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往事｜箍桶

4、箍 桶

若不是看在老黑有个箍桶的手艺，又不想女儿嫁到远地去，四叔公是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其实这样的表述并不准确。应该说，四叔公瞅上了老黑这个女婿，让人上门说亲，就把我那个水灵灵未出五服的姑姑嫁到了村东头。

四叔公是爷爷的堂弟，他们有个共同的爷爷。应该说，以爷爷开水碓开药房做医生当教师数职兼营的家势，即便是堂侄女的婚姻大事，也绝不是可以草草而就的。可那个特讲“家庭成分”的年代，早被划入“中农”的爷爷根本没有说话的“资本”。能说的也就一句，老黑，好，人实诚，话不多，又是贫下中农，又有手艺，小女过去就能当家，不会吃亏，好。

小女是姑姑的名字，一嫁过去还真当了家。以她娇好的姿容，遇人就如桃花般的笑容，老黑的活计多了不少。用现在的话说，那时候的农村没有任何塑料制品，脸盆是木头的，脚盆也是木头的，杀猪桶，水桶，粪桶，马桶，全都是，甚至用竹子打的火熜也能用木桶代替。遇到婚嫁，娘家更是要雇了老黑箍“子孙桶”，大盆小盆一大溜，一干就是十天半月的，老黑不但能上工挣钱，还能为家里节约不少粮食，小女一家生活成了村子里的滋润一族。

以今天的角度来看，老黑显得木讷，说话也不知轻重，憨憨得几乎有些傻，当时村里人说他就是“一根筋”到底，不知道拐弯的主。可这样的一根筋却特别听老婆的话。这个优点，其实也是缺点，让他在姑姑去世后一直未再婚娶，40岁不到就孑然一身。当然这是后话。

桶匠手艺与木匠有些相近。唯一不同的就是，木匠是把木料撸平了以榫头的方式拼装起来，而桶匠则是把木料刻意做成一个弧度，围成圆形，用竹签拴牢后，再用钢丝或竹子打成箍，扎扎实实地套在外面。受工艺和技术影响，这样箍成的桶漏不漏水，就成了评判一个桶匠手艺高低的标准。其实，如果不上一层土漆，把缝压严实了，刚箍成的木桶大抵盛不住水，因此，桶匠的另一个功夫还得有些油漆工的底子。所谓土漆，都是老黑从山上的漆树上获取原料熬成的。漆树长着长长宽宽的叶子，割皮之后会留出乳白色的汁液，老黑取了这些汁液再回家调制。我没亲见过这样的调制过程，只能从老黑不多的话语里去想像加工工艺的繁杂和精密。我只知道，土漆不是任何人都能接触的厉害东西，许多过敏性皮肤会在接触后生“漆疮”，一大块一大块的红肿模样，其痒无比。因此，家乡并不多见的桶匠里，老黑是能箍又能漆的大师傅。而别的桶匠却只能箍桶却无法漆桶了。有了这一优势，农家人为图方便，大抵不愿一事烦二主， 老黑的生意越做越开，名气越做越大，一年到有大半年都在走村串户上工干活。后来听说，我那个水灵的姑姑出了不少好点子。但关键一点还是老黑皮肤糙，不怕生漆疮，也生不了漆疮。没有这个做保证，一切都只白搭了。

姑姑得病是在四叔公去世不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982年，当时生产队正在包产到户。也不再叫生产队，而改成了“组”。自然公社改成了乡，大队改成了村。其实也算不上改，只是叫回原来的名字。就像一个作家为发表一篇不愿署真名的文字而临时用上笔名一样。当时四叔公得了肺病，小女又嫁在本村，自然得经常回娘家照应。到得后来，四叔公开膛吐血，小女更是寸步不离，直到四叔公仙游他乡。却不料她的孝顺换来的却不是什么好报应，很快就染上了肺结核。有了病却又怕花钱，不愿去医院治疗，只当成一般咳嗽对待，直到走完自己年轻的一生。

姑姑育有两女一子，临死前，姑姑对老黑说，她怕死后老黑再娶别的女人孩子会受苦，最好就不要再续弦了。如此一类的话。老黑握着瘦骨嶙峋的妻子的手，含泪答应。

村里人说，本来姑姑死不了的，肺病在当时已经不算是不治之症，姑姑说不去医院，老黑太听话就没再坚持，才导致了这一结果。村里人说老黑太傻，在这样的大事大非上一个男人都没有主见，裤档里的那点肉也就白长了。多少年以后再回过头去看，即便妻子死去多年，老黑也依旧把亡妻临死前的话奉作圣旨。

一个男人带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老黑的表现真达到了“哀而不怨，怨而不伤”的最高境界。苦只苦在家里，笑只笑在家里，一走出门，依旧一副从前的模样。箍桶，上工，赚钱，养家。无法想像一个身体健硕的男人，是怎样熬过一个又一个独处的黑夜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老黑的生意依旧红火。“子孙桶”的徽州传统让他大半辈子吃足了手艺人的甜头。可任何一种传统的加工手艺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行的脚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老黑也依旧避免不了五花八门的电器时代的影响。当一些富裕家庭开始从原来的老三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转到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时代的时候，子孙桶早已成为了过往。一个百来平米的单元格里，洗浴方便的器皿里再也找寻不到“桶”族的身影。让人欣慰的是，现在的老黑也已过了花甲，抡不抡斧头已经不再影响一个家庭的生活，他的孩子都长大了。老黑没有像其他手艺人一样，说一些有关时代变革的怨言。老黑从来没说过，或者说，我没有听到他说过。或许，木讷的老黑早已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偶尔有人请他上工，手艺纯熟如昨，就像他一根筋到底数十年再不婚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