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前的书信

前言

书信作为一种应用性和审美性高度融合的应用性文体，其起源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与列国之间较为频繁的交流有密切关系，这个时期书信属于公文，内容或为王公大臣之间讨论政务，或是列国诸侯之间办理交涉，或是谋士们的游说之词等。两汉时期，由于书写材料的进一步丰富，书信日繁，不但公文书信更多，私人书信也日益的发展起来，成为文人交流思想、表达个人意识的工具，因此书信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三国时期，伴随着文学创作进入“自觉时代”，书信也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机会，其创作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在这一时期，从文学内容上看，书信题材的涵盖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从朝廷军政大事到普通生活琐事，从论学谈艺到闲情偶感，显示出其涵盖面的广泛性。从艺术表现上，书信在遣词造句、格局基调等方面，也呈现出独特的文学风格。两晋时期，书信创作进入繁荣期，就指涉题材方面，较三国两晋时期更为丰富，但在整体上呈现出分散化状态。就艺术表现方面，西晋整饬绮靡，东晋隽永闲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个性。综观三国两晋书信，题材内容丰富，风格迥异，生动形象的反映出三国两晋时期的时代风云、社会风尚、文人心态等，以其独特鲜明的创作风貌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纵观历代文论家、文学家对书信的研究和阐述，大致可对书信的定义、题材和艺术特点作以下的划归：

三国时期的曹丕最早在《典论・论文》提出“书论宜理＂的观点，而真正开始对书信本身进行详细阐述的是南朝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书记》中对前人书信作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刘勰不但界定了书信的概念，追溯了书信从先秦时期至两晋初期的发展流变，并通过点评历代书信名家名篇，指出了书信“尽言＂、“怿怀”的基本特点。南朝萧统在《文选》中第一次将公文书信与私人书信进行区分，使私人书信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体。但此后文人对于书信多是零星评点，收录于文集选本之中，缺少系统的梳理和表述。时至清代，书信重新受到关注，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周亮工的《尺牍新钞》、许裢的《六朝文絮笺注》等著作对书信部分篇目进行了评点，但却并非系统论述，对书信的阐释和见解仍有发展空间。

时至近代，书信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关于书信研究的论文或专著陆续出现。如谭邦和的《历代尺牍小品》、邓绍基、李枚的《尺牍精华》，对先秦至清代的书信进行选录，但并不完备。这一时期赵树功的《中国尺牍文学史》，脉络清晰地总结了书信的流变、文学特质等史迹，但对于三国两晋时期书信的整体风貌关注得不够全面，对其艺术特色也缺乏具体深入的把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论文也涉及了三国两晋时期的代表性书信，如谢巍的《书信概说》是对书信异名别称、文体格式等问题的研究；郭预衡的《中国古代书信之文》、谭邦和的《中国书信文体文学史略论》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切入对书信的文本和文体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三国两晋书信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侧重于历代传诵的名家名篇，存在于对相关作家的综合论述中；二是贯穿于对书信发展的宏观梳理中，缺乏具体细致的深层阐述；三是截取三国两晋时期某一具体朝代的书信进行分类表述，或者单独于三国两晋书信的艺术特色和文学风格，往往无法纵观三国两晋书信全貌。本文试图在前人对书信研究的基础上，以三国两晋书信研究为题，从先秦时期到三国两晋的书信进行宏观上的脉络梳理，从文学内容、艺术特色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并探究三国两晋书信独特创作风貌。

本文采取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展开论述，以获得对书信发展轨迹和文体特征的详尽把握。不但以严可均编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基础材料，参考萧统编《文选》、刘勰著《文心雕龙》等书籍中的古今学者有关文体的真知灼见，纵向梳理书信先秦至两晋的发展过程及影响文体演变的具体因素等；同时以刘勰论文体之四义与“文选学”分体纲领为方法指导，以文学史为背景，重点聚焦于三国两晋，结合同时代不同的具体文本，横向分析三国两晋书信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特点，以此探究三国两晋书信独特创作风貌。这样纵横结合，从宏观至微观，以期比较完整地呈现三国两晋书信的发展状况。

１唐前书信发展流变探析

许慎《说文解字》中：“著于竹帛谓之书＂，∞意为写在竹帛上的就称为书。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中：“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圆意为把想说的话写在简册上就称为书。后来“书”就成为古人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信，诚也。＂即真诚，后来引申为传递信息的使者，即“信使＂。可见，“书”、“信”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直到唐代，“书信”一词才有了与现在相似的意义。我国古代的书信，一般分为公文书信和私人书信。公文书信是指大臣向皇帝进言等，即奏疏、上书等。私人书信是指私人往来的信件，即书、笺等。

书信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书写材料与书写工具的不断发展，形成了较多的异名别称。如“简”、“牍＂、“札＂、“帛书”、“帖”、“笺＂、“函＂、“尺书＂、“尺帛”、“尺牍＂等。写在单片竹简上的称为“简＂；写在木片上的称为“牍＂；写在比较薄小的木片上称为“札”；写在绢帛上的称为“帛书＂或“帖＂；写在华贵的纸上的称为“笺”；因有套封故称为“函”；因为所用绢帛、简版等材料长约一尺故称“尺书＂、“尺帛”、“尺牍＂等。又由于书信陈述内容及双方身份地位的不同，书信又称为“章”、“奏＂、“表”、“诏＂、“启＂、“移＂、“命”等。

对于书信的起源仍有分歧。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言“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四刘勰认为，书信的产生受到春秋时期列国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往来的催生。而清人姚鼎把我国的书信追溯到《尚书》中的《君爽》，他在《古文辞类纂》序“书说类”言：“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夷》之篇。＂这是史官记载的一篇周公对召公的告诫之辞，文中周公向召公论述辅臣的重要作用，并表示两人共同辅助成王、成就文王功业的决心。姚鼐认为《君爽》与后世士大夫之间的书信往来在其意义上是一致的。尽管关于书信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仍有分歧，但是从中可见，书信的发展与其广泛的实际运用是分不开的。

书信是在人们社交活动出现以后产生的，并随着人们社交活动的日益频繁而逐渐发展。春秋时期以前，国家政务相对简单，少有书信往来。至春秋时期，列国纷争，政事频繁，书信也随之增多。各国之间通过书信进行联系和交涉，内容以列国之间的政治事务为主。可见先秦时期，书信多属公文书信，或为王公大臣之间讨论政务，或是列国诸侯之间办理交涉，或是谋士们的游说之词等。“战国之前，君臣同书＂、“及七国献书，诡丽辐辏”，战国之前的书信往来中，没有相对严格的等级界限，均可用“书”。至战国时期，出现了已有奏书性质的臣下写给侯国君主的书，此时的书信已经开始注重文辞的使用，虽然仍多属公文性质，但开始有一定的个人色彩。春秋战国时期的书信多留存于《左传》、《战国策》、《史记》等经史著作中。如郑子家的《告赵宣子书》、范雎《献秦昭王书》、乐毅《报燕惠王书》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书信名篇。

“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秦朝将“上书”改为“奏＂。但由于秦朝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文学创作空前冷落，流传后世的作品寥寥可数，书信传世名篇仅有李斯《谏逐客书》等。“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难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时至汉代，随着书写材料与书写工具的不断改进，书信往来日益增多，书信题材也日趋广泛，实现了两个方面的突破：一是书信涉及的题材内容，除国家政事之外，又涉及告诫劝勉、思亲叙旧等方面。二是涌现了大量的名家名作，书信已开始注意词采之美、性情之美等方面，体现了对艺术美的一定追求。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等，感情浓烈，喷薄而出，酣畅淋漓；如张奂《诫兄子书》、桓俨《遗陈业书》、马融《与窦伯向书》等，篇制简短，抒情浓重；这些都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书信作品，体现了书信由公文书信向私人书信的转变，开始成为个人交流思想、互相交往的工具。秦汉书信承前启后，不但丰富了书信的题材内容，使其文学色彩更加鲜明，而且创新了书信形式，折射出了秦汉时期的时代背景、社会风尚、文人心态等。

在书信的发展过程中，被鲁迅先生称为“文学自觉时代＂的三国两晋时期是一个重要阶段，书信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三国时期，以“三曹七子＂为中心的文人集团书信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这样描绘当时文人在书信中竞相展露才华的盛况：“魏之元瑜，号称翩翩；文举属章，半简必录；休琏好事，留意词翰；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弥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犊之偏才也。””具体而言，曹操《报蒯越书》、《与少府孔融书》等，质朴简约，清俊通脱。曹丕《与吴质书》，缅怀故友，论人论文，宛转情深，且对岁月流逝、世事变迁表现出深沉的敏感与伤怀。又如《又与吴质书》、《与繁钦书》、《答曹洪书》等，清丽卓约，情韵优美。曹植《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文气沛然，辞采华美。“七子”书信作品，从军政大事到日常琐记，从品评人物到谈文论诗，从怀念故人到与友绝交，均形诸书信，且风格迥异，文笔娴练。从文学内容看，三国书信题材已经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朝廷军政大事到普通生活琐事，从论学谈艺到闲情偶感，显示出其涵盖面的广泛性。从艺术表现上，书信在遣词造句、格局基调等方面，也呈现出独特的文学风格。

两晋时期，书信不但继承了前代书信的传统，而且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两晋文人“不仅以书信议政事、论学术、通信息、荐人才、叙情谊，还借此骋文采，露才情，草华章，后来还把山水风光也写了进来，书信文学于是有了更加广阔的题材领域和更加丰富的美学蕴涵”。西晋陆云书信创作独树一帜，《与兄平原书》共三十五篇，其中有三十篇涉及文学创作论述，改变了以往书信零星存在的状态。刘琨《与丞相笺》、《答卢谌书》等，悲怆雄健、清拔苍凉；赵至《与嵇茂齐书》等，辞采华美、情韵流畅。还有孔坦《临终与庾亮书》、桓温《与抚军笺》等，清雅晓畅、通达有致。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新的书信形式——“杂帖＂，王羲之《与会稽王笺》、《遗殷浩书》等作品，于文于书都为后人推崇。两晋书信，就指涉题材方面，较三国时期更为丰富，增加了探讨佛事和品评书法两类新题材，带有独特的时代印记，但在整体创作上呈现出分散化状态。就艺术表现方面，西晋书信或慷慨悲壮，或抑郁愁楚，不平之气涌荡其间；东晋书信则超逸闲雅、萧然高寄，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个性。两晋书信鲜活的摹写了当时的社会思潮、人情世态、时代风尚等。

南北朝时期，书信的题材范围更加的广泛，军政大事、人物评述、友朋互答、日常交游、山川风物、自荐退居、家务琐事，已经无所不及。在艺术上，继承了三国两晋时期书信抒情化、文学化倾向，情文并茂、情景交融的艺术创造在书信中已经萌芽。这一时期的书信受骈文兴盛影响较大，忽略了书信交流思想、传达内容的作用，刻意追求词美句奇、文风绮丽，但仍不乏清新朴素之作。如陶宏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等，风格清新，文辞秀美。南北朝时期书信“骈俪＂等特点对初唐书信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唐前历代书信的发展演变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出，书信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出现以后，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社会生活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书信为后人了解古时的社会风俗、人情世态，文人的思想性格、生活历程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书信以其丰富广泛的题材内容，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２古人书信的格式特点与传播情况

２．１古人书信的格式特点

书信作为一种应用文，有着较为固定的格式，一般分为称呼、正文、署名和日期三大部分。以《昭明文选》收录的较为完整的２９篇书信中收录的书信为基础资料进行分析，将书信的开篇和结尾摘录如下：

其中具有开篇和结尾的书信２１篇，相对固定的格式可以归为以下几类：开篇：

××（作者自称）死罪死罪

××（作者自称）言

××（作者自称）拜言

××（对象称谓）

××（作者自称）白（报）结尾：

××（作者自称）死罪死罪

×月×日（写信时间）

××（官职）

××（作者自称）死罪死罪

××（作者自称）顿首

其中，汉代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现存时间较早且面貌完整的书信，其开篇：“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紧接着是正文，结尾：“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这封书信完整而规范的格式，代表了古人书信的典型格式。书信在不断发展过程汇中，格式比较灵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在古代较为完整的书信格式，却很少被后人沿用。至三国两晋时期，书信又出现了新的格式，即：在开篇和结尾署上“×月×日（日期）××（作者自称）白或顿首＂，完全省去了对象的称谓，这种格式成为这一时期比较常用的格式。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璩的《与满公淡书》、《与侍郎曹长思书》、《与广川长岑文瑜书》、《与从弟君苗君胃书》等都是采用这种格式。另外还有一种格式，即：“××（作者自称）顿首ＸＸ（对象称谓）××（问候语）＂，以“××（作者自称）顿首＂结尾。如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便是这种格式。

在上述书信的开篇或结尾，出现了许多的客套语，如“死罪”、“顿首＂、“再拜”等。“死罪”的使用是古代封建等级制度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顿首”则是一种谦辞。另外，称谓语中的“足下＂，则是表示对收信人尊敬的辞令。古人书信中常用的谦辞和敬辞的都是出于“自谦而敬人”的原则。还有古人书信开头常用到问候语，如“无恙”等，而文末则多是祝语等。书信中客套语语、称谓语、礼语等在叙述情事、表达旨意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反映出了古代社会交往中礼仪的繁复。

２古人书信的传播情况

“邮驿＂是我国古代书信传播的独特形式，据许慎著《说文解字》中对于“邮＂、“驿＂的注解可知：“邮，境上行书舍。＂是指古时边陲地区送递书信的机构；“驿，置骑也。”圆指古代送递官方文书的马和车。自先秦以来，“邮驿＂有着不同的称谓，如春秋战国时期称“遽”，秦朝时期统一为“邮”，两汉时期叫“驿＂，到了三国两晋时期则“邮＂、“驿”并称。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书信往来，主要依靠车进行传递，称为“传车”，后期因经济迅速发展，各诸侯国着力建设驿道、邮驿馆舍等，通信设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出现了单骑通信和接力传书。由于书写材料——竹简的出现，方便了书信的传递。竹简书信在传递时，一般字面向内并捆上加封，而多片的竹简书信则用皮条连系成册后卷成一卷，装封。这一时期除国家重大事务交由专使、特使等办理之外，一般的交给职务较低的下层官吏负责，出现了“信臣”、“候史＂、“传言＂等书信传递人员，并出现了证明传递书信人员的身份的凭证“符信＂。

秦朝时期，完善了全国的驿站、馆舍等设施，形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秦朝统一了对邮驿的异称，统称“邮”。“邮＂成为负责长途公文书信的传递任专有名词，而近距离的书信传递是派人步行送递，称为“步传”。这一时期都采用接力传送文书的方法，有较为固定的路线。为了保证公文书信及时迅速的送达，在途中不泄密，秦朝法律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将书信分为急行文书和普通文书，不同的书信由不同的文字书写。为防止书信的伪造，在绳结处使用封泥、盖玺印等。而这一时期书信的传递人员已不再由士以上的管理担任，而用民间役夫。

