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拐案：杀死那个“猪仔头”

“契约劳工”（源自网络）

清光绪初年，有萧宝芬作“竹枝词”道：

（序）拿人卖番者，曰“客头”。人如暗路孤行，多被虏去。

别有佥壬是客头，髫龄勾引落夷舟。

暗中巧设牢笼计，宗绪教人一线休。[1]

说的是，有奸佞小人（“佥壬”）叫“客头”的，善于百端设计，将人诱骗上洋船（“夷舟”），然后贩卖出洋（“卖番”），直弄得人家破人亡、香火断绝（“宗绪”休）。

“客头”，也叫“猪仔贩”'猪仔头’，一种伴随“契约劳工”制度而兴起的新行当。鸦片战争之后，殖民者相中了我国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想以兹填补全球殖民地的用工需求。于是，便以签订“契约”的形式，诱骗华工出洋。这些出洋打工人员，正规的名称就叫“契约劳工”，洋人则叫“苦力”。

五口通商后的厦门口岸，因其地理优势，最早地成为了“契约劳工”的输出地。1852年英国驻厦领事报告该国外交部，有数据称：

历年从厦门口岸出洋的苦力移民人数是：1847年有632人去古巴；1848年有120人去悉尼；1849年200人去悉尼；1850年422人去悉尼；1851年1438人去悉尼和200人去火奴鲁鲁；1852年478人去悉尼，101人去火奴鲁鲁，404人去秘鲁，465人去地麦拉和300人去古巴。以上共计4840人。[2]

在厦门，专营苦力贩卖的机构，有德记洋行、和记洋行、瑞记洋行、怡和洋行等等。

1846年12月7日，英国商人德滴（Tait）声称受西班牙政府之托来厦门建立领事馆，获准后开办德记洋行，从事苦力贸易。

德记洋行建立后，开始“招工”。一般由洋行雇用的“客头”（或称“猪仔头”） 操办。“客头”将“搭客”或“新客”（契约劳工）带到洋行，由洋行负责运送到各殖民地。在运送之前，那集中在 Barracoon（葡语，音译“巴巴坑”，又称“猪仔馆”“卖人行”“咕叽行”等，指囚禁奴隶和罪犯的场所）里。当时，洋行每将一名劳工交给船主或受货人代表可得60-75元，扣除付给负责“招工”的“客头”20-30元，可净赚40元左右，利润丰厚。船主或受货人代表在将劳工运到目的地后，也可获得一笔可观的利润。在当时，承运华工出国是航海业中最获利的一项业务，所以有很多的“猪仔头”乐此不疲。[3]

德记洋行的“契约”（源自网络）

“猪仔头”多是华籍骗子手，擅用各种手段诱骗穷苦同胞，甚至是同乡、同族。其拐人之“妙法”有：

（A）用迷脑药将人脑神经迷住一部分，令你糊糊涂涂的随着他走，直至船上关在黑舱里为止。然后慢慢将解药灌醒。此时已全失自由，如鱼在釜中，任人烹宰。这种手段，奸诈兼威逼并行，是“卖猪仔”最惯用的方法。

（B）引诱乡愚至茶寮酒馆内，说之以利，诱之以财帛。没有衣服，即赠以新的；没有盘费，立时购买船票与之。甜言蜜语，务使你堕其术中为止。这种手段，全是诓骗行为，但做猪仔头的全靠此等油嘴滑舌的本事，博得那些鲜衣美食。

（C）更有一种穷民，想作工而无工可作，想充强盗而胆小如鼠；想上吊投海，而心中没有此等勇气。以自尽与猪仔比较，作猪仔聊胜于自尽。遂情愿卖身为猪仔。契约或八年或十年，自己亦不能作主，求有饭食不至饿死便了。像这一类的猪仔，近数年来最多。一因内乱频仍，盗贼多有。大富变小富，小富变极贫，都邑乡镇无一噉饭之地，最后遂不得不求为猪仔。一因连年天灾流行，不是困顿于旱荒，便是颠连于水患，田园冲没，无家可归，偏僻村落，生活尤为不易。闻有人招赴南洋作工，彼方诧为天堂活路，更何暇计较他猪仔不猪仔！[4]

