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明父亲的太阳（二）

父亲的太阳

（二）

 

稷山  杨立明

五月的太原，冷热相宜，百花绽放，正是踏青的好时节。术前那几日，我们有空便领父亲下馆子吃饭，或去附近的公园游玩拍照，只想哄父亲多开心，以便分散分散注意力。但父亲却丝毫不给面子，变得易怒多疑，动不动就发火。在饭店吃饭嫌人家做得不合口味还死贵；买件一二十块钱的背心说人家宰人；去公园排队买票又嫌拥挤说人家缺乏管理；等了数日不见安排手术，便怀疑医生想要红包，大骂社会风气不好。想到自己也常遇到些脾气暴躁甚至“蛮不讲理”的病人，我理解了。病人终究是身心遭罪，有几个会理智、会心平气和？若再遇到排半天队挂不上号缴不了费看不上医生自然心里更窝火，若再遇到个别医护人员的冷言冷语简单粗暴还不炸了？所以每逢父亲无厘头的发火，我便偷偷给人家赔不是或使个眼色让人家担待。

其实，父亲不知道的是，在等待手术的那几日，我已按主任的推荐先后拜访过四位省城名家：两位普外界元老看了CT片子后都摇头说“不好办”；一位在任老主任说“可以一拼”但他眼花了怕做不好；只有肿瘤医院年轻的王专家说“还能做”，但强调术后怕活不过半年。唉，谢天谢地！总算有人答应给做！

在决定是否手术的问题上，我和姐曾发生争执。姐想保守治疗，说肝癌发展迅速，即便担上风险做了手术，也怕是花了钱受了罪还保不住命。说她一位邻居同样的病，手术后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我坚决主张手术，不想眼瞅着父亲变成个金人儿，既承受精神上的压力又遭受那种心里想吃嘴里没味不吃难受吃了更难受的痛苦。不知是父亲的过于敏锐，还是佯装睡觉时听到了什么，对我们说：“你们别吵了，我的事我做主。我同意做手术，结果如何谁都别埋怨。”

我不知道父亲那几日都想了什么。怎么不像平时做任何事都要考虑性价比了？也不那样谨小慎微更在乎花费了？是对死亡的恐惧占了上方，还是有着更深的谋划？我不知道。只知道父亲什么杂书都看知识面很广，许是已然知道了自己的病情？要不为何会说他的病估计就在“病入膏肓”的“膏”或“肓”的位置呢？

手术前夜本该早点休息的，可父亲还改不了晚睡的习惯，跟我说了很多。

父亲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村盛行一种扶乩写字的算命办法：墙上贴四大伟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合照（用布遮住下飞机的那个办事人员），供桌上焚香，地上铺块塑料布，塑料布上覆一薄层面粉或沙土。询问者跪于桌前问事，两名儿童手扶别了卡子的面箩写字作答，可问姻缘、财运、健康、失盗等。这个我是有印象的，也当过扶乩童。父亲从不迷信鬼神的，说那晚是毛主席值班，他处于好奇试问了一下。他问自己是干啥的，上面写了“科技人员”（父亲当时在乡宁科委工作）；问自己能活多大，回答说六十九；又问怎么才能多活，没有回答；再问可否再多活，上面写了两个字——“尚可”。当时的父亲自然是将信将疑，但我想此时他必然信了。也许，正是那个还算肯定的回答给了他手术治疗的决心吧。此时我想，但凡是个人，是否在弥留之际都会有些迷信？是否对自己的未来都有所幻想和寄托？

那晚，父亲还向我透露了一些私密，说他与母亲结婚前还有过一段感情经历。父亲说两家人关系很好，那女人按说对他也不错，但就是一点儿也不喜欢人家，过了不到半年便离了。当时离婚可是件天大的事，但父亲很坚决，祖父气得说：“想咋咋吧！不让管以后便再也不管了！”此时我似乎明白，为啥母亲常常成为祖父母迁怒的对象，为啥母亲出嫁时我家竟不管舅家人的饭，为啥祖父母对儿时的我们那么冷漠等等。父亲为此也许对母亲有过愧疚，但我觉得让父亲更愧疚的是另一件事。父亲说，他不知道那个女人临走时竟怀上了他的孩子。那是个女孩，大眼睛双眼皮皮肤也黑黑的，像他。父亲说他在村“十字”见到过几次，每次看见都想上前抱抱或给点零钱、买点好吃的什么的，但不能。后来，父亲说我那个姐姐在八岁时得病死了，好像是麻疹……父亲说着说着睡着了，眼角挂着两颗泪珠。

手术排在周末。松开手，目送父亲被缓缓推进手术室，我们一个个收起脸上的强笑，一片寂静。此刻，大家的心思都一样：在等待在期盼在担心。我们时而望望手术室严肃的大玻璃门，时而瞅一眼手表，时而在那个不大的候诊区来回踱步。手术台上的感觉我们都没经历过，父亲也没经历过。一个人光身子躺在手术台上“任人宰割”会是什么滋味？父亲孤凉凉地躺里面都会想些什么？是否想过手术同意书其实就是一份生死文书？是否想过成功了还有明天，失败了就可能永远地沉睡？

我不由想起曾经做磁共振时的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只有头脚两端有两个圆孔与外界相通，四围都是厚厚的金属壳，那种压抑让人觉着就像躺在一副金属棺里。轰隆隆的机器在不管不顾地旋转着，像那喧嚣、纷乱的尘世，而自己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似乎与世隔绝。死亡到底是怎样的感受？人一旦离世会去往哪里？自己关心的那些人或事又都会怎样？那些活着的人对自己是赞誉还是唾骂、痛惜还是欣喜？甚至整个儿被世界遗忘？唉，不想了，越想脑子越乱越觉得恐惧。我晃晃脑袋，寄希望于那扇门的开启能打断自己的思绪，但又害怕门开了，看到的却是医生们严肃的脸。那天，我是想到了最坏结局的。父亲也想到了，手术前两天就让我提前联系好救护车，说到时万一不好就送他回老家。父亲就这么个人，说话向来很难听，干啥事都先把结果想到最坏，说想到最坏了剩下便都是好事了。但愿吧，我也准备好随时接受家人的指责了。毕竟，父亲对手术的坚决离不开我的“怂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