两汉时期对于邮驿的管理更为正规，出现了“驿置”或称“驿站＂，即管理长途送递信件文书的设施。“驿站”是我国最早的一种官方住宿设施，其建立之初，接待对象只有信吏和邮卒。秦汉以后，“驿站＂的任务扩大，不仅是信吏的馆舍，而且也成为负责过往官员食宿的处所。同秦朝相比，驿和邮的分流是两汉邮传制度的最大进步。以骑马为主的送递方式，以“驿”命名，而短途的以步行为主的递送方式，便以“邮”命名。自两汉时期发明纸以来，纸以其轻便价廉的特点，较为迅速的在民间应用开来。与简牍相比，纸质书信具有书写方便、可随意开启、重量轻等特点，这些特点促进了书信和邮驿的发展。

三国两晋时期，邮驿的发展呈现三大特点：北方地区邮驿事业大发展；纸质书信发展迅速；私邮的出现。北方政权的纷纷建立和战事不断，客观上促进了邮驿的发展：各个政权将邮驿的管理视为巩固政权的方法之一，北方驿道四通八达，甘肃、新疆一带出现了大量的邮驿。三国两晋时期，邮驿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的趋向，即驿站制度的出现。就是说一般性公文全部由驿独力承担，而重要的文书则由中央或地方派出专人进行送递，但由驿来供应在送递途中替换的车马和食宿。这一时期仍未广泛出现私邮，只有个别大官僚办过仅供他本人使用的邮驿机构。普通百姓的邮件，仍只靠过往商旅捎带，或托亲朋中有远任官职的人转送。三国两晋时期，“逆旅”——私营客舍不断发展。民间私营逆旅的繁荣发展，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邮驿的发展兴盛。

具有一定私密性质的私人书信是从两汉时期发展起来的，私人书信一般不对外公开，但从为什么会被为世人所知？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出土文献中的私人书信。文人往来的私人书信在当时并没有被公布于世，而是伴随文人的去世一起被尘封之后，为后人挖掘出土而知。另一种是传世文献中的私人书信。传世文献中辑录的私人书信，一般最早见于编撰史书之中。而我国自古以来都是官修史书，国家的史官在撰写史书时，有更多优势搜集到较为充分的原始材料，如《汉书》、《后汉书》中共辑录了四十余篇私人书信。其中部分传世文献在当世就广为流传，而有些则为后世流传。在现存传世文献之中，有对于私人书信在当世便流传的史料记载，如《汉书・杨恽传》中：“会有日食变，驺马猥佐成上书告恽'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验，得所予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赋诗讥讽当朝政务，表露出欲与“卿大夫之制”决裂的意向。后因太仆戴长乐告发以及“日食事件＂，杨恽被捕入狱，廷尉按验时搜出《报孙会宗书》报于宣帝，书信被公开化。至三国两晋时期，书信被作为文体中的一类而收入文集中，书信作为文人的著作被辑录，已经超越了文人私人往来的范畴。

３三国两晋书信的题材内容

鲁迅先生称三国两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表现作家的个人情感与对美的追求。三国时期是动乱纷繁的时代，朝廷典章制度遭到破坏，传统儒家思想地位发生动摇，文人不再拘守于儒学，而表现出极其鲜明的个性。作为一代“奸雄”的曹操有着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其对文学的热爱，对文学创作的身体力行，推动集体性文学活动的形成，对三国时期文学的发展兴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书信的发展过程中，三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书信作品创作日益增多，书信的题材内容在两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展。从整体来看，三国书信的题材内容已经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书信已经不单是叙述事件、交流思想，而是成为文人展现才华、张扬个性的独特文学载体。以“三曹七子＂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在书信的创作上也提出了很多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观点。

西晋时期太平时日短暂，仅维持了三十余年。“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使西晋王朝内忧外患，战乱频繁。而西晋初期，却有着较为宽松的学术氛围，文学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西晋文人追求浮华名利情趣、苟求自保碌碌无为，普遍缺少救国治世的政治追求以及奋发有为的豪情意气，这是受到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和人欲横流的社会风气的影响。西晋文学有着受这一特殊时代影响而存在的特殊性，书信的创作也受其影响，但无论是在创作数量、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统计《全晋文》，西晋书信作品涉及作家八十三人，约一百八十四篇。从书信作品整体分布情况来看，西晋书信在创作上呈分散化状态。其中，陆云有《与兄平原书》三十五篇，《与戴季甫书》七篇，《与杨彦明书》七篇，《与陆典书书》九篇，《答兄书》一篇，《与朱光禄书》一篇，《与张光禄书》一篇，《答车茂安书》一篇，《书》一篇，总计七十一篇。而《与兄平原书》中有三十篇涉及论述文学创作，陆云改变了之前书信创作零星存在的状态。其他作家仅有数篇书信作品则较为普遍。另外，西晋诸多诗赋名家没有书信传世，如“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中，除“二陆”之外，其他文人没有书信留世。

在题材内容上，西晋与三国时期相比，更为丰富。西晋书信作品整体偏柔，铿锵有力之作相对较少。在艺术风格上有着对“采缛”的过分追求，继承了西晋文学整饬采缛的特征。书信作品更多的记录了文人的真实感情，在书信的整个发展过程的中有着不可或缺的独特性。

东晋是偏安的一朝，永嘉南渡，国破家亡，文人怅惘凄怆情绪弥漫。然而南北割据、长期对峙局面的形成，生活的苟安使文人心态趋于平静，亡国之痛转化为淡淡惆怅，在文学创作上就体现出平和闲逸。世事变迁，文人坎坷凄凉的心路历程，谈玄倡佛的时代风尚，都使得东晋书信作品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述：“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

“杂帖”的出现，是东晋书信创作的一个突破。“杂帖”兼文学与书法于一身，在书信创作中独具一格。其中集大成者，当属王羲之，统计《全晋文》，王羲之“帖＂达四百七十余篇。王羲之“杂帖＂创作数量之多，内容之广，让人赞叹。王羲之“杂帖”短小精悍，将书信形式更为简化，融于日常生活的情思往来之中，文约义丰，隽永有致，情意真挚，言辞清新，树立了“杂帖”风范。另外，还有王献之“杂帖＂八十六篇，东晋“杂帖＂共计五百五十九篇。《全晋文》中，除“杂帖＂外，东晋书信尚有二百四十余篇，在规模已经远远超过西晋。佛教的兴盛，在书信创作中也留下了印记，其中，桓玄关于佛教、释慧远关于佛门义理的书信作品最具特色。

纵观东晋书信作品，在体例上少鸿篇巨制，而多零星小作，风格质朴清雅，通达有致。东晋书信创作开创了新的题材内容，将探讨佛事和品评书法纳入其中，体现出独特的时代色彩。

３．１军政大事

作为传统的书信题材之一的军政大事，一直保持严肃的面目，而至三国时期，这一书信创作随着文学“自觉”的发展，开始流露出浓浓的情感色彩。

王粲《为刘荆州谏袁谭书》：

且君子违难不适雠国，交绝不出恶声，况忘先人之雠，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蛮夷戎狄，将有诮让之言，况我族类，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于当时，全宗祀于一世，岂宜同生分谤，争校得失乎？。

这是王粲为刘荆州的代笔之作，“袁显思兄弟争国，王仲宣为刘荆州移书苦谏，今读其文，非独词章纵横，其言诚仁人也。”留信中恳切的言辞，真挚的情感，使得书信情理兼备。王粲将“情”字注入到军政题材书信的创作中，达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效果。

陈琳《为曹洪与魏太子书》：

彼有精甲数万，・临高守要，一人挥戟，万夫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

建安二十年，曹丕西征汉中，陈琳为曹洪代笔作书汇报战事情况。信中陈琳用汉中地形的艰难险要来反衬曹军势如破竹的行军之势，并多用典故反衬曹军此次征战胜利的轻而易举。同为代笔之作，陈琳行文则俊爽豪迈，典故的使用增强了其文学性，体现了三国时期纵横霸气的文风。

另有，曹操《与王修书》，鼓励身处位轻而任重的王修要安心盐铁工作，君臣之间的理解与信任被娓娓道出。《与太尉杨彪书》曹操意在安抚杨彪，曹操杀了杨彪之子杨修，故此修书劝慰杨彪接受现实，要以军政要事为重，然而在丧子之痛的情感面前，曹操点到即止的安抚之词则稍显单薄。曹操《手书与阎行》中带有嘲戏性质的言辞，威逼利诱阎行归顺，玩笑般圆滑的解决了问题，化解了尴尬。曹丕《与孟达书》是致归顺魏朝的蜀国太守孟达的书信，信中曹丕将孟达与前代审时度势的贤士相提并论，赞美了其非凡的才干，并嘱咐其安心归顺，流露出真挚诚恳的欢迎之情。

西晋时期战乱频繁，围绕军政题材的书信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八王之乱＂时期和“五胡乱华＂时期。

八王之乱是晋朝皇族为争权夺位而进行的长达十六年的混战，期间围绕“八王之乱＂而产生的书信作品，清晰的再现了这一纷繁复杂的时代。

傅咸《与杨骏笺》：

今圣上欲委政于公，谅暗自居，此虽谦让之心，而天下未以为善。天下未以为善者，以亿兆颐颐，戴仰宸极，听于冢宰，惧天光有蔽。人心既以若此，而明公处之，固未为易也。窃谓山陵之事既毕，明公当思隆替之宜。周公圣人，犹不免谤。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处，况圣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尽。苟明公有以察其倥款，言岂在多。

武帝驾崩，遗诏以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佐朝政，而杨骏私藏遗诏，独揽大权。此便是尚书左丞傅咸致杨骏的进言书信，信中从君臣之礼切入，举周公之例作喻，分析杨骏所为的利弊，刚直中正，风格峻整。

《与汝南王亮笺》：

杨骏有震主之威，委任亲戚，此天下所以喧哗。今之处重，宜反此失。谓宜静默颐神，有大得失，乃维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

贾后与司马玮密谋，杀杨骏，推司马亮与卫灌共同执掌朝政。傅咸致书司马亮，直言其应以杨骏事件为戒，要“静默颐神＂。对于诛灭杨骏后朝廷的封赏，傅咸为司马亮深谋远虑，提醒其应居安思危，谨慎行事，谆谆劝言刚柔并济，刚直无悔的赤诚忠心表露无遗。

嵇绍《谏齐王同书》：

夏禹以卑室称美，唐虞以茅茨显德，丰屋蘸家，无益危亡．窃承毁败太乐，以广第舍，兴造功力，为三王立宅，此岂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万姓颐颐，成待覆润，宜省起造之烦，深思谦损之理。复主之勋，不可弃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

贾后为保手中权位，废太子通，朝臣激愤。赵王司马伦起兵杀贾后，自立为帝，成为皇族争夺政权斗争的开端。齐王司马同则在司马伦被杀进京辅佐朝政，嵇绍此时致书司马同，开篇用典，劝诫其“宜省起造之烦，深思谦损之理”。五胡乱华时期，刘琨以其铿锵有力、豪迈慷慨的创作风格在军政题材书信创作中独树一帜。乱世造英雄，刘琨在《答卢谌书》中讲述了自己颇有传奇色彩的平生，从年少士族显贵到身经乱世沧桑，从壮志报国到大业难酬，其前后生活、思想的巨大变化，抚今思昔，慷慨悲怆之情自然流露。

《答太傅府书》：

僭遣使驿，离间其部落。渊遂怖惧，一大于南奔蒲子，杂虏归降，万有馀落。

与刘渊斗争曾一度得胜的刘琨在信中，打击了刘渊的士气，寥寥数语战后情况的描述，流露出的英雄气概颇有些志得意满。

《与石勒书》：

存亡决在得主，成败要在所附；得主则为养兵，附逆则为贼众。义兵虽败，而功业必成；贼众虽克，而终归殄灭者也。

刘琨在劝降石勒时，先盛赞石勒，接着笔锋一转，对其现状提出质疑，并指出其依附刘聪后终无所得的结果，嘱托其慎重所附，然后再以官职诱之，劝其归顺。刘琨审时度势，逻辑清晰，文辞壮丽，对西晋王朝的一腔忠心和抵御外族侵扰的豪情信心在言语中自然流露，颇有雄健之势。

《与丞相笺》：

不得进军者，实困无食．残民鸟散，拥发徒跣。录召之日，皆披林而至：衣服蓝缕，木弓一张，荆矢十发，编草盛粮，不盈十日。夏则桑椹，冬则荧豆，视此哀叹，使人气索。想吴孙韩白，犹或难之，况以琨怯弱凡才，而当率此，以殄强寇。

刘琨虽然持续征战抗敌，但处境却日益困顿。物资匮乏，又无救援，军士悲苦抗敌的惨烈难以言表。西晋王朝大势已去，刘琨鞠躬尽瘁，然而难挽狂澜，英雄末路的苍凉凄苦，跃然纸上。东晋偏安政权使得军政题材书信创作并不多，其主要涉及亡国和北伐。其中王羲之是集大成者，颇具代表性。王羲之对军政大事的关心、对闲洒飘逸风格的喜爱，贯穿着其坎坷的一生。王羲之在朝为官期间关心社稷民生，颇为务实，并且对国家局势的分析也很是透彻犀利。

《报殷浩书》：

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故当不同於凡使，必令远近成知朝廷留心於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碑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王羲之虽自言“吾素自无廊庙”，但其一句掷地有声的“恭以待命＂，流露出王羲之坦荡的胸怀和愿为国效力的无畏精神。

王羲之基于对时局客观透彻的分析，对朝廷的北伐战争极力反对。

《又遗殷浩书》：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今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

王羲之开篇先言辞恳切的表达了对初次北伐失利的惋惜，对当前局势的客观分析。接着用犀利的言辞对执政者的昏庸无能进行了大胆批判：“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圆还对殷浩所谓“力争武功，作非所当”的举措提出批评。王羲之在客观分析利弊后，还指出了当下应招贤纳士、消减苛税等强国策略：“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於当权。今军破於外，资竭於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正，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求倒悬之急。”其扼要恳切的言辞，理性客观的态度，体现了王羲之正直刚毅的性格特征。

王羲之对于殷浩急于再次北伐一事，上书会稽王司马昱，客观冷峻的分析了不宜再次北伐的缘由，希望司马昱能加以劝阻。

《与会稽王笺》：

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馀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徵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

王羲之在信中首先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北伐存在“遗黎歼尽＂、“千里馈粮”的被动现状和不利因素，接着又客观的将时政与秦政相比，用国家危亡等危苦之辞给予警示，他认为朝廷当前应认真反思，汲取先前的教训，切不可重蹈覆辙，言辞中流露出深深的忧虑。

王羲之反对北伐的理性，让其缺少了慷慨悲壮的壮志豪情，或许有些许保守，但绝非是苟且偷安之心。王羲之认为内忧外患的东晋王朝应暂时休养生息，富民强国，伺机而行的谋略是符合东晋王朝现状，颇有远见卓识的。东晋王朝当时外则战败，内则资源枯竭，内外皆不安宁，北伐也只能是强弩之末。