这些被西人称为“苦力掮客”的“猪仔头”，是一些品德极为低下的人物，但却是苦力贩卖链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办理招工的英国商行，雇用一批中国籍的人口贩子或招工头子。这种人大都声名非常恶劣。他们从外国商行所得报酬，是按他们送进外商洋行所设巴拉坑（即猪仔馆）的人头数目计算的。答应给予那些肚皮半空的苦力以优厚工资，通常便可以把他们骗进设在陆上的巴拉坑，或泊在水面专备接收猪仔的外国屯船。要想从猪仔馆或猎仔屯船里脱逃，是非常难的。中国特有的关于偿债义务的法律，也使坏人易于利用苦力输在赌场里的债务，或者因苦力无力偿还预借的金钱财物而造成的债务，强行占有苦力的身体。1850年间突然出现的对劳动力的需求，把苦力的身价提高。中国人口贩子或招工头人受到外国黄金的刺激。1852年前后，使用诈骗伎俩招工已是并非稀见的事。行使骗术的中国人口贩子得到他们的欧洲籍主子的庇护和支持。由人口贩子用债务、诓言或暴力弄到手的猪仔被送进猪栏或猪仔馆，也就是存放猪仔以待装船出洋的屯舍。在厦门，和记洋行在他们行址的前面建造一座专用的猪仔馆；另一家贩卖苦力的大商行德记洋行则使用一艘屯船伊米格兰特号收受人口贩子交来的猪仔。苦力们全都在强制之下被扣留在猪仔馆或猪仔屯船里。[5]

当诱骗的速度满不足了快速致富的目标时，暴力和绑架就出现了。萧宝芬的“人如暗路孤行，多被虏去”，说的就是此事。李禧先生亦有记载：

余闻故老云：贩卖华工者，除拐骗外，尚有夜匿暗陬，俟行人近身傍，疾起由后以布袋囊其首拥之，以布袋贮石灰，人口目着灰，多不能声，无能幸免者。[6]

同治七年（1868年）厦防厅发布“禁止招工告示”，提醒行人暗夜行路当心脑后：

特授泉州厦防分府马，为严禁事：照得厦同地方访闻沿河一带，近有凶悍棍徒，乘人不觉，用棍力击颈背，使人昏迷倒地，即系缚手足，用船载出大担，重价卖与外洋。行事多在昏夜。及外来乡民，深被害事。虽无人告发，但所访甚确。亟应密速拿办，以靖地方。除移营饬差严密拘究外，合先示禁。为此示仰厦人等知悉：尔等时在改岁，昏夜往来，务须小心提防；如有此等棍徒，敢以系人贩卖，获案之日，讯实钉架处死，房屋入官；父兄邻佑，知而不首，照妖术律一体连坐，练总获送者，每名赏银二十两；通风送信，减半优奖。分府嫉恶如仇，定当极刑惩治，勿谓言之不预焉。各宜凛遵毋违。特示。[7]

一旦上了洋人贼船，当了“猪仔”，得到的将是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以及不知何时降临的死亡。这班“猪仔头”，理所必然地遭到同胞们的强烈憎恨。但是，有洋人保护，尤其是“商人领事”的庇护，“猪仔头”们无须惧怕任何报复。

在厦门从事“猪仔”买卖的洋商人，往往都有着官方的身份。如德记洋行的老板英商德滴，曾先后任过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各国的驻厦领事；英商康诺利曾任过法国领事；美商布莱特雷也任过美国领事。这类“商人领事”，可以把领事裁判权发挥到极致。

“商人领事”享有治外法权，“猪仔头”在其保护下肆无忌惮，当时在厦门曾发生数起贩卖劳工纠纷，均为“商人领事”所包庇。如1847年个叫李树发的“猪仔头”被控送到道台衙门，但英国领事出面要求行使领事裁判权，结果李树发不仅被无罪释放，而且还获得605元的赔偿费。1851年2月，迫于英国的压力，厦门海关还作出这样的承诺：在没有事先向英领事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不得逮捕英国雇佣的中国人员。这样，连“猪仔头”也有了护身符，“苦力贸易”也就百无禁忌了。1852年形成了“苦力资易”的一个高峰，据估计，当年有4000余人被贩卖出国，另有8000-15000人已签订契约。[8]

厦门市博物馆收藏的“猪仔钱”（耒之摄）

1852年（咸丰二年），由厦门驶出的一条苦力船，闹出了大事件：

二月初一日，美国苦力船“罗伯特·包恩”号自厦门起航前往旧金山，船中载有475名被拐骗华工。因不堪船主暴虐，至是，华工群起暴动，杀死船主、大副、二副等人欲赴台湾，迷航后于琉球之八重山登陆，劫余之水手将船驶返厦门。寻美国驻厦门领事向英人求援，英兵船遂至琉球追捕。结果69名华工被英人绑送香港，数十人或被迫上吊，或饿病而死。其余200余未被英军捕获之华工沦落琉球，其中90余人病故身亡，存活之林玉等175名华工，翌年被琉球政府送归福建。[9]

