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笔：匏瓜（4-4）

此时的孔子，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境地——随心而行，甚至于还有些小任性，让弟子们有时也哭笑不得。

小孔子48岁的子张向他问政，问的是升官发财之道，孔子也不像从前会拒绝这类求教了，也予以谆谆教诲——多听，多看，少说，慎行。

可疑的事不要谈，即便是确定的事，说起来也要小心。可疑的事不要做，即便是确定的事，做起来也小心。这样，就能尽量不惹事，尽量不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升官发财即在此中。

孔子现在七十岁，弟子多了，也开始分类。一类是受业者，这类人一般都是地位相当高的人物，不好称为弟子，只是来学习交流；一类就是弟子，孔门七十二弟子就属于这类。

他对弟子的要求非常高，虽然说入门的标准低，有教无类，但是真要成为弟子，有一个标准就是——教一次而不能举一反三的，他就不教了。

而这举一反三，要求也很高，也就是说，老师说一句，你要能想到可能老师都没有想到的地方去。

看到这里，想到了梁启超这个神人，当年在时务学堂那会，他批改学生的作业，做批语，有时候能比作业还长出两三倍去——这才属于孔子说的举一反三的那类人吧。梁启超后来称得上得意的门生——蔡锷也是这么一号人物，老师说一句，他能正面反面想出来一大堆来跟老师辩。

孔子的著作方面，考察来看，诗、书、易这三个应该是他之前就有了，乐可能从来就没有书，只是音乐艺术的一个统称，礼也一样，更多的是言传身教。只有《春秋》，这是孔子的心血所集。

《春秋》并不是孔子全部的想法，它更像是对之前春秋（那个时候凡史书都叫春秋）的评注或修改，更像是今天的PPT，而不是一部书。孔子要对着这个东西给人讲解，而他讲解的很多细节，并没有在《春秋》上。这么口耳相传，到了汉代，就有了《公羊传》、《毂梁传》。

孔子晚年对自己想法的总结，主要集中于“中庸”上。中，是适度，取乎其中的意思，不走偏，不极端，不偏听偏信，谢绝偏见；庸，是坚持不变，原则问题不变，该坚持得坚持。

这也就是说，此前他的政治学说，到了晚年他并不看重，他更看重一个人该怎么在社会上生活和发展——孔子注重的，是个人对自己负责，个人才是社会的基础。

个人有了主张，不走偏私，光明磊落，那么这个社会就坏不到哪里去。

今天我们看来，认为中国文化讲究集体主义，西方文化讲究个人主义，其实也不是一直都这样。

中国的集体主义是到宋代以后才开始形成的，西方的个人主义也到文艺复兴之后才兴起的。

此前，与孔子同时期的雅典城邦，比孔子更讲究集体主义——苏格拉底不就是因为宣扬个人理性与怀疑主义被处死的嘛。相比之下，孔子的主张是个人主义。

把握了“中庸”这个核心，就能理解，何以孔子讲究“仁爱”，只要不偏颇，就能包容，就能相互理解，客观沟通。

孔子也从来不强调后世宋儒明儒们那种严苛的道德标准，比如关于“以德报怨”，孔子就认为，不应该是以德报怨，而是“以直报怨”。有了仇怨，就应该合乎原则地去报复，你都以德报怨了，那你怎么回报别人给你的德呢？

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有德报德，这才是中庸处世原则。

再就是子路和子贡分别做好事，子贡有钱，救了人本可以领国家津贴，他没有去领。

孔子就骂子贡，你这么搞，今后别人即便救了人也不好意思去领津贴了，然后也就没有人愿意去做好事了。

子路做了好事，别人送他一头牛，子路乐滋滋地把牛牵回去，孔子表扬得一塌糊涂——这么做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行善！

什么叫仁爱，什么叫中庸。

孔子晚年，也就是公元前481年，给春秋末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国际格局转变，接下来三年时间可谓精彩纷呈，值得一提。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伍子胥、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乃至西施，却往往不知道，他们不仅是孔子同时期人，而且与孔子都有交集，还是重要的交集。