除了关心国计，王羲之还对民生有着关心和思考。在《遗谢安书》中，王羲之分别对复开漕运、精简官吏、耗盗官米、减轻征役等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由于战乱纷繁导致漕运停滞，王羲之提出“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希望朝廷督派官员专办此事，并对实施情况进行考核，对不能如期完工的官员进行处罚。王羲之针对朝廷机构庞大、官吏混杂的现状提出：“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况以郡才而更不理，正由为法不一，牵制者众，思简而易从，便足以保守成业＂，建议精简官吏，来解决官员推诿朝廷事务、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针对耗盗官米的现象，提出“诛翦一人，其后便断”，杀一儆百来解决官员渎职、监守自盗等问题。针对征役过重提出：“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於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通过减轻征役的具体措施，来减少流离逃亡等情况。王羲之针对朝廷弊病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改革措施，对后人具有借鉴意义。

陈颓《与王导书》：

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凌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夫欲制远，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应之。今宜改张，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

陈预在信中对于亡国的原因进行了冷静的反思与探索，其主要原因：一是“取材所失”；二是“庄老之俗，倾惑朝廷”。东晋受清谈玄学影响，人人摒弃政务，以致“王职不恤，法物坠丧＂。陈预在文人忧伤感怀之时，探索亡国原因，实属可贵。陈颓还指出“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才是光复大业之道。

桓温《与抚军笺》：

此胡肆逆四十馀载，倾覆社稷，毁辱陵庙，遇其可亡之会，实是君子竭诚小人尽力之日也。江东虽为未丰，方之古人，复为未俭，少康以一旅之众，兴复祖宗，光武奋发，中兴汉室。

桓温心怀北伐的豪情壮志，文武兼备，深受军民拥戴，曾进行三次北伐。桓温在信中盛赞东晋王朝国富民强，切不可失征讨逆胡的大好时机。并借用“少康＂、“光武”的历史典故喻东晋王朝复国之望。结尾发出“不齐力扫灭，则大贼何由而自平，大耻焉得而自雪”的感慨。桓温虽胸怀雄心壮志，但一己之力终难成就大业，只得空自悲叹。西晋军政题材书信主要涉及“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诸王争权夺位的真实写照与爱国志士的英雄豪情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东晋军政题材书信主要涉及北伐战争，整体风貌与西晋相比，缺少了金戈铁马、奋发激越的情怀。

3.２人际关系

书信是古人叙述事件，交流感情的重要载体，从书信中可以了解到古人的人际交往。人际关系主要包括亲情、友情、爱情等感情的交往方式。

3．２．１亲情

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书信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成为亲人之间进行感情交流的重要载体，其内容多为告诫劝勉，或抒写感慨兴叹等。书信在两汉时期已经比较流行，出现了刘向《诫子歆书》、杜泰姬《诫诸女及妇书》、秦嘉《与妻徐淑书》、徐淑《为誓书与兄弟》等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至三国时期，有阐述“静、俭、学、才”关系的诸葛亮《诫子书》、以功名相劝的曹操《诫子植书》、针砭门阀世族门第之见的虞翻《与弟书》等作品。

至西晋时期，亲情题材书信主要有羊枯《诫子书》、杜预《与子耽书》、蔡硅《与弟敏书》等，其内容也多为告诫劝勉。

羊祜《诫子书》：

谘度弘伟，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异独达，察汝等将无分也。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之谈，无听毁誉之语。闻人之过，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后动。若言行无信，身受大谤，自入刑论，岂复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讽诵之。

羊祜从自身受教经历说起，并恭敬地追思其父的风德，进而指出其子存在的不足之处，羊祜认为德行品行是关系宗族荣辱的大事，并在修身养性、言语品行等方面提出要求。羊祜信中重在说理，慈父的良苦用心在字字威严之间流露出来。

杜预《与子耽书》：

“知汝颇欲念学，令同还车到，副书，可案录受之。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

杜预对其子的爱学之心给予指点，并赠其书，简短的言辞中字字殷切关怀之意。

蔡硅《与弟敏书》：

“古者兵交，使在其间，军国固当举信义以相高。而闻疆场之上，往往有袭夺互市，甚不可行。弟慎无为小利而忘大备也。”

蔡畦忧其弟重蹈诸将“袭夺互市”之辙，致信相劝，虽寥寥数语，但劝诫之心深切。

东晋时期亲情题材创作较西晋更为丰富，其中以王羲之为代表。其《杂帖》中有较多涉及叙写亲情的书信，除延续西晋以告诫劝勉为主的内容之外，还有着对己故前人的哀悼思念等。

在王羲之《杂帖一》悠然自得、潇洒飘逸的田园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辞：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致委曲故具示。

仅有寥寥数语，却描绘出儿孙满堂、其乐融融的美好画面，王羲之对儿孙的浓浓深情，对天伦之乐的欣慰满足，流露在字里行间。

延期官奴小女，病疾不救，痛愍贯心。吾以西夕，情愿所锺，唯在此等。岂图十日之中，二孙天命，惋伤之甚，未能喻心，可复如何！函（《谢二侯》）

延期官奴小女，并得暴疾，遂至不救，愍痛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禁慰馀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孙夭命？日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缠心，无复一至於此，可复如何！临纸咽塞。。（《杂帖二》）

二孙女夭殇，悼痛切心！岂意一旬之中，二孙至此！伤惋之甚，不能已已，可复如何？。（《杂帖二》）

而桑榆之年，与挚爱亲人的诀别，又令王羲之痛彻心扉。心之所寄的孙女的不幸夭折，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痛凄楚，言辞中无可奈何的哀叹，凄悲的痛诉，字字关爱，句旬深情，即使再放旷豁达的胸襟，潇洒飘逸的情志，也难以释怀对挚爱亲人的惦念。

陶潜《与子俨等书》：

恨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

这是陶渊明在五十岁后一次病重期间，写给同父异母的四个儿子的一封家书，信中没有训诫的口气，没有对儿子的人生严苛的要求，其注重的是情感的表达与宣泄。陶渊明引用典故，谆谆嘱托，勉励同父异母的四子要相互关爱，和睦相处。陶渊明对儿子的爱没有沉重之感，而显得清淡平静，亲切自然。一句“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将父子之爱上升至众生平等的博爱，其爱子之心沁人心脾。

另外，还有王洽《书》、王徽之《书》、郗情《杂帖》、湛氏《封鲜反书责陶侃》等，或慰问，或劝勉，缕缕亲情流溢在言辞之间。

可见，西晋时期亲情题材书信创作贫乏，且都是对亲人的告诫劝勉。东晋时期在创作上则更为丰富，除了以告诫劝勉为主，还有着对已故前人的哀悼思念等。

3.2.2友情

不能与家人、爱人的倾诉，可以诉诸于友人，因此友情作为人世间最美的情感之一，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在三国时期，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诸子相聚，同游山水，同题唱和，彼此切磋，使得诸子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书信成为情怀倾吐宣泄的依托，友情题材的书信创作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曹丕在与吴质的书信来往中，多有对友情情感的流露。作为曹丕心腹的吴质曾辅助其在“太子之争”中取胜，他们之间的情感已经超出君臣情谊的范畴，信中体现出更多的亲密与信任。

《与吴质书》：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诚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

《又与吴质书》：

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以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曹丕在信中追忆昔日南皮之游，游宴赋诗的盛况，情深意重的欢愉之景犹在眼前，俱不可忘，然时光流逝，世事变迁。建安二十二年，瘟疫流行，“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场、刘桢等相继离世，给曹丕带来巨大打击。好友的离去，让其不堪承受，言辞中物是人非的凄凉基调表露无遗。昔日的乐与今日的哀，形成鲜明的对比，信中弥漫着对友人的深切思念，清丽的文辞后隐藏着深沉的感伤之情。

与其兄曹丕不同，“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与吴季重书》）“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与杨德祖书》）曹植在书信中没有情感的喷薄而出，而是将敏感细致融入其中，描绘出了如涓涓细流般虬际恋反侧＂的深情旧谊。

王朗《与许文休书》（三篇）：

消息平安，甚善甚善。岂意脱别三十余年而无相见之缘乎！诗人比一日之别于岁月，岂况悠悠历累纪之年者哉！自与子别，若没而复浮，若绝而复连者数矣。今者亲生男女，凡有几人，年并几何．仆连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肃，年三十九岁，生于会稽；小儿裁岁余．临书怆恨，有怀缅然。

王朗与许靖在乱世中一别就是三十余年。许靖半生流离转徙，其后归顺蜀国，而王朗一直有劝其归魏之意。王朗一句“与异世无以异也”，道出三十余年间各自天涯，不得见面，而思念之情愈加强烈，其中滋味难以言表，三十年对友人的思念在此显得格外的沉重。书信最后家长里短的询问看似平淡，读则感慨万千，心酸不已。

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等，因为友谊破裂而作的绝交书，犀利透彻的论说，引经据典的讽刺，也颇具特色。

西晋友情题材书信创作以陆云为代表。陆云结交甚广，与友人书信来往频繁，其《与戴季甫书》、《与杨彦明书》、《与顾典书书》等都是与友人酬答往来的书信。

《与戴季甫书》

其三：季鸾公世，相系徂落。俊德茂业，邦家之彦，一朝并逝，永尔沦没，哀痛切裂，不能自胜，柰何柰何！其六：周安东昔奄薨徂，追慕切剥，不能自胜。勋业有究，早尔背世，遗惠鄙州，民物同哀，备记名义，情兼切裂。

《与杨彦明书》

其三：彦先来，相欣喜，便复分别，恨恨不可言。其六：戴会稽如是便发，分别恨然。其七：朋类丧索，同好日尽，如此生辈，那可复多邪？临书酸心。

陆云在书信中多是抒发与友人离别的相思之情，以及对时光荏苒的伤怀感叹。世事无常，灾祸无情，让陆云对友情格外珍重。昔日与友人同游的畅怀情景犹在眼前，却不知当日竟会生死相隔。虽深知“人生有终，谁得免此”，但满心思念、曾经温暖已无所着落，个中哀思酸楚谁又能感同身受。与友人离多聚少的遗憾伤感，对友人离世的痛心哀悼，字字句句满是悲情色彩。

赵至《与嵇茂齐书》：

去矣嵇生，永离隔矣！茕茕飘寄，临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难涉矣！携手之期，邈无日矣！思心弥结，谁云释矣！

回赵至书信结尾，一句一叹，感情倾泻而出，与友人的伤痛离别之情，浸透纸背。

东晋王羲之的《杂帖》也多有与友人的书信往来，多为对友人病情询问关切等。

知道长不孤，得散力疾重，而迩进退，甚令人忧念，迟信还知问．（《杂帖》）

六月十九日羲之白：使还，得八日书，知不佳，何尔耿耿！仆日弊而得此热，忽忽解日尔，力遣不具。（《杂帖》）

知足下哀感不佳，耿耿。吾下势、腹痛小差，须用女蒌丸，得应甚速也。（《杂帖》）

知阮生转佳，甚慰甚慰！会稽近患下，始差。诸谢粗安。（《杂帖》）

十五日羲之报，近甚仓卒，得十三日音，知卿佳，慰之。力及阳主，书不一一，羲之报。（《谢二侯》）

王羲之晚年身体疾病缠身，与友人书信往来中多为询问病疾等。《杂帖》中虽多为家常碎语，然对友人身体欠安的担心忧虑，对友人日趋康复的欣感宽慰，都是对友人真挚情谊的自然流露。

另有庾亮《追报孔坦书》中对孔坦的惺惺相惜，对其虽有“欲戮力时事，共雪国耻”雄心壮志终不遂愿的深深叹息。两人情谊之深，溢于言表。

东晋受佛教兴盛影响，在书信创作中，出现了东晋名士与沙门僧侣的书信往来，信中畅谈论辩，便结下深厚情谊，其中友情题材的书信作品，如谢安《与支遁书》对支遁离别的怅然心怀；竺法汰《与释道安书追论竺僧敷》中对竺僧敷品学的钦佩羡慕及深厚情谊的追念；法遇《与释慧远书》中对友人的忧念之思。

西晋友情题材书信创作以陆云为代表，多是与友人酬答往来的书信，多是抒发与友人离别的相思之情，以及对时光荏苒的伤怀感叹。东晋王羲之的《杂帖》也多有与友人的书信往来，多为对友人病情的关心慰问。与西晋相比，东晋受佛教兴盛影响，在书信创作中，出现了东晋名士与沙门僧侣的书信往来，信中畅谈论辩，便结下深厚情谊，书信致书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

3.２．３爱情

与友情题材创作的繁盛状态相比，爱情题材书信创作就显得较为贫乏。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古人对爱情的表达一直较为含蓄，鲜有将爱情在书信中进行表达。三国与西晋时期爱情题材书信创作尚无留世，故无法论述。东晋时期也仅留世两篇，也均为诀别之作。

王献之《别郗氏帖》：

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颇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疋，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惟当绝气耳。

郗氏是王献之任秘书丞之前的原配夫人，后因尚新安公主而与郗氏离异。信中均是肺腑之言，字字深情，缠绵悱恻，可见别妻之憾实乃真心。

竺僧度《答杨苕华书》：

夫事君以治一国，未若弘道以济万邦；事亲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济三界。发肤不毁，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远，未能兼被，以此为愧。然积篑成山，亦冀从微至著也。且披袈裟，振锡杖，饮清流，咏波若，虽王公之服，八珍之膳，铿锵之声，炜晔之色，不与易也。若能悬契，则同期于泥洹矣。且人心各异，有若其面。卿之不乐道，犹我之不慕俗矣。杨氏，长别离矣！万世因缘，于今绝矣！。

这是竺僧度致其剃度之前的妻子杨苕华的诀别信。竺僧度原名王唏，后因其母病卒，妻子的父母双亡，感叹世事无常，乃遁入空门。信中阐述了出家弘道的功德，以及出家为僧的坚定信念，与其妻的离别则是令人心痛的决绝。

3.３谈学论艺

在书信中谈学论艺始于两汉时期，至三国时期，文学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文人更重视对文学本身价值和审美特性的探讨，热衷于在书信的往来中对文学进行评点，主要涉及文学本体及价值、文体的特征、对文人的品评等方面，书信成为这一时期文人对文学和文艺理论探讨的平台。

文学的“自觉＂使得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得到了肯定，文学的价值和功用不再是政治的附庸工具。曹丕与曹植的书信作品中，都有涉及对文学地位的讨论。

曹丕《与王朗书》：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曹丕将文学创作定义为不朽的生命方式，将“著篇籍”与“立德扬名＂放在同样的地位，与其《典论・论文》中“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对于文学地位的肯定与提升，一脉相承。

曹植认为：“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才是首要志向，其在《与杨德祖书》言：“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可以看出曹植重功业、轻文章的倾向很是鲜明的。但曹植认为“辞赋小道”是受到当时强调仁义道德的儒家“三不朽＂的影响，“成一家之言”是在“吾志未果，吾道不行＂、“立德”、“立功＂无法企及，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选择，是基于其胸怀经国治世、成就功业的宏图伟愿而言的。

杨修《答临淄侯笺》：

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俦，为皆有愆邪！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

这是杨修回复曹植的书信，信中杨修对曹植的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但对其“重功业，轻文章＂的观点并不赞同。杨修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美＂，可“流干载之英声”。他强调文章可与功业并行不悖，与曹丕“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不谋而合。曹丕和曹植在书信中以个性气质引起的作品美学特征为标准，对建安诸子及其作品进行了客观的评点。