消息传至厦门，民众的愤怒情绪达到高潮：

在厦门，人民群众对于外国人“贩猪仔”的愤慨，曾于1852年间多次以张贴揭帖的方式表示出来。中国人的排外情绪于11月间激化成为仇恨。当时和记洋行老板塞姆闯进一处中国衙门，救出关在里面的一个猪仔贩子。此人为塞姆所雇，因拐略人口而被逮捕。11月21日塞姆带领他的助手和德记洋行的一个办事人员进入中国衙门的时候，遭到一伙中国士兵的攻击。针对外国人的一场普遍袭击只是在动用武力之后才算扭转。结果是约有12人丧命，16人受伤。[10]

这场冲突，美国人马士也有记述：

在那天，一个英国人麦凯（Mackay），正在走过一个兵营，就被兵士们攻击并且头部被长矛刺伤。以后又有一个英国人华兰西（Vallancey），被这同一个兵营所攻击并且受了重伤，全身上下受伤的地方不下十余处。第二天，一群暴民拥入外国人区域附近，咆哮恫吓。在后两天中，他们采取了这样有威胁性的态度。于是在24日就从“火神号”（Salamander）上派出了一支军队登陆。这支军队在暴民前面守住它的阵地有一些时候，但是最后还是被迫后退并且不得不到不开火，杀死四个并且伤害五个以上的中国人。当地的中国当局对于向暴民开火是赞同的，对于帮助维持治安并且还表示感谢。[11]

厦民的愤怒日甚一日：

当地有体面的中国人曾经举行过各种集会，扬言要捣毁洋行，并攻击装运苦力出口的洋船，以消灭买卖人口的祸害。厦门十八乡（注：当为“十八保”）居民所发的传单中把仇恨指向两家贩卖苦力的英商洋行。传单内说：“夷人行事唯求逐利，猖狂不法为害已极……嗣后敢有与德记及和记两行往来者，定必置之死地决不宽贷”。厦门文人和商家的揭帖里说：“自厦门开市通商以来，夷人即以收买人口转販出洋谋利为业。”厦门中国官府所表示的反对则口气不同。厦门海防同知请求费施朋船长，禁止英国商人再做买卖苦力的生意，费施朋发出了通知。中国巡缉官兵也奉到严厉命令，捉拿掠贩人口的拐匪。……[12]

至于英国方面，英领事“所能作到的只是处罚塞姆200元，柯纳宓20元”[13]。来自老百姓方面的压力，才使得苦力贩者焦虑：

1852年以后多年，贩卖苦力的英国商人几乎无法在厦门继续作生意。自1852年11月21日至这一年年底，只有三艘船从厦门开出。另有四艘船逗留在港内，骚乱爆发时，这些船或已满载，或者尚未满额。怀特随即令原定开往西印度的澳大利亚号船，从厦门驶往澳门，并委托海德·和济公司从那里代招苦力。另一艘船克莱兰登号则去黄埔接装苦力。苦力商人德滴原设厦门，作为猪仔屯船的伊米格兰特号船这时也已移泊澳门。[14]

贩卖华工中心站点，从此转移到了广东。但转移并不意味着结束。以后的日子，厦门的“猪仔”买卖依然火热。1925年，外洋报章惊呼鼓屿再现“猪仔窟”：

南洋群岛有开山苦力，系向内陆贩买者，俗名“猪仔”。奸商渔利，常设机关骗买。此事向悬厉禁。闻昨有自称为菲宾巨商李兰，在岷业布行、椰园、树胶山，需用人工百余。特地回厦募工。连日应募者甚多，真伪殊难判别。惟有打铁（街）庆和海味行伙名“猫”，亦被人许以掌柜，月俸百金。猫某为其经装先赴鼓岛。后店伙平素与李不相识，力阻其行。时适某禾山客临门，因言禾山族亲叶姓，被岷矿商陈大生随同8人骗去，未三日即逃归。谓一抵鼓岛，即同入暗室中，内已先有十余人，日仅给稀粥。彼此偶遭不测，乃乘间逃走。一佣妇欲加拦截，幸捷足逃去。贩卖猪仔奸商，竟有来鼓营窟为恶者，愿各界及当道注意之也。[15]

有拐卖就有反抗，古今皆然。李禧先生有《林桃师》，说得就是此事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