这个交集的核心，就是孔子自认为最聪明的学生——子贡。其时遇到了齐国内乱——田常（也就是陈烜）已经开始企图篡位，受到几个家族的制约，这时就需要一场对外战争来提升自己的威信，首选就是旁边较弱的鲁国。

子贡由是开始了一系列游说，为后世战国时期的苏秦张仪树立起了一个策神的标杆。

子贡首选的游说对象是南边的吴国夫差，因为当时吴国已经彻底击败楚国，已开始有问鼎中原之势。子贡就游说夫差，联合鲁国北伐齐国，来树立吴国在中原的威信。

吴王夫差提出自己的后院还有越国，北伐后院空虚，子贡说没事我去跟越国说好。

子贡于是又去游说越王勾践，如果你越王要报仇雪耻，最好的办法不是这个时候弄吴国，而是出兵跟随吴国去北伐，让吴国把注意力全部放到中原，让它后院完全空虚，你再徐图之。

于是就有了吴越联军和鲁国一起，与齐国的“艾陵之战”，击败了齐国。吴国的威望果然大涨。

夫差接着就要学习中原大国的做法——会盟，提了好几次议，应者寥寥。有点下不来台，又想打卫国、鲁国这些个弱国来树威，于是子贡又建议，打弱国没用，得去跟中原传统霸主晋国争盟，通过压住晋国来威慑其它大国。

大概也就是在这一年，勾践运用文种范蠡的灭吴七策或者九术之类的，开始折腾吴国后院。

公元前480年，吴国和晋国争盟于黄池，这就是夫差霸业的顶点。争盟还没有结果，勾践已经率军攻入吴国。夫差的事业就此垮台。

孔子去世之前，连续遭受了颜回、宰予、子路三个好弟子去世的打击。颜回和子路的死，让他特别悲痛，只有宰予，倒是在不同的记录中有不同的说法。

不过，孔子对宰予还是很有些悔意和惋惜——宰予生前，孔子可能骂得最多的就是他。宰予在齐国任职，与齐简公关系非常好，是维系齐国与鲁国之间关系的纽带。

后来田常篡位，杀齐简公，宰予因为坚决反抗，被田常所杀。孔子也说没有想到，宰予敢于为国牺牲。

公元前479年，孔子在逍遥达观的感慨中去世。

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战国这五百年中，最为和平的时代，也就是说，孔子这辈子算是相当幸运，而各国人民也相对安宁，不然怎么可能各国之间到处串来串去，想走就走，想留就留。

至少，他还能真是自由自在地当一个摆看的匏瓜。

当然，这个时代也正是和平开始解体，从贵族战争转变为全民战争的开端。春秋时期的战争，远没有战国时代那么血腥。

孔子的时代，和平与自由，还可以稍微同时得到。到了后世的中国，和平与自由就成了二选一的问题。

按照此前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轴心时代”理论，这是一个两三千年的大变局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个时期，地中海、西亚、印度、东亚都同时出现了一批奠定了整个人类延续至今的思想、文化基石的思想家，孔子就是其中之一。

此前敝号随笔赵林教授的《告别洪荒》中提到，所谓大变局，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民族的入侵，两种文明冲突、交汇、融合所形成的变局。

孔子这个时代，正是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包括无文字历史的上古时代）第一波游牧民族冲击的时代，时间跨度很长——从公元前15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0年。这一轮冲击，导致米诺斯、苏美尔、哈拉巴、古埃及、商周文明的衰落，产生了人类第二代文明——希腊、波斯、古印度、秦汉文明。

这一轮冲击与融合，产生了轴心时代的思想家群体。

上述也可以解释，何以民国时代可以出大师这个问题。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三千年大变局”，主要体现为西方工业和资本文明对中国明清文明的冲击、交汇和融合。也就可以解释，当代何以难出大师——刘勃说，过去四十年来，想做大师做圣人的，要么成妖孽，要么成神棍。

都是时代使然。

借用刘勃的话：也许，特别值得珍惜的，是一个听得清骂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