曹丕《又与吴质书》：

而伟长独怀丈抱质，恬谈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楗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选气，但未道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曹丕与邺下文人的亲密无间、真诚平等的交流，作驴鸣为王粲送葬，为徐干、陈琳等“撰其遗文，都为一集＂等都体现了一个笃于交情的真实的曹丕。曹丕对建安诸子文学创作的客观评点，体现了他对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美学价值的重视。

曹植《与杨德祖书》：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应砀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裢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前为书啁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

曹植对建安诸子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述，并对文人间一味自矜不相互交流，以及以陈琳为例对于文人自视甚高的现象进行了委婉的批评。曹植刻薄的言语并不是肆意的嘲讽，而是曹植性格中率真无忌使然，也是因为曹植写给关系亲近之人。

曹氏兄弟对于诸子精准的评点，一是缘于其“少小好文章＂，故“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二是缘于与诸子游宴创作中建立的相知相契的深情厚谊。

曹植提出应开展文学批评。“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与杨德祖书》）“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之君子，犹亦病诸？”（《与吴季重书》）曹植认为文学作品的创作不可能没有瑕疵弊病，作者应该虚心听取他人的评判，如有不妥之处，应立即进行修改。曹丕提出的“应时改定”的创作态度对后世颇有影响。

曹植还提出对文学作品的评判，其自身应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且不能以自身的喜恶对文学作品的优劣进行断然评判。“兰苣荪蕙之芳，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回（《与杨德祖书》）曹植提倡文学风格的多样化，认为各种风格的文学创作都其存在的意义，应有容纳各种风格文学作品的广阔胸怀。曹植还提出对作品的评判应以创作实践为基础，并提出应注重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总汲取营养。

这一时期的书信创作还成为文人进行艺术探讨的载体。

潜气内转，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幽散，声悲旧笳，曲美常均。（繁钦《与魏太子书》）

于是商风振条，春鹰度吟，飞雾成霜。（曹丕《答繁钦书》）

曹丕和繁钦都在信中描述自己所纳歌姬的天籁之音之美，用视觉所见来表达听觉感受，将歌声化为优美的文字，并将自身对音乐的欣赏与独特感悟融入其中，不但完美再现了音乐之美，而且交流了对于音乐的鉴赏。

西晋时期谈学论艺题材的书信创作，与三国时期有较大的差异。西晋惟陆云一人集大成者，其《与兄平原书》三十五篇，涉及论文的就达三十篇，品评作品达六十余篇，其中辞赋占有较大的比例，在对文学作品的品评中就显现出陆云的文学观点。

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多次用“清＂字。

其八：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漏赋》可谓清工。

其十：见吊少明殊复胜前，吊蔡君清妙不可言。（（丞相赞》云披结散纷，辞中原不清利。

其十一：《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视蔡氏数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愚以无疑不存。

其十三：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

其十八《祖德颂》无大谏语耳。然靡靡清工，用辞纬泽。

陆云自言“其十一：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在品评时更是多用“清妙”、“清约”、“清工＂、“清新”、“清绝”等词语，以“清”作为文章审美境界的评判标准。陆机虽未直接对“清＂字做出详细阐释，却已经在品评作品中进行了注解。“清”应是简约凝练、利落省净的文辞而达到的清畅灵秀、爽洁鲜明的“出自然”的艺术境界。陆云曾在品评其兄陆机的文章时，曾指出其存在文辞繁缛的缺憾，流露出对“清＂的偏爱。陆云在绮丽整饬的西晋文坛中“雅好清省”，颇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的清新独特。

陆云还注重作品的情感表现。文学的“自觉”使得文学创作偏向了情感的宣泄。其兄陆机提出了“诗缘情＂，陆云在自身的文学创作也注重真实情感的表现，在品评文章时，以“情＂论文。在《与兄平原书》中多次以“情＂字对文学创作进行评价。

其八：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

其十：至于定兄文，唯兄亦怒其无遗情而不自尽耳。

其十一：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絮而取不悦泽。尝忆兄道张公文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

其十七：《九愍》如兄所诲，亦殊过望，云意自谓当不如三赋。情难非体中所长，欲编周流，云意亦谓为佳耳。

其十八：云意亦如前启，情言深至，述恩自难希。其三十五：兄前表甚有深情远旨，可耽味高文也。

陆云认为“深情至言＂方能“深情远旨＂，文章因而精妙，可见陆云将“情”作为品评文章的重要标准之一。陆云以自身的文学创作经历，阐述思考“辞＂与“情”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张华父子“先情后辞＂的论文之道值得推崇。“辞”固然重要，然“附情而言＂，用真挚情感驱动语言表述，才可称为“高文＂。文章内容重“情”，文笔重“清＂，方称佳作，是陆云的偏好，是注重文章蕴涵情感与外在形式的巧妙融合的表现，是陆云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陆云书信中还涉及品评文人，主要是对其兄陆机和他人之作进行评点。对其兄陆机文章特色的评点多是仰慕赞美之辞，其整体评价是，“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

又如：

其三：兄文章自行天下，多少无所在。

其十一：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其十八：但文实无贵于为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餍其多也。

其二十二：兄文章已显一世，亦不足复多自困苦。

亦有对其兄的批评建议等，如：

其九：《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

其二十二：兄《丞相箴》少多，不如《女史》清约耳。

又有评析他人之作，既有前人，又有今人。

如：

其五：陈琳《大荒》甚极。自云作必过之，想终能自果耳。

其十九：蔡氏所长，唯铭颂耳．铭之善者，亦复数篇，其馀平平耳。

其二十二：张公藏诔自过五言诗耳。

另外，陆云就自己的创作，请陆机为其品评鉴赏，并进行推敲润色。

如：

其三：前省皇甫士安《高士传》，复作《选民赋》，今复送之，如欲报称。久不作文，多不悦泽，兄为小润色之，可成佳物，原必留思。

其七：前日观习，先欲作《（讲武赋》，因欲远言大体，欲献之大将军，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许家语，不知此可出不？故钞以白兄。若兄意谓此可成者，欲试成之。

其十一：《九悲》、《九愁》，连日钞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极此，愿兄小为之定，一字两字出之便欲得，迟望不言。

其十五：前登城门，意有怀，作《登台赋》，极未能成；……犹云逾前二赋。不审兄平之云何？愿小有损益，一字两字，不敢望多。

东晋时期文学批评较为盛行，有葛洪《抱朴子》、李充《翰林论》等专著，但他们谈学论艺题材的书信未留存于世，故不论述。

3.４山水景物

在书信中对于山水景物等描写，始于两汉时期，如张奂《与延笃书》、《与崔子贞书》等已经出现景物描写的萌芽。至三国时期，有应璩《与满公琰书》、《与从弟君苗君胃书》等都有对景物的描摹。而至西晋时期，山水景物题材书信创作并不多见，仅留世陆云《答车茂安书》和陆机《与弟云书》。

陆云《答车茂安书》是为车茂安讲述其故土风土人情，安抚其“举家惨戚”情绪的书信。

县去郡治，不出三日，直东而出。水陆并通，西有大湖，广纵千顷，北有名山，南有林泽，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汜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

陆云在描述故土景色时，铺陈风情，将一个远在吴地的偏僻之地，描摹成一个山水秀丽、地理优越的世外桃源。陆云还就当地丰富的物产、淳朴的风情、游猎捕捞的妙趣进行了叙述，渲染出一幅骋怀怡情、政通人和、殷实富足的和谐画面。陆云行文铺张华丽，颇显其文笔功底。东晋时期受玄学兴盛影响，在山水景物书信创作上与西晋有较大不同，在创作上开始摆脱缘事而发的依托之作，出现“情之所至，兴之所达＂的独立自在的景物描写，并逐步形成独立的审美意识。

朱超石《与兄书》：

登北邙远眺，众美都尽。洛水道路本好，青槐映荫可爱。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陆云台上有奇井，望之幽然，投一石子，掷之久方闻声。

悠然之意，闲情之怀，在日常普通的景物描写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喻希《与韩豫章笺》：

惟缤榔树，最南游之可观，子既非常，木亦特异，温交州时度之，大者三围，高者九丈，叶聚树端，房构叶下，华秀房中，子结房外，其擢穗似禾，其缀实似毅，其皮似桐而厚，其节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劲，其屈如覆虹，其中如缒绳，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倾，下不邪，调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则寥朗，庇其阴则萧条，信可以长吟，可以远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殖，必当遐树海南，辽然万里，弗遇长者之目，自令人恨深。尝对飞鸟恋土，增思寄意，谓此乌其背青，其腹赤，丹心外露，鸣情未达，终日归飞，飞不十千，路馀万里，何由归哉？

喻希用质朴的语言，简洁的文辞，传神的刻画，描摹出林邑槟榔树的特性。

还有王羲之《与谢安书》、王献之《镜湖帖》中也有描摹山水之状的短短数语。东晋山水景物题材的书信创作为后世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西晋时期陆云的《答车茂安书》缘事而发，铺陈华丽，典型的西晋绮丽华美之作，为后人传诵。东晋自在的景物描写，则为这一题材的创作寻得了独立的地位。

3.５谈论礼仪

西晋之前，谈论礼仪的书信创作甚少，至东晋时期，无论是创作规模，还是涉及范围，都远超前代。西晋时期，谈论礼仪题材书信主要涉及“长幼礼仪”、“居丧除服＂两个方面。

陆云《与朱光禄书》：

少长之礼，教化所崇。中叶陵迟，旧章废替。追惟前训，思遵在昔。敢慕高义，谨奏下敬。西《与张光禄书》：长幼之序，人伦大司。季世多难，失敬在昔。敢希令典，求思自迈。谨奏下敬，以藉虔疑。

《与严宛陵书》：

少长之序，礼之大司。晚节陵替，旧章残弃。瞻言令典，既慕钦承。仰凭高风，实副邦民。谨奏下敬，以藉虔款。思复未远，庶免悔吝。

陆云出身名门望族，宗法孝道乃是世族所看重的精神传统。陆云在与三人往来的书信中，反复阐述了儒家“长幼之礼”的重要性，认为长幼之序乃“教化所崇”、“人伦大司”，并对当时儒家礼法废弛的现状慨叹惋惜。

挚虞《答杜预书》：

今帝者一日万机，皇太子监抚之重，未就东宫，犹在殿省之内，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夺礼，葬讫除服，变制通理，垂典将来。何必附之于古，钦以旧义，使老儒致争哉！。

挚虞对儒家礼法颇有造诣，提出在葬礼过程中应居丧致哀以合礼法，但可“变制通理”，依情而动，合礼法而无需古板。

东晋时期，门阀制度的确立，孝道礼仪的推行，使得文人对礼仪制度的有着较多的探讨。涉及谈论礼仪的书信作品有二十一篇，其中讨论“居丧除服＂的书信占有较大比重。如会稽王道子《与王彪之书》、王彪之《答会稽王书》就按礼居丧期间能否婚嫁进行了探讨；殷允《与徐邈书》就有兄子丧，应除兄服，与徐邈进行了商讨；荀讷《答蔡谟书》就子嗣未逢父辈丧亡服丧的问题提出自身见解。其他如：王彪之《与会稽王笺》、范汪《与江悖书》、徐彦《与征西桓温笺》、徐邀《答徐乾书》等都是讨论“居丧除服”的书信。

另外，还有王导《又与贺循书问即位告庙》与贺循《与王导书》、《答王导书》关于“即位告庙”的具体仪式的讨论；范宁《答徐邈书》与徐邈《与范宁书问告定用牲否》对“郊祀祭生＂礼仪的解析；范宁《与谢安书》对“养子之礼“的阐述。西晋谈论礼仪的书信主要涉及“长幼之礼”和“居丧除服＂两个方面，而东晋无论在创作规模还是涉及范围上与西晋相比都更为广泛，其内容除“涉及居丧除”服外，还有关于“即位告庙＂、“郊祀祭生”、“养子之礼”的讨论等。

3.６日常琐事

三国时期出现了以谈论记述生活琐事等为题材的书信创作，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基本上都是个人生活中寥寥数语的琐碎小事，虽然数量不多，体现出书信发展的一种趋势，反映出三国时期书信创作的生动活泼，以及书信创作题材的广泛性，展现出书信最为自然的本色，从而成为这一时期独特的风景。

曹丕在《九日与锺繇书》、《铸五熟釜成与锺繇书》、《又与锺繇书》中，讲述了重阳节赠与钟繇菊花、钟繇赠与曹丕玉块等互赠礼物的琐事；《借取廓落带嘲刘桢书》曹丕欲取回之前所赐廓落带，以此嘲讽刘桢。这种互赠礼物的琐事小文，在汉魏时期实为少见，至六朝时期才呈现出繁盛的发展状态，可以说曹丕开创了这一书信题材的先河。另有，《与孙权书》中谈论马匹；《与朝臣书》谈论好米等。虽然都是琐事，但被曹丕写来，都显得浅显易懂，真实生动，趣味盎然。

还有，应璩《与曹昭伯笺》寥寥数语描述以“游蚁”为趣打发寂寥的小事等都属于此类题材作品，真实而精致，别具特色。

3.７探讨佛事

佛经的翻译，寺院的修建，东晋时期佛教的逐步兴盛，使得除了沙门之间会通过书信谈佛论经，政客文人与沙门之间也有着交流。探讨佛事成为前朝所未出现的新的创作题材。

东晋时期探讨佛事的书信创作约有三十余篇，主要涉及佛理探讨、敬王者之争、“精简沙门”等方面的探讨，其中释慧远是此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

戴逵《与远法师书》：

安公和南，弟子常览经典，皆以祸福之来，由于积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负于所知，言不伤于物类，而一生艰楚，荼毒备经，顾景块然，不尽唯己．夫冥理难推，近情易缠，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怀，始知修短穷达，自有定分，积善积恶之谈，盖是劝教之言耳。近作此释疑论，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馀，脱能寻省。戴安公和南。

佛教认为因果循环，善恶必报，然此佛理却难解尘世间繁琐之事，让人难得其解。戴逵便将心中疑惑诉诸于书信。戴逵阅览佛家经典，积德行善，以期善报，然“一生艰楚，荼毒备经＂，满心悲慨，认为因果报应乃“劝教之言”，不可信。释慧远《答戴处士书》、《又与戴处士书》便给予了解答。佛教言：“业有三报，世世轮回，福祸相袭＂，而“佛教精微，难以事诘”（《又与戴处士书》），“分明穷达，非常智所测”固（《答戴处士书》），因缘成熟，福果必至。

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倡导不拘泥于世俗的礼法道德，必然与中国传统的封建纲常产生冲突，特别是在讲究门阀制度、推行孝道的东晋时期，矛盾是必然的，其中“沙门是否应该敬王者”最为突出。

世族内部就这一问题产生过激励的争论，以桓玄为代表的世族作书《与桓谦等书论沙门应致敬王者》、《与王谧书论沙门应致敬王者》等，提出帝王与天地同齐，滋养万物，沙门“生生资存”（《与桓谦等书论沙门应致敬王者》）是得帝王庇护。桓谦、王谧等则提出佛教有助教化，且“功高者不赏，惠深者忘谢。”（王谧《答桓玄书明沙门不应致敬王者》）等观点与之辩论。

