钱，我看就给他们免掉吧！”

李先念当即表态：“我同意主席的意见，一个字：免！”

在场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一听山东的债务就这样给免掉了，当场急了，他赶紧举手说：“主席，我们四川也有债务呢！”

毛泽东却风趣地伸出4个手指说：“另当别论！”

60年代末，舒同也受到了冲击，他写了一份长卷申诉书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当即指示说：“解决他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一指示没有得到落实。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一本《毛主席语录》陪舒同挺了过来。舒同曾对自己的司机说：“你说说毛主席语录哪一页哪一段，我全能背下来。”司机随口说了一页，舒同果真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出来。

毛泽东去世后，舒同住在北京西山一个古柏参天的山坡上，与毛泽东之子毛岸青为邻，下下棋，聊聊天，或者一个人读读书，写写字。他经常说：“毛主席的字虽然没有像书法家那样经过训练，但气势宏大，汪洋恣肆，无拘无束。现在的人束缚太多，很难学好怀素，毛主席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晚年的舒同练字

1992年，87岁高龄的舒同住进了北京301医院，他的记忆力渐渐衰退，但在散步时仍不时吟诵毛泽东的诗句：“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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