桓玄还致书释慧远，令其叙述“沙门所以不敬之意”。释慧远便作书《答桓玄书》以作回应。释慧远将佛徒分为“处俗弘教”者和“出家修道＂者，这种创造性的划分，摒弃了一直以来佛与俗非彼即此的划分。并指出“若斯人者，自誓始于落簪，立志成于暮岁，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如此，岂坐受其德，虚沾其惠，与夫尸禄之贤，同其素食者哉！＂，佛教虽与儒家礼法形背却质同。释慧远以其卓越的学识与广博的修为，成功的调和了佛教与儒家的关系。

由于佛教的不断繁盛，寺院急速扩张，佛徒陡然增多，使得佛门人员混杂。桓玄便下令要“料简沙门＂，对混杂的僧尼进行清理。释慧远则作书《与桓玄书论料简沙门》与桓玄就“料简”一事进行讨论。释慧远对桓玄“料简沙门”的措施表示了赞同，但就具体的实施措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释慧远虽身处佛门，却深明大义，与朝廷的配合，为佛教的发展兴盛做出了贡献。释慧远的书信创作，与东晋时期篇零星小作相比，则显得蔚为壮观。其行文言简意赅，舒缓大气，旨高理深，尽显得道大家的智者风范。

3.８品评书法

书法的发展在东晋时期达到繁盛，据《淳化阁帖》的收录，东晋的书法家及书法作品已远超前代。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家，更是将书法与书信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形成新的创作形式“杂帖＂。这时也出现了书信创作题材的新类型：对于书法的品评。

王羲之《与人书》：

吾书比之锺、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后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锺张故为绝伦，其馀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平南李式论君不谢。

王羲之在信中对钟繇与张芝的书法造诣流露出钦佩与赞赏，并对自身的书法颇为自信，志得意满的豪爽气质流溢于言辞之间。

王羲之曾在《与所知书》中，评价其子王献之的书法：“子敬飞白大有直。”圆与其“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提倡的书法在于意韵的挥发。

庾翼《与王羲之书》：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庾翼在信中表达了对于遗失“草圣”张芝书法的深深遗憾，以及见到王羲之书法的如获至宝的激动心情。

４三国两晋书信的艺术特色

４．１个性之美

书信创作伴随着“文学的自觉”的发展，带有强烈的个性特征。书信作品的内容从传统的军政大事等开始向生活感悟以及内心情感转化。文人开始捕捉转瞬即逝的情绪与感情波动，将个人的情感变化用贴切的文字描述。书信成为社会生活交际工具与个人创作活动的完美结合，文人的个性气质，内心情感都在书信作品中自然的表现，使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烙印。

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对此进行了论述：“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难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粜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鲁迅先生曾说：“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犊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圆三国时期，以“三曹＂为例，曹操一生极具情义，不拘俗礼，洒脱纵情，其子曹丕与曹植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都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在书信创作中更个性鲜明突出。

曹操《与孙权书》：

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曹操看似不动声色，实则咄咄逼人、扼要道劲的言辞，流露出一种通脱壮大、凌厉逼人的气势，即使赤壁战败，字里行间也隐隐透出乱世英豪心有不甘的霸气。

《与荀或书追伤郭嘉》：

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险阻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疑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简短的书信中，曹操以政治家的身份追悼曾患难与共十一年的郭嘉，字字流露出痛失人才的惋惜，言语质朴，不事雕琢，气韵流贯，展现出了曹操清峻通脱的行文特色。

曹丕书信作品中则显示出作为君王的理性与沉稳。《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中对故友深情追忆与哀悼，对诸子优劣得失的公允评判，“南皮之游”的回忆，物是人非的凄凉，文字中处处充满珍惜与信任，生命无常的慨叹与悲痛中，蕴含着其对人生理性的思考。曹丕将自己与前人比较，认为自己德行功业均不得立，以“少壮真当努力”（《又与吴质书》）勉励自己要不断追求进取。生命的脆弱与艰辛，使曹丕意识人生不仅应通过“经文章之盛事＂以求不朽，心中更应怀揣着经国治世的崇高理想。两篇书信中，文字与情感都清丽而不着痕迹，真诚的情感在理性的节制下，是发自内心的流淌。可见，曹丕未因帝王身份而失去了一个文人的多情善感，其书信中情感与理性并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曹植在书信创作上与其兄曹丕迥然不同。

《与吴季重书》：

若夫觞酌凌波于前，萧笳发音于后，足下鹰扬其体，凤叹虎视，谓萧、曹不足侍，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吾子壮志哉！。

《与杨德祖书》：

辞赋之道，固未足以喻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

书信行文气势磅礴，令人心驰神往，表现出曹植前期胸怀伟志，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曹植的命运是坎坷的。一方面是在建安文坛驰骋纵横、独善风骚，另一方面其政治生涯的中太子之争的落败，生活在防范、猜忌与迫害中，其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功业、君子之志难酬。雄心壮志与命运多舛的矛盾对曹植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其独特的个性气质。嵇康生性刚直不阿，愤世嫉俗，在其书信创作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如《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口语化散句进行表述，言辞中对昔日友人山涛误解的失望与愤怒毫无保留，议论纵横，情感激烈。并用“七不堪”与“二不可”将自身痛恨名位礼法等世俗之物的性格展露无遗。“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性复多虱，把搔无己＂等，言语生动活泼又带有讥刺的语气，小便、虱子、搔痒皆入文章，既是幽默诙谐，又是傲视礼教的生动写照，也是对封建礼教的无情嘲弄。嵇康在洋洋洒洒的文字中将世俗的丑恶、伦理道德的沦丧、官员的庸俗虚伪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无情的讥讽，展现了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桀骜不驯的气魄。

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这样评价嵇康：“此文正大的胸襟与讥讽的语气兼备，内容的严肃性与造语的活泼性共存，读其文如见其人。”其他建安七子的书信创作，也是各具特色，彰显了不同的个性特色，交相呼应。陆云作为西晋时期书信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对“情”字诠释的淋漓尽致。陆云出身显门望族，乃一代才俊，却经历着国土沦丧、寄人篱下的坎坷，失望凄凉中生不逢时、壮志难酬的慨叹，对岁月易逝的惆怅伤感。陆云性格豪爽，结交甚广，与友人真挚深厚的感情，成为其重要的精神寄托。然而世事无常，生死难料，友人先后离世，令陆云肝肠寸断，泪雨沾襟。

《与杨彦明书》：

年时可喜，何速之甚。昔年少时，见五十公，去此甚远。今日冉冉，已近之己．耳顺之年，行复为忧叹也．柯生而多悦，乐春未厌，秋风行戒，已悲落叶矣。人道多故，欢乐恒乏．敖游此世，当复几时。永耀已葬，冥冥远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怀，奈何奈何！闻伯华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终，谁得免此？且使继嗣克胜，堂构自绍，亦存亡之愿也．朋类丧索，同好日尽，如此生辈，那可复多邪？临书酸心。

曾经豪情壮志在世事变迁中消磨殆尽，曾经抒怀和唱的友人岁月流逝中一一离去，对乱世残生的忧，对人生岁月的叹，对友人离世的悲，为陆云的书信作品浸染了怅然伤感的悲情色彩。陆机的《至洛与成都王笺》、《与赵王伦笺荐戴渊》等书信创作，展现了陆机文采斐然的才情。

而《与弟云书》：

仁寿殿前有大方铜镜，高可五尺馀，广三尺二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写人形体了了，亦怪事也。监徒武库建始殿诸房中，见有两足猿，真怪物也。天渊池养山鸡，甚可嬉。天渊池南角有果，各作一株，无处不有；纵横成行，一果之间，辄作一謦土。

陆机一改往日行文辞华丽之气，洗尽铅华，言辞质朴，心绪平和，对其经历的奇闻逸事娓娓道来，流露出陆机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赵至《与嵇茂齐书》：

若遁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烈，龙睇大野，虎啸六合，猛气纷纭，雄心四据，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埽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亦吾之鄙愿也。时不我与，垂翼远逝，锋钜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谁能不愤悒者哉！

赵至行文酣畅淋漓，波澜涌荡，其徒有鸿鹄之志而无施展之地的心中激愤喷薄而出。

李兆洛评此文日：

“尚有内转之气，故丽而不褥。穷士失职，以兀鼻见其幽咽；探四六之源者，正在此种意密而局展，亦云跌宕昭彰矣。”

固赵至、华谭、陆云等文人对乱世生活艰辛的悲叹倾吐、愁苦忧惧，都在书信创作中展露无疑，其涌荡不平的心境流露在文字之间。

羊祜《与从弟绣书》：

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为愧。大命既隆，唯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责，是以不量所能，毕力吴会，当凭朝廷之威，赖士大夫之谋，以全克之举，除万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边事，当有角巾东路，还归乡里，于坟墓侧为容棺之墟，假日还息，思与后生味道，此吾之至愿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惧盈满以受责邪？。

羊祜平生为官清廉，广施仁德，深受爱戴。信中羊祜言辞恳切，谦虚恭敬，流露出其一生效忠晋朝，渴盼实现平定江南、天下太平的夙愿，其中夹杂着辜负众望，不能尽人臣之责的惶恐，展露了其正统的儒者风范。王羲之作为东晋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书信创作的集大成者，其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及个性特点。心系国计民生的王羲之终不能忍受朝廷的昏庸与官员的肆虐，在父母坟前自誓弃官后，一改之前忧国忧民、慷慨激昂，而潇洒飘逸成为其思想的主导，这也成为其行文特色改变的分界线。王羲之归隐山林后，开始细心品位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的滋味。

《与谢万书》：

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杂帖一》：青李、来禽、樱桃日给藤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为致子，当种之，此种彼胡桃皆生也．吾笃喜种果，今在田里，惟以此为事，故远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王羲之质朴淡雅的语言中蕴涵着浓浓真情，韵味无穷。王羲之在日常田园中挖掘生活的美妙意趣，将政治上敏锐的心投入田园生活，体验人与自然完美融合的快乐。田园中草草木木在王羲之的笔下都有了鲜活的生命力，无处不在的勃然生机，给其带来了如沐浴春风般的喜悦与温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让王羲之在返璞归真的生活中感受着天地之乐、自然之美。对秀美山川、田园生活的喜爱，带给了王羲之温润的熏陶，滋养着其潇洒飘逸、悠然自得的个性特色。

４．２辞采之美

文人对于文采的重视始于汉代，曹道衡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说：“到了汉代，许多政论文章和奏议等公文，字句也更趋整齐，我们看出，它们的作者很喜欢用排句，一般来说，当时同一作者所写的学术或历史著作，句子的长短还比较参差，而书信等应用文字排旬就多些，不少句子的字数也常常差不多。”至文学的自觉时代——三国两晋时期，文学的自觉表现在了对音韵声律、辞藻修饰、文章句式、用典使事等方面的追求。三国时期，佛经传入我国，在翻译过程中，文人受到梵语拼音法启发始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探索音韵声律。据《高僧传・经师论》中记载，借助外来的梵呗，开始在佛教梵唱中探寻诗赋的声乐之美，并运用在其书作中。

《与杨德祖书》：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应场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楗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

这一段并未因声律的搭配而影响行文的流畅与气势，读来抑扬顿挫，俊爽英发。这一时期，文人对于辞藻修饰的追求与推崇，也影响到了书信的创作。书信成为文人竞聘文华的重要平台。

曹丕《答繁钦书》：

素颜玄发，皓齿丹唇。详而问之，云善歌舞。于是振袂徐进，扬蛾微眺，芳声清激，逸足横集，众倡腾游，群宾失席。然后修容饰妆，改曲变席，激清角，扬白雪，接孤声，赴危节。于是商风振条，春鹰度吟，飞雾成霜。

曹丕用色彩鲜明的词语，描绘了歌女孙锁的外貌，勾画了曼妙的仙子身姿，塑造了清雅唯美的形象，孙锁的美貌和婉转的歌喉犹在眼前，让人身临其境。这一段描述，音律协调，辞藻华美，三字四字短句，整齐协调，给人以文学和视觉上的双重美感。

另外，繁钦的《与魏太子书》中也多有华美精妙的辞句。应璩写给亲朋挚友的书信作品也比较具有代表性。《文选》依据“综辑文采，错比文华＂的选文原则，收录了应璩的四篇书信作品：《与满公琰书》、《与从弟君苗君胃书》、《与侍郎曹长思书》、《与广川长岑文瑜书》，就体现了其言辞清丽，韵律和谐，对偶齐整等特点。

《与满公琰书》：

夫漳渠西有伯阳之馆，北有旷野之望，高树翳朝云，文禽蔽绿水，沙场夷敞，清风肃穆，是京台之乐也。得无流而不反乎？

《与从弟君苗君胃书》：

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崇佩，折若华以翳日，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蒲且赞善，便嫘称妙，何其乐哉。虽仲尼忘味于虞韶，楚人流遁于京台，无以过也。班嗣之书，信不虚矣。

应璩对漳渠景色、田园生活的描述，用词朴素自然，却不失情韵。真挚的情感用富华美的辞藻进行润饰，情文并茂的书信则更容易达到追求的效果。

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言：“据事以类义，援古而证今＂即为用典。用典是一种修辞手法，分为事典与语典，事典是“举事征义”，语典是“引辞明理＂。三国时期用典也成为文人追求行文华美效果，增强说服力、感染力的方法。其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刻意增加用典数量；二是在琐事小文中追求用典，并将典故与情感恰切的融合。

三国书信在传统题材——军政大事的中继承了用典的传统，使得行文气势磅礴，而情感的自然流露则改变了军政题材书信以往的冷峻面貌。而在琐事小文中用典，则使行文更加精美，显得含蓄典雅富有情韵，理气充盈文辞清丽。王朗《与许文休书》：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陈平违楚而归汉，犹曜德于阿衡，著功于宰相。

曹丕《与孟达书》：

昔伊挚背商而归周，百里去虞而入秦，乐毅感鸱夷以蝉蜕，王遵识顺逆以去就。皆审废关之符效，知成败之必然。故丹青画其形容，良史载其功勋。

王朗与曹丕在表述中都采用了“先贤择良主而从＂的历史典故，旨在规劝对方归降。将说降的对象与先贤相并论，用排比的方式进行的表述，增强了声势，使之更具说服力，而热情真挚的情谊，坚定有力的态度便跃然出现。

吴质《答东阿王书》：

既威仪亏替，言辞漏渫，虽恃平原养士之懿，愧无毛遂耀颖之才；深蒙薛公折节之礼，而无冯谖三窟之效；屡获信陵虚左之德，又无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数者，乃质之所以愤积于胸臆，怀眷而恫邑者也。

《在元城与魏太子笺》思淮阴之奇谲，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郸，想廉、蔺之风；东接钷鹿，存李、齐之流。

吴质在《答东阿王书》两句一用典（所用典故分别见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战国策・齐策・冯谖客孟尝君》、《史记・魏公子列传》），在《在元城与魏太子笺》中旬句用典，可见其用典数量之多，用典密度之大。典故的使用灵活自然，典雅含蓄，并给人以启发式的联想。

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

王肃以宿德显授，何曾以后进见拔，皆鹰扬虎视，有万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参于高妙，复敛翼于故技，块然独处，有离群之志。汲黯乐在郎署，何武耻为宰相，千载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迹；学非杨雄，堂无好事之客；才劣仲舒，无下帷之思；家贫孟公，无置酒之乐。悲风起于闺闼，红尘蔽于机榻。幸有袁生，时步玉趾，樵苏不爨，清谈而已，有似周党之过闵子。

应璩更是将用典提升至新的境界，十几处的用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借故证今，而是化典入文，将典故与书信的巧妙融合，增强了书信的厚重感，使得意蕴更为丰富。

另外，孔融的《与曹公书论盛孝章》、《难曹公表制禁酒书》，应场的《报庞惠恭书》、王粲的《为刘荆州与袁尚书》、阮踽《为曹公作书与孙权》、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等，都是善于用典的代表性作品。典故的使用，使得书信的内容更加丰富，语言更加的优美，证明了典雅含蓄而富有情韵的表述方式也是书信可以达到的。但是典故的频繁使用，罗列堆砌，使得用典稍显狭义，也得使用书信稍有矫揉造作之感，缺乏风致。

这一时期用典使事的雕琢，也开启了南北朝时期的绮靡文风。三国书信由于受到“文学自觉＂的影响，其题材内容已经涉及到社会生活、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开始较多的展现个人的真实情感，私人书信在这一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三国书信上乘先秦两汉，下启两晋南北朝，三国书信处于质朴与绮丽的融合状态，兼具清丽与华美。三国书信展现了文人志士率性豪放的性格特征，情感的宣泄喷薄驱动书信言辞的不断精工雕琢。两汉时期情感的宣泄喷薄，南北朝时期辞采的绮靡华美，情感与辞采的融合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相对的平衡。

·三国书信在这一时期，与其他的文体，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着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书信艺术性的增强使得其在文学体裁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三国时期文人对于辞藻修饰的雕琢，使得文学创作由质朴已经转向华美，至西晋时期，已呈现绮丽整饬的创作特征，成为西晋文学一个鲜明的标志。书信在的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对于韵律辞藻、文章句式等方面也有着更多的追求。

嵇蕃《答赵景真书》：

对荣宴而不乐，ｌ临清觞而无欢。今足下琬琰之朴未剖，而求光时之价，骐骥之足未摅，而希绝景之功，心锐而动浅，望速而应迟，故有企伫之怀尔．夫处静不闷，古人所贵；穷而不滥，君子之美；故颜生居陋，不改其乐：孔父困陈，弦歌不废。

卢谌《与司空刘琨书》：

谌禀性短弱，当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静退。在木阙不材之资，处雁乏善呜之分。卷异蘧子，愚殊宁生。匠者时眄，不免馔宾。尝自思惟，因缘运会，得蒙接事，自奉清尘，于今五稔，谟明之效不著，侯人之讥以彰．大雅含弘，量苞山薮，加以待接弥优，款眷逾昵，与运筹之谋，厕燕私之欢。绸缪之旨，有同骨肉；其为知己，古人罔喻。

陆机《与赵王伦笺荐戴渊》：

盖闻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远迩之器，蕴匮之才，思托大音之和．伏见处士广陵戴若思，年三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辨物。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诚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也。若得托迹康衢，则能结轨骥碌；曜质廊庙，必能垂光玛瑶矣。

西晋辞藻绮丽，章句整饬的特点，在这一时期书信作品中处处可见。或以精整句式，铺陈夸饰，才气斐然：或四六成书，偶对自如，极具文采；或以四字成句，对仗齐整，理足气盛。

赵至《与嵇茂齐书》：

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梁生适越，登岳长谣。夫以嘉逐之举，犹怀恋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别之后，离群独游，背荣宴，辞伦好，经回路，涉沙漠。鸡鸣戒旦，则飘尔晨征；日薄西山，则马首靡托。寻历曲阻，则沉思纡结；乘高远眺，则山川悠隔。或乃回飚狂厉，白日寝光，崎岖交错，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内，慷慨重阜之巅，进无所依，退无所据，涉泽求蹊，披榛觅路，啸咏沟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艰难，然非吾心之所惧也。

赵至以“老子西游于秦及关而叹，梁鸿南适越地登高长歌＂的典故开篇，写行役与仕途的艰险。行文多用对偶与排比手法，辞藻华美，文笔畅达，使得此信韵律齐整而不呆板。

辛旷《与皇甫谧书》：

夫三光悬象，式扬天德，岳渎山泽，广开地道；贤人显进，实与圣治。故力牧佐黄，而涿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灾殄，阿衡在商，而成汤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业建，圣人光济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贤大才之人，愿立名迹，思在利见大人，而王圣时治，此所以应天顺民之神龟，利涉大川之元吉。

辛旷开篇“力牧佐黄”、“舜禹翼唐”、“阿衡在商＂、“姜望辅周”等系列历史典故的运用，旨在阐明贤德志士识时务乃成俊杰，以此规劝皇甫谧入朝辅政。书信中辛旷对于皇甫谧的性情的描述、学识的赞扬以及对皇甫谧的期望，辞采秀丽，句式工整，章节错落，系列典故的运用毫无艰涩之感。

东晋时期受偏安政局、玄学风气影响，且东晋文人多为文艺世家，对文艺的兴趣更为广泛，东晋文学创作与西晋相比，则流露出一份清雅脱俗，书信创作受其影响，表现出质朴淡泊、平易隽永的典型特征。

谢安《遗王坦之书》：

知君思相爱惜之至．仆所求者声，谓称情义，无所不可为，聊复以自娱耳。若絮轨迹、崇世教，非所拟议，亦非所屑．常谓君粗得鄙趣者，犹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为人。

陶潜《与子俨等书》：

少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更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桓玄《与袁宜都书论啸》：

读卿歌赋序咏，音声皆有清味，然以啸为仿佛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将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赡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极，阮公之言，不动苏门之听，而微啸一鼓，玄默为之解颜，若人之兴逸响，惟深也哉！

可以看出，东晋书信与西晋相比，少了辞藻的绮丽华美，而追求平易质朴。语言朴素，却颇具个性，达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浑然天成之美。无论是去军政大事，还是闲情偶感，都言无藻饰，情真意切，追求意蕴上的恬然隽永。

结论

三国两晋时期的书信在先秦两汉发展的基础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不但在题材范畴上进一步扩大，开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军政大事到生活琐事，从谈学论艺到人际关系，从山水景物到探讨佛事等。而且受到“文学自觉”的影响，书信创作开始注重个人情感的变化与波动，并在创作上开始逐步摆脱缘事而发的依托之作，显现出一定的独立性。文人的个性气质在书信创作中自然表现，使作品带有鲜明的个性烙印。书信逐步成为社会交际工具与个人创作活动的完美集合。

在艺术特色方面，三国两晋时期注重对音韵声律、辞藻句式、用典使事等方面追求，使得书信更具有可读性。虽然西晋时期出现“整饬绮丽”之风，但在整体上，书信处于质朴与绮丽的融合状态，两汉时期情感的宣泄喷薄与南北朝时期辞采的绮丽华美，在三国两晋时期达到了相对的平衡。同时，受玄学兴盛和佛教繁荣的影响，三国两晋书信也表现出独特的时代印记。

古代和现代通讯这么发达不同，双方书信往来是很重要的一种交流手段和传播媒介，有时候一封书信能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书信载体

      布匹是纸普及前最好的书写工具，但最大的问题就是价格，早期主要是用来绘画。先看下秦两汉时代的布匹价格如下：

   一匹布就够成人做一身衣服，而一石粮如果加点借粮，这就让一个成年人吃一年。所以当时帛主要是用来绘图。《汉书》艺文志上面所讲的，兵书七百九十篇，附图四十三卷里的图，应该是帛书。马王堆汉墓帛书里的彗星图也是帛书，因为绘画这方面来讲，帛的优越性远远超过竹简。按潘吉星的《中国造纸史话》上所写，在西汉就已经有纸出现，蔡伦则是改进纸。至于为什么纸在晋魏才普及。潘先生的书上没写，但按金观涛先生的研究，可能与气侯有关。东汉时，我国黄河流域天气趋冷。直到公元4世纪前半期，寒冷达到顶点。这是近五千年来我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2℃—4℃。除极少数地区外，黄河流域大片的竹林消失了。因为北方没有竹子，继续使用简牍不太现实，所以才有了纸这一取代物。但这时候纸很可能只是民间或以非官方的形式在用。像王充在书肆里看的书，很可能是纸的；还有关于王衍的成语“信口雌黄”也与纸有关。但纸在官方文之中，正式取代简牍，这还是在桓玄时代，元兴三年（404年），恒玄下令“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此时东晋已然建立了多年。虽然不清楚原因，但天天看纸制公文比看竹简能轻松不少吧。

三国书信

曹操致信韩遂

      西凉大军在马超和韩遂联袂之下席卷而来，潼关之战曹操被马超追着打，割须弃袍狼狈不堪差点丧命于马超枪下，渡渭河时一叶孤舟差点被马超和西凉军射杀，许褚裸衣斗马超之后马超依然耀武扬威，以至于曹操都说出“马儿不死，吾无葬地矣！”这种狠话出来。然而事情的转机却是因为曹操特意写给韩遂的一封书信，曹操故意把一些关键地方抹去以使得马超怀疑韩遂暗中和曹操来往，达到了离间两人关系的目的，终于在两人因此失和并大打出手的时候曹操果断出击击溃了马超，曹操这封信可谓是功不可没。

诸葛亮写信给关羽

      马超归顺刘备后，远在荆州的关羽提出要入川和马超比武，这个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关羽听说马超武艺高强，一向对自己武力很有信心的关羽起了好胜之心；第二，马超一来刘备就拜其为平西将军，这个职位可比关羽的荡寇将军要高，一直以蜀汉军中第二人自居的关羽可能心中不服。关键时刻诸葛亮一封书信打消了关羽的念头：“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今公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冀明照。”诸葛亮这封信写得有水平，关羽看后自绰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将书遍示宾客，遂无入川之意。可是总感觉诸葛亮有纵容关羽的嫌疑，此举进一步滋长了关羽的骄傲。

诸葛亮写信给曹真

     演义有几个人被严重弱化，曹真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曹魏宗室第二代的领军人物，诸葛亮两次北伐无功而返都和曹真有很大关系，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在演义里却是连番败于诸葛亮之手，最后在病中接到诸葛亮一封书信，信中的话句句诛心“都督心崩而胆裂，将军鼠窜而狼忙！无面见关中之父老，何颜入相府之厅堂！史官秉笔而记录，百姓众口而传扬：仲达闻阵而惕惕，子丹望风而遑遑！吾军兵强而马壮，大将虎奋以龙骧；扫秦川为平壤，荡魏国作丘荒！”，曹真看完以后是“恨气填胸；至晚，死于军中”，相当于是被诸葛亮给骂死和气死的。

蒋济写信给曹爽

     司马懿高平陵之变其实是一场风险很大的政治大冒险，即便是司马懿成功的控制住了洛阳的局面，但是失败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司马懿之所以能夺权成功，有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当朝太后郭太后，另外一个就是当时的太尉蒋济；甚至可以这么说蒋济写给曹爽的一封书信是压垮曹爽这匹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和关键因素。从曹操算起，蒋济历经曹魏四朝，和司马懿关系不错，但是对曹魏却很忠心，至于他为何要在司马懿的授意下写信安慰曹爽说司马懿只是要曹爽交出权力，会保证曹爽的荣华富贵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曹爽想废除九品中正制而走回曹操“唯才是举”的老路，这触犯了以司马懿为代表包括蒋济等世家大族的利益；第二，曹爽的很多做法大失人心，也许蒋济认为由司马懿掌权会更好。曹爽之所以在兵权和皇帝在手的情况下没有听大司农桓范召外兵勤王的主张，很大的因素就是相信了蒋济以及他在信中做出的保证，如果他真听了桓范的话司马懿十有八九要失败。蒋济的这封关键的书信使得曹爽束手就擒，从此司马懿掌握大权曹魏江山渐渐易主，曹魏几代人的努力毁于一旦。

蒋济书信用计“无中生有”夸大兵力吓走孙权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曹操大军在赤壁大战中受挫，再加上瘟疫流行，曹军兵力遭受了很大的损耗。孙权让周瑜率军攻击荆州，自己则率军攻击曹操所属的合肥。孙权围攻合肥一月有余，但仍然没有攻破。这时候的曹操，已经没有更多兵力救援，只能是派张喜带着一千骑兵前去，让他经过汝南时再统领那里的驻军以解合肥之围。在途中，又有许多人染上了瘟疫，就这样，合肥城里等候了好几个月也没有等到援军来到。这时候，扬州别驾蒋济对刺史温恢建议，让他伪装已经得到了援军将领张喜的书信，就说张喜率领的步、骑兵共有四万人，已经到了雩娄(今河南固始县)。同时扬言，温恢已经派遣本州的主簿前去迎接张喜了。

　　蒋济让三部分人马从城外带着伪造的书信，呼喊着告诉城里的守将，说援军即将到来。这三部分人马，有一部分冲进了城里，另外两部分故意被孙权军擒获。孙权当然“缴获”了这封信，由于这一切做得都是那么自然，孙权信以为真。这时候的孙权兵力很少，因为赤壁战后荆州的战事并没有结束，大军还在由周瑜率领和曹仁作战。而雩娄又离着合肥很近，若张喜果真率领着四万大军前来，内外夹击，孙权有可能就会全军覆没。于是，孙权烧毁了围困合肥城的营寨，赶紧撤军，合肥城因此得以保全。蒋济无中生有整出来四万大军，孙权中计只得赶紧逃走。

　　曹操以书信行使“反间计”离间马超、韩遂

　　建安十六年春天，张鲁占据了汉中郡，曹操派钟繇前去讨伐，并派夏侯渊出兵河东郡，与钟繇会合。这时，驻守在关中的诸将都疑心钟繇将袭击他们，于是，马超和韩遂等将领都起兵反叛。马超等人屯兵潼关，曹操派曹仁去征伐。曹操告诫众将：“关西兵精炼强悍，你们务必坚守营垒，不要与他们交战。”秋天，曹操亲自来到前线，隔着潼关扎下大营与马超等人的.军队对峙。经过几番交战，马超等人的军队退守渭南，并提出，以割让黄河以西为条件讲和，曹操没有同意。九月，曹操大军渡过渭水，马超等人多次挑战，曹操都不应战。马超等人多次恳请割让土地，并且愿意送儿子做人质以表示诚信，曹操才假意应允。韩遂和曹操过去有一定的交情，提出来和曹操会面，曹操同意了。两人在阵前相见，各自骑在马上，近距离交谈，一直谈了很长时间。两人只谈论京城里的相识旧事，丝毫不涉及军事，谈到有趣之处，两人都拍手大笑。会面结束，马超等人问韩遂：“曹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韩遂回答说：“没有什么啊。”马超等人不免对韩遂差生了怀疑。

　　过了几天，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信，故意涂抹改动多处，让人看起来像是韩遂自己改过的样子，马超等人更加怀疑韩遂。曹操这才和他们约定日期决战。由于叛乱联军相互不再信任，形不成合力，很快就被曹操打败。马超、韩遂逃往凉州，其他将领也是逃的逃，死的死。曹操反间计离间马超、韩遂，终于平定了长安地区的叛乱。马超、韩遂虽然此后也有过扩军掠地的时候，却再也形不成对曹操的威胁，长安地区从此也始终在曹魏手中，直到三国归晋。

　　陆逊以书信行使“借刀杀人”计除掉逯式

　　嘉禾五年(公元236)，魏国的江夏太守逯(音：lu)式兼管着当地的军事，他常常扰乱吴国的边境，这让吴国的大将陆逊很不安宁。逯式和魏国的老将文聘的儿子文休一向不和，陆逊知道这一情况，就想加以利用。陆逊假装给逯式写回信，说：“得到来信，知道您的态度恳切，并知道您和文休长期不和势不两存，想来归附，我已经秘密地把您的来信上报朝廷，并集合人马迎接您。您应当在暗中迅速做好准备，再告诉来归附的确定时间。”由于这是并不存在的一件事情，陆逊就让人把信放在边界上。逯式的士兵捡拾到信，拿回去给逯式看，逯式看到后惊慌恐惧，为了自证清白，表示自己并没有投敌，就亲自送妻子儿女返回洛阳。从此以后，逯式的下属官吏和士兵不再愿意信任和亲附他，魏国朝廷将其免官。陆逊的计谋得逞。

　　裴松之在评论这件事的时候认为，边将为害是常事，即便是逯式因此获罪，代替他的人也会这样。并认为陆逊这是小计策小伎俩，不可取。话虽然这样说，但古代打仗将知兵兵知将这支部队会更有战斗力，这就是人们称一支军队为“某家军”的原因所在，也是临阵换将为兵家所忌的原因。逯式调走了，新来的江夏太守能不能一上任就能理顺各方关系？一个新上任的太守，要想安定内部，了解敌情，总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吧？再说，写一封信不过是举手之劳，这对于东吴并没有一点儿损失，一封信就能让敌方产生矛盾并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又何乐而不为呢？！

　　三国以书信用计的战例还有，比如说陆逊在荆州时写信给关羽，因为语气非常谦恭，这让关羽放松了对东吴的警惕，结果是大意失荆州。孟达想叛魏归蜀汉，司马懿写信稳住他，然后千里奔袭，突然间兵临城下，孟达来不及部署，兵败被杀。只不过这里的书信用计只是各种计策当中的一种，其作用不如以上三例那般突出，因此不再一一列出。

关羽文献中的关羽书信

关羽崇拜起源于隋唐时期，至明清时期成为全国规模的文化现象。随着关羽崇拜的扩大和普及，元代以后，陆续地出现了收录关羽的传记、传说、相关遗物，以及有关关羽的评论和称赞关羽的诗词等文献，如元胡琦《关王事迹》、明赵钦汤《汉前将军关公祠志》、清卢湛《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清张镇《关帝志》等。这种文献在本文中叫做“关羽文献”。“关羽文献”的内容很丰富，但各文献的内容参差不齐。出版时期也影响着“关羽文献”所含的内容。笔者曾比较过各“关羽文献”的《本传》篇（即关羽的传记）的内容，指出这些“关羽文献”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冷静地对待关羽崇拜现象，以比较忠于史实的态度编纂的；第二类是怀着对关羽无比崇敬的感情编纂，并尽量搜罗有关关羽传说的。

为了加深对关羽崇拜和“关羽文献”的了解，本文以关羽的书信为研究对象。由于找不出资料来证明这些书信是关羽亲笔所写，从而可以推断出这些都应是后人所伪托。但是，正因为这些书信是伪托的，我们才可以通过分析来弄清当时人们对关羽的看法，以及各“关羽文献”的性格、编者的态度等。

研究“关羽文献”的历史不久。虽然研究关羽崇拜的论著中往往引用“关羽文献”的文字，但是以“关羽文献”本身为对象的研究却直到本世纪才开始出现。就关羽书信的研究而言，虽然上世纪末已开始出现，但也只是做简单的介绍而已。目前为止，专门研究关羽书信的著作尚未出现。而且，有些研究者还断言显然是伪作的这些书信完全没有研究价值。但笔者认为这些书信还大有研究的余地。如上所述，研究这些是弄清关公文化某些方面的关键所在。

一

从元代到民国出现了很多种“关羽文献”，把所有“关羽文献”都作为研究对象不太实际。因此，本文以鲁愚等编《关帝文献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所收的“关羽文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关帝文献汇编》共收八部“关羽文献”，其中民国韩组康《关壮缪侯事迹》在正文中未收录关羽的书信，故本文使用如下的七部文献：

A《汉前将军关公祠志》（《关帝文献汇编》第八册，第501－948页）明赵钦汤撰、焦竑订，共九卷。据万历三十一年（1603）序刊本影印。此书收录一封关羽书信。

B《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关帝文献汇编》第一册）清卢湛辑，共五卷，初刊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据光绪二年（1876）上海翼北堂重刊本影印。此书收录七封关羽书信。

C《关圣陵庙纪略》（《关帝文献汇编》第九册，第1－526页）清王禹书辑，四卷后续一卷，初刊于康熙四十年（1701）。据清代重刊本影印。此书收录五封关羽书信。

D《圣迹图志》（《关帝文献汇编》第二册，第165－467页）清葛崙辑。据雍正十一年（1733）序刘茂生刊本影印。此书收录七封关羽书信。

E《关帝志》（《关帝文献汇编》第二册，第469－1102页）清张镇辑，共四卷。据乾隆二十一年（1756）序刊本影印。此书收录三封关羽书信，此外《考辨》篇中有张镇《与曹操书考辨》一文。

F《关帝事迹征信编》（《关帝文献汇编》第三、四册）清周广业、崔应榴辑，三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初刊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⑥。据光绪八年（1882）序侯邦典重刊本影印。此书收录七封关羽书信，此外《轶闻》篇按语中提到另一封信（未引全文）。

G《关帝全书》（《关帝文献汇编》第五－七册）清黄启曙辑，共四十卷，初刊于咸丰八年（1858）。据光绪十五年（1889）序王家瑞重刊本影印。此书收录九封关羽书信。

这七部“关羽文献”中，G《关帝全书》收录的关羽书信最多。因此，下面仔细看G《关帝全书》所收的各封书信，来探讨其内容、出处，以及后人的评价等。

二

《关帝全书》是编者怀着对关羽无比崇敬的感情编纂的“关羽文献”。内容除《本传》、《翰墨考》、《封爵考》、《圣迹图志》、《灵验事迹》等之外，还包括《桃园明圣经注释》、《忠孝节义真经》、《忠义经注释》、《觉世真经注证》、《功过格》、《戒士子文注证》等善书及其注释。可见编者尽量搜罗有关关羽的资料，然后把这些都放在这部文献中。

该书的此特征还体现在关羽的书信上。A至G的七部“关羽文献”中收录书信最多的是G《关帝全书》，共收九封关羽书信。下面探讨一下各封书信的内容、出处、后人评价等。

1．《与张桓侯书》

操之诡计百端，非某智缚，安有今日？将军罪某，是不知某也。某不缘社稷倾危，仁兄无俦，则以三尺剑报将军，使某异日无愧于黄壤间也。三上翼德将军，死罪，死罪。

桓侯即张飞的谥号。今人蕲阳子推测：此信是关羽自许都归来与张飞重逢时，为了消除张飞对他的误会所写。田福生也写到：传说关羽见张飞前，张飞因关羽降曹而不念结盟之情，兵戎相见，故关羽给他写信表明心迹。但是史书没有记载张飞对降曹的关羽心怀猜疑，这个情节见于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民间三国故事。可见，此信并不是关羽亲笔所写，而是后人所伪托的。除此以外，张飞本字“益德”（《三国志·张飞传》），此信却为“翼德”。在很多起源于民间的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中张飞字为“翼德”。据此判断，此信应出于受到这些作品影响的人之手。还有，由于文中将刘备称为“仁兄”，捏造出此信的人肯定相信“桃园结义”为史实。但众所周知，史书未记刘关张“桃园结义”。

从内容来看，此信也不会是关羽所写。“桃园结义”虽出自后人的虚构，但《三国志·张飞传》云：“（张飞）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可见历史上的关羽与张飞之间亦有义兄弟的关系。此信中关羽却写道：“某不缘社稷倾危，仁兄无俦，则以三尺剑报将军。”关羽的口气相当激烈，看不出对义弟的慈心。

B《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中有编者卢湛对此信的按语。他先引清人周亮工说“此帖米南宫（即米芾）书。吴中翰林收得之。焦太史竑请摹刻正阳门关庙中。翰秘惜真迹，乃令邓刺史文明以意临之，刻诸石”，后云：“今观此书，正大简严，当非伪作，而南宫手笔，亦必确有所证，无疑也。特采入之。”卢湛认为此书“当非伪作”，因此采入于自己著作。可知他盲信关公的程度极高。D《圣迹图志》的编者葛崙云：“当下邳兵败，土山困守，国母陷在敌营，帝（即关羽）此时即以死殉，何异蝼蚁？归曹一着，计之深，筹之熟矣。但委曲求全，在许都，主在河北，公然受宅受赐，已大可疑。况曹狡猾，自然暗地反间。桓侯直性类帝，更必疑深。帝书以白之。冰雪肝肠，何皎皎也！”他也深信此信是关羽离许都后写给张飞的。他在文献D卷一《蒐采群书》中云：“淮阴卢湛，字濬深，镂图以昭圣迹，其所采源委云云。崙较其撰述，阐幽发秘，因踵其事而葺之。窃叹濬深好古，能体圣心也。”可见他非常敬仰B《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编者卢湛，他与卢湛都坚信此信为关羽所作并非偶然的巧合。只有F《关帝事迹征信编》编者周广业、崔应榴采取很科学的态度证明此信是伪作，如他们指出当时张飞是中郎将，并非将军。

2．《官渡与曹书》

刘豫州有言，尉佗秦之小吏耳，犹独立不跪。某哑哑飞鸣，翔而后集。宁甘志终小人之下也。使明公威德布于天下，斡旋汉鼎，穷海内外，将拜下风慕高义矣，独某兄弟哉！瞻悚，某再具。

相传此信是关羽羁留曹营时写给曹操的。蕲阳子认为：“这封信是关羽在曹操与袁绍进行官渡之战期间写给曹操的，希望曹操鼎扶汉室，布德义于天下”。对于此信，颜清洋指出：很少有人怀疑此信的真假。笔者曾指出：此信不见于《三国志》正文和裴注及《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诗文总集。此信亦应是后人所伪托的。

而且，其内容也有些奇怪。田福生分析此信的内容：“关羽期待的是曹操维护汉室，剿灭不遵从汉室的诸侯，布德于天下，还表达了刘备集团对曹操敬佩有加。”伪作归伪作，但也需要有让人相信这是关羽亲笔的说服力。尤其在明清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关羽形象就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民间三国故事中的关羽形象。可是此信中关羽却逢迎曹操，与《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相差很大。这又怎么可能让人们相信关羽亲写此信呢？对此田氏的解释是：“关羽深层次意图是稳住曹操，免遭其毒手。”《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义重如山”，他怎么会采取权宜之计？

然而，明人辛全评此信曰：“此段心事，此段议论，可对高光（即汉高祖与光武帝），可羞当时，可照后世，读之觉浩然之气，犹勃勃毫楮间。”不得不说此人妄信关公已到无可救药之地。

3．《与张辽书》

鲁仲连东海之匹夫耳，为齐下士。然且耻不帝秦。职为通侯，列汉元宰，独可使负汉耶？子且休矣。

蕲阳子认为：“这封信是关羽在下邳被围困，张辽奉曹操之命前去劝降，关羽写信给张辽表示不投降。”田福生也认为曹操遣张辽去劝降时关羽写此信给他，又指出：“关羽、张辽是好朋友，即便在不利的军事形势下，关羽也没改变维护汉廷的政治立场。信的实质是开导张辽，遵从汉室。”但是，颜清洋指出：看来此信是“'下邳三约’前的往返折冲语。稍有史学知识者即知其伪”。史书没记载曹军把关羽围困在下邳时遣张辽劝关羽投降（《三国志·武帝纪》、《先主传》、《关羽传》均只记曹操擒关羽而归，不见张辽的名字）。因此，蕲氏和田氏的看法站不住脚。F《关帝事迹征信编》编者周广业、崔应榴在对此信的按语中引《关帝谱》：“（曹）操知圣（即关羽）立功报效，恐其将去，使张辽款慰。圣以书覆辽，深责之。”史书记载曹操派张辽试探关羽的心思。《三国志·关羽传》云：“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看来，《关帝谱》之说有所道理。不过，此信亦不见于《三国志》正文和裴注及《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诗文总集，为后人所伪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就内容而言，此信代表关羽绝对不顺曹操的决心。D《圣迹图志》的编者葛崙评此信云：“'汉元宰不可负汉’，此一语，可以褫奸雄之魄。鲁仲连不肯帝秦，欲蹈东海而死，大节如关圣（帝君），岂下士之不若耶？'子且休矣’，句语婉而义峻。想当年张辽劝（关）帝顺（曹）操，多有不入耳之语。”葛氏对此信文字的分析比较恰当。

4．《拜汉寿亭侯复操书》

明公布大义于天下，而速取自树，非某之所敢知。若犹是汉也，某敢不臣汉哉？敢拜嘉命之辱。

据《三国志·关羽传》，袁绍遣颜良围攻白马时，“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此信虽然有可能是当时关羽写给曹操的，但因为它亦不见于《三国志》正文和裴注及《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诗文总集，也应是后人所伪托的。

此信还有一点使人感到奇怪的是：信中关羽似在表明不得不承认曹操经营天下。这种态度与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民间三国故事中的关羽形象不同。清人相钦拔对关羽的这种态度表示谅解：“曹氏一段礼遇，自不可没，至功成受封，乃理之常。”D《圣迹图志》的编者葛崙为了偏袒关羽则对信中每一句加以说明：“前三句含蓄，暗暗擦纳老瞒（即曹操）。'若犹是汉也，敢不臣汉哉？’抬高汉天子，所谓'天威不违严咫尺’。敢不下拜，真可潜消操贼不臣之心。”正如颜清洋指出“未见有人批驳”。就此信，近人的著作中也居然能看到庇护关羽的意见。蕲阳子写到：“这封信和前一封致曹操的信（即《官渡与曹书》）一样，都强调了尊奉汉室的正统思想。”田福生认为：“关羽的策略是有捧有抑。既对曹操的宏图伟略肯定，又反复申明维护汉廷的立场。”

5．《归先帝谢曹操书》

某闻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曩所以不死者，欲得故主之音问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飞越，神已先驰。惟明公幸少矜之。千里追寻，当不计利害、谋生死也。子女玉帛之贶，勒之寸丹。他日幸以旗鼓相当，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报秦穆者乎。某谢。

先帝即先主刘备。近人刘海燕写到：“主要表达自己与刘备生死相随的心意以及日后对曹操知恩图报的许诺。”此信看上去是关羽辞曹操时写给他的。《三国志·关羽传》云：“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此文与此信的内容虽然相符，但《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未收录关羽当时所写的书信。因此，此信也应是后人所伪托的。

“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报秦穆者乎”两句值得注意。这两句是见于《春秋左传》的典故（按：“秦穆”当作“楚成”，即楚成王）。为什么文中出现这个典故？《三国志·关羽传》裴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可见历史上关羽对《春秋左传》造诣很深，因此捏造此信的人便使用了这个典故。

清人相钦拔对此信给予极高的评价：“节短音长，不愧盲史”“盲史”指左丘明）。D《圣迹图志》的编者葛崙曰：“'千里寻主，不计利害，不谋生死’，何血性乃尔乎？宜操不使人追也。帝信义昭著。他日华容释操，'退君三舍’之言，验于赤壁之际，谅操见书。慨叹而震詟无穷。”与其他书信一样，他又赞美了关羽。只有F《关帝事迹征信编》编者周广业、崔应榴判定此信是伪作，他们指出：既然不能保证曹操一定不会追赶自己，关羽怎么会“故作亢词，以重其怒”？又指出：“是徒欲剿左氏之文而昧其义者。”

6．《又致操书》

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上，普照万方；心在人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新受曹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之耗，某已知。望形立相，觅迹求功。刺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厚恩，满有所报。每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伏望台慈，伏垂鉴照。

此信亦似是关羽辞曹操时写给他的，但也不见于《三国志》正文和裴注。虽然清人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九十四中收录此信，但他自己按：“此后人所依托。”此信为后人所伪托非常明显。比方说，文中有“诛文丑于南坡”一句，不过据《三国志》的记载，关羽只刺颜良而未诛文丑。“诛文丑”情节见于《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另外，杂剧《关云长千里独行》和《单刀会》剧中也涉及关羽诛文丑。看来，“诛文丑”情节起源于民间。刘海燕也认为：“这封书信与《三国志演义》中的辞曹书毫不相同，却与万历年间的传奇《古城记》中书信大致无差，可见是在下层民众中流传，至于是谁的创作难以推证。”其实，明周宪王朱有燉《关云长义勇辞金》中已出现此信。应该注意的是信中有“诛文丑于南坡”一句，此剧却未出现文丑，可见此信并不是朱有燉的手笔，他只是引用了此信而已。

A《汉前将军关公祠志》成书于明代，是本文所使用的七部“关羽文献”中最早的一部。此书虽然没有专门收录关羽翰墨（书信、字迹、诗画等）的《翰墨》篇，但《本传志》中已引用此信，而且此信是见于文献A的唯一书信，可谓相传关羽手笔书信中最早的一篇，亦因最早而最有名。由于最有名，引起了后人对此信的热烈反应。有些人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来赞仰关羽：清人王邦翰说“书不满三百字，一腔忠赤，千载在目”；清人张鹏翮云“肝胆皎洁，如烈日秋霜，断非后人拟作”。清人D《圣迹图志》的编者葛崙称赞关羽赤心如赤日后说“人欲见帝，帝不可见。睹天之日，即如见帝心也”。也有人怀疑此信的真实性：清人孙云霞根据“诛文丑于南坡”一句断定此信为伪作瑑瑤；清人王士俊云“《辞曹书》是后代人赝作，杂用小说《三国志》中故事”瑑瑥；F《关帝事迹征信编》编者周广业、崔应榴据《三国志》指出当时曹操未为丞相、破文丑并非关羽这两点来断言此信是伪作。“主亡则死”一句，A《汉前将军关公祠志》、C《关圣陵庙纪略》、F《关帝事迹征信编》皆作“主亡则辅”。清人顾湄指出“主亡则辅”这一句与关羽忠于刘备的态度不一致，他云：“今曰'主亡则辅’，此为背刘乎？不背刘乎？”瑑瑦E《关帝志》编者张镇亲撰《与曹操书考辨》一文否定此信是关羽所写，他写道“'主亡则辅，主存则归’二语，不似当日口吻。盖曹以假仁假义收揽英雄，而窥窃汉鼎之心，早为帝所识破。若如此书与对张辽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言大相悬绝，且其辞鄙俚，绝非汉文气习。”由此看来，即使是在关羽崇拜极为盛行的清代，也已有多人怀疑此信的真实性。总之，最早的关羽书信尚且如此可疑，何况较新的书信呢！

7．《与陆逊书》

将军作镇西藩，为吴右臂，下车未远，遽怀老夫，中心藏之，共奖王室，幸甚，幸甚。目前小捷，曷敢贪天之功。第荆州与陆口接壤，为衅已非一日。寡君报公子之命，丞相有破曹之勋。旧属宗盟，非吴土地。乃阿蒙不揆大义，狡然西窥。老夫不戒车而捍御无术。将军慨然以操猾为忧，岂睹其篡逆，不共戴天，尚以蜀为汉室宗胄，或能用命，抑事在泾而指在洛，亦惟将军为之。老夫之言，诚如皎日，勿昵小功，终成大德。

据《三国志·陆逊传》，219年陆逊代吕蒙至陆口后，就写信给关羽，“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但史书未记关羽写给陆逊回信，可见此信亦是后人所伪托。陆逊知关羽骄傲性格，为了使他麻痹大意，故意将信写得非常谦恭。关羽却轻信陆逊，结果自取灭亡。这封回信中关羽不仅强调刘备领有荆州是理所当然的，也认真地要求陆逊共同抗曹。D《圣迹图志》的编者葛崙叹曰：“帝何其信陆逊之深也！临沮之变，已于此书兆之矣。”

此信既不见于《三国志》（包括裴注）等史书，又不见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总集。其实，此信是在明人吴从先《拟关寿亭报陆逊书》瑑瑧一文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正如刘海燕所言，“书信以一种代言体的形式为后世文人构拟关羽心态提供了一个十分恰当的载体”瑑瑨。

8．《慰先帝书》

昔高祖与项羽共争天下，高祖数败于项，人皆贺项而哀刘矣。乃九里之役，一战而开四百年之业，志素定也。某昔与君侯共破黄巾，迄今百战，或胜或负，其志愈坚，何为忽生变异耶？君勿堕志。恐来天下笑端耳。

田福生推测此信是关羽在曹营时知道刘备的踪迹后写给刘备的。田氏也指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七《刘玄德败走荆州》中，“讲到刘备在汝南时被曹操击败后，对前途沮丧，他让大家各奔前程。关羽劝阻时，讲了上边这一段话。毛宗岗本《三国演义》保留了这段话的精髓，但有大的砍削”瑑瑩。如他所言，嘉靖壬午本中关羽说出与此信文辞颇近的话。可是，《三国志传》系统版本中有文辞更近此信的，比如余象斗双峰堂本卷六《刘玄德走荆州》中关羽慰刘备云：“羽昔闻高祖与项羽共争天下，高祖数败于羽，后九里山一战成功，而开数百年之基业。某等昔日与兄共破黄巾以来，今近二十年，或胜或负，其志愈坚，何故今日忽生变异？兄勿堕志。恐惹天下笑端。”据日本学者上田望、中川谕的研究，毛本《三国演义》是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以后才在全国普及起来的，而道光、咸丰两代前《三国志传》系统版本还在上市。所以，很有可能是清代中期有人把《三国志传》系统版本中关羽对刘备说的一段话加以修改后编写成信的。为什么说写成于清代中期？这是因为此信未见于清代前期以前出版的“关羽文献”中。

9．《谕军中人书》

偶书粘座壁。我每坐帐中，燃烛看《春秋》，粗识大义。齐襄复仇，卓哉快事。乱贼肆不顾忌，我日夜图君恩。今此荆州扼咽喉上都，练兵屯谷，可让人哉？军中人具晓我意。

齐襄不是春秋齐襄公，而是战国齐襄王。燕将乐毅打败齐国，襄王父湣王被杀死，襄王变名更姓等待时机，后来田单攻破燕军，迎襄王入齐。战国齐襄王之事当然不见于《春秋》，此信写得可谓非常粗糙。文中有“荆州”二字，此信看上去是关羽镇守荆州时书写的。田福生将此信看做是关羽进行的思想工作，他认为：“关羽把荆州的战略地位，备战的意图都晓谕广大官兵，以此来统一全体将士的思想。”但此信不仅内容上可疑，又不见于《三国志》（包括裴注）等史书，以及《文·73·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总集，故不会是关羽亲笔所写的。

三

依据上文的分析，下面从两个方面对“关羽文献”中的关羽书信做一个总结。

（一） 为何出现关羽的书信？

如上文所述，关羽的书信不应是关羽亲笔所写的，而应是后人所伪托的。那么后人为何捏造出这些书信呢？这个问题很值得考虑。

本文对九封关羽书信加以了分析。从内容方面来看，这九封信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跟“羁留曹营”相关的：《与张桓侯书》、《官渡与曹书》、《与张辽书》、《拜汉寿亭侯复操书》、《归先帝谢曹操书》、《又致操书》、《慰先帝书》；第二种是跟“大意失荆州”相关的：《与陆逊书》、《谕军中人书》。可以说“羁留曹营”和“大意失荆州”均是关羽一生中的“污点”。因为，投降曹操一事令人怀疑关羽的“忠”；失陷荆州起因于关羽骄傲自满的性格，使刘蜀集团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后世无比崇敬关羽的信徒肯定难以接受这些“污点”。他们认为关羽本人应有对这些“污点”的辩解也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实际上文献中找不到关羽对这些“污点”的辩解，因此有些人想要替关羽向世人解释一下。

再来看一下关羽书信的内容。跟“羁留曹营”相关的七封信中，《与张辽书》、《拜汉寿亭侯复操书》均代表关羽忠于汉室的赤心；《官渡与曹书》要求曹操匡扶汉室；《归先帝谢曹操书》、《又致操书》都既表示关羽义重如山的信念，又表示他对刘备的忠心耿耿；《与张桓侯书》是关羽对张飞的辩解。这些信都强调关羽虽羁留曹营而一直保持忠于汉室、忠于刘备的态度（忠于汉室与忠于刘备并不矛盾）。《慰先帝书》也持此一立场。跟“大意失荆州”相关的两封中，《与陆逊书》塑造出堂堂正正地对待敌人、温柔地教导后进将军的关羽形象；《谕军中人书》表现关羽要负责执行任务的认真态度。后人以写这两封信来说明失荆州这一大损失不是关羽造成的，而是因孙吴采取卑鄙的手段造成的。

总而言之，关羽的书信应是由无比崇敬关羽的人们为庇护他所写的。也可以说，这些书信的目的在于抹掉关羽的“污点”，所以关羽书信的内容只有跟“羁留曹营”和“大意失荆州”相关的两种。一些明清文人对关羽其人及其书信给予很高的评价也应出于同样的意图。

（二） 关羽书信的收录状况

与“关羽文献”的类型如开头所述，笔者曾通过各“关羽文献”之《本传》篇的分析指出“关羽文献”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冷静地对待关羽崇拜现象，以比较忠于史实的态度编纂的；第二类是怀着对关羽无比崇敬的感情编纂，并尽量搜罗有关关羽传说的。这里称前者为〔Ⅰ类〕，后者为〔Ⅱ类〕。属于〔Ⅰ类〕的是A《汉前将军关公祠志》、C《关圣陵庙纪略》、E《关帝志》、F《关帝事迹征信编》；属于〔Ⅱ类〕的是B《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D《圣迹图志》、G《关帝全书》。

那么各“关羽文献”的关羽书信收录状况是否也反映着这两类的特征呢？笔者把各“关羽文献”的关羽书信收录状况整理成下表：

1见于《轶闻》篇。

2见于《本传》篇。

3见于《翰墨》篇注文。

4《与曹操书考辨》一文中提到此信，而未引全文。

5只在《轶闻》篇按语中提到而已，未引全文。

 属于〔Ⅱ类〕的各文献收录关羽书信的数量比属于〔Ⅰ类〕的多是一目了然的。这说明〔Ⅱ类〕的特征既符合《本传》篇的内容，又符合关羽书信的收录状况，也就是说〔Ⅱ类〕文献尽量搜罗相传关羽所写的书信，然后把这些书信都放在书中。G《关帝全书》收录的书信最多是因为这三部文献中它出版得最晚，作为新的文献当然可以收录到新的书信。〔Ⅰ类〕文献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文献很少收录关羽的书信；有的文献好像尽量搜罗关羽的书信。我们要注意每一部文献有没有专门收录关羽翰墨（书信、字迹、诗画等）的《翰墨》篇。〔Ⅱ类〕文献都有《翰墨》篇，关羽的书信都见于《翰墨》篇，而〔Ⅰ类〕文献除C《关圣陵庙纪略》外都没有《翰墨》篇。A《汉前将军关公祠志》和E《关帝志》收录的关羽书信很少，这些书信均见于《本传》篇。而且，E《关帝志》编者张镇尚撰有《与曹操书考辨》一文，对于最著名的《又致操书》提出疑问。F《关帝事迹征信编》看起来像〔Ⅱ类〕文献一样尽量搜罗关羽的书信，可是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书信都见于《轶闻》篇（“轶闻”同“逸事”）。至于《与陆逊书》，编者识破它是由明人吴从先的拟作修改而成的，所以未引全文而只在按语中提到而已。编者崔应榴云：“轶书数篇，尤多舛误，特经邵国贤、郭青螺、焦弱侯诸名辈所论定，一旦概从删剃，闻者骇之矣。故今于轶事既为分别存之。”盖文献F编者只是记录了世上流传着这些书信的事实而已，而他们自己并不相信这些都是关羽亲笔所写。因此，可以说文献A、E、F对收录关羽的书信保持比较慎重的态度。〔Ⅰ类〕文献中只有C《关圣陵庙纪略》有《翰墨》篇，篇中收录五封关羽书信（其中《又致操书》见于注文）。虽然文献C收录的书信比〔Ⅱ类〕文献少，但在有《翰墨》篇这一点上与其他〔Ⅰ类〕文献差异很大。据文献C编者王禹书自序，因当阳关帝庙（今关陵）无志而荆州知府魏勷命他编志，他为编志“捡搜类编”。“类编”很有可能包括属于〔Ⅱ类〕的文献（文献B的出版比文献C早八年），因此文献C受到〔Ⅱ类〕文献影响的可能性很大。

总而言之，关羽书信的收录状况大致反映着“关羽文献”两种类型的特征。属于〔Ⅱ类〕的文献，除了传说外也尽量搜罗书信，把它们通通放在书中。所以从书信方面也能看出〔Ⅱ类〕的特征。属于〔Ⅰ类〕的文献中A和E收录书信很少；A、E、F没有《翰墨》篇；F只把书信看做一种资料而已，可见这些文献大致慎重地对待关羽的书信，这种态度符合〔Ⅰ类〕文献的特征，但是也有像文献C那样例外的情况。

有些人认为关羽的书信没有研究价值，然而，由本文的论述可以看出，通过仔细看每一封信和其按语、评语等，能了解到时人对关羽的看法、时人对关羽崇拜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时人对三国故事与三国史的区别的认识、写关羽书信人的文化水平、当时流行的《三国演义》版本等很多事，当然也能知道各“关羽文献”编者的看法、各“关羽文献”的特征等。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学者应该消除成见，才能在研究上不断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