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编：元辰彭定新，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就职于宜昌市总工会。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党务和行政工作。爱好文字和摄影。著有散文集《与故乡书》。
1940：大逃难的年月
彭国顺 口述 彭定新 整理
我今年89岁了。说起大逃难，我想哭又哭不出来，眼泪哭干了。1940年的秋天，我当年7岁。日本鬼子来了，在6月份已经占领了宜昌城，马上就要到桥边了。飞机的轰炸声不时响起。父亲说，赶快逃。于是父母亲带了过冬的衣服，口粮，一家人往恩施方向走。路上，一起逃难的人不少，一个村子的人基本走光了。还有邻村的人，我认识邻村罗家，三姐与罗家大儿子合了“八字”，定了亲。偏岩是我们一家人从宜昌点军区桥边镇黄家棚村彭家湾出发后的第一站。父亲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有二哥、二姐、三姐、四姐、幺姐、小弟和我。大哥已经不在人世，大姐已经出嫁。小弟一直背在母亲身上，他只有2岁。全家九人在偏岩搭起窝棚，暂时住下来。本来是继续往前走，往恩施方向去的，恩施是大后方。因为幺姐长黄水疮，病得厉害，需要看病医治。幺姐在家的时候开始长疮了，流黄水，流到那，长到那，烂到那。父亲请了中医，熬了一种像溏鸡屎一样的药膏，泥了几遍，有所好转。幺姐的名字叫柚香，9岁，懂事，听话，路上她一般不哭。实际上，黄水疮时常把她折磨的冒冷汗，她不哭是有原因的，她怕母亲也哭。她过去在家里的时候哭过，用哭声希望父母亲救她。哭声还管用，于是上膏药，煨罐罐饭都来了。但是在逃荒的路上哭声不管用了，她哭妈也哭。到了偏岩后，幺姐不哭了，还有笑，父母亲感觉幺姐不对劲，就在一向姓人家的园田里打起窝棚暂时住下来。幺姐越是不哭，父母亲越是着急。人生地不熟，到哪里找医生？附近有一个老中医，但搬家走了。求爹爹告奶奶，父亲找到一个画符杠神的“先生”，据说先生很灵。父亲用两升大米，请先生杠了神，用香烟驱赶瘟疫，问幺姐还疼么。幺姐说，不疼了。偏岩是宜昌、宜都通往恩施的官道，赶骡马的人多，驮盐，驮棉花，驮山货，还有过兵的队伍。母亲就做起了下面条的生意。母亲过去是我们那一方的焗匠师傅，厨艺高。她用石头搭起了灶，支起来一口锅，下起了面条。面条有点黑，佐料是盐和广椒面，过客都喜欢吃。话说回来，面条是稀罕物，不是一般人能吃的。当时面条也是紧俏物资，附近只有长阳津阳口有。买一次面条，父亲需要一天时间。姐姐哥哥都来帮母亲的忙。当然，重要的事情是照看好幺姐。父亲又请来了先生，这次是用两包面条交换请来的，先生点燃了火纸，在窝棚里转了几圈，口里念念有词，烟雾炝的我们直往外跑。母亲问幺姐，幺儿，还疼么？幺姐摇头，表示不痛。后来，先生每次来，父亲就直接给钱了，卖面条赚来的现洋，都给了先生。时间一天天过去，大路上的骡马队稀疏了。幺姐的黄水疮越来越严重，全身溃烂，她已经吃不下饭了，连面条面子汤也喝不下。我们在偏岩一住就从秋天到了冬天。一天夜里，幺妹疼得昏过去，醒来，她大哭，这是她在偏岩的第一次大哭，把全家都哭醒了，哭了一会儿，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再也没有醒来---她已经走了。我后来想，先生的几次看病，其实幺姐没有好转，她不哭，是给父母亲的一些安慰啊。那天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北风呼呼地刮，老鸹呱呱地叫。父亲抱着像冰霜一样的幺姐，瞒着母亲，带了挖锄，向远处一座小山走去。幺姐骨瘦如柴，穿着一件宽大的家机布花棉袄。父亲没有准备木方子（小棺材），直接用土埋了幺姐，坟头望着老家方向。老鹰在天上飞来飞去。父亲用石头砌了一层又一层，父亲是怕幺姐被野兽刨了，被老鹰叼了。父亲回来后，母亲问父亲为什么一人抱走了幺姐？把幺姐埋在哪里了？对着父亲就是一阵乱抓乱捶，父亲脸上流血了。父亲懂得，他不想让母亲和家人送幺姐上山，也不让他们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农村未成年人死了，叫“化生子”。那年春节我们是在偏岩过的，在异乡过年，少了幺姐的年，过得寡淡。说是过年，其实只是保命。那年天气特别冷，在山上捡柴火成了全家最重要的事情。窝棚不保暖，如果没有柴火，会冻死。我们挺过了冬天。第二年开春后，我们离开偏岩往野三关方向走。那时日军已经阻断了宜昌通往恩施的官道，日军为了突破长江石牌要塞，从江南的桥边、土城进攻。过路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我们挑着担子，扛着包袱，背着小弟沿着山路走，与去年出发时不同的是，路上少了幺姐。我们一天最多走20里路程，如果缺粮缺盐了，父亲就要买粮食，买盐，耽误一到二天时间。一家人走到哪里，就在农家的偏屋、牛棚借宿。如果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住岩屋。在路上，饱一家人肚子是最难的，从家里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只有向别人买，没有钱了，拿衣服与别人交换粮食。粮食基本都是玉米面、红苕、洋芋。母亲走到哪里，就四处打望，看见刺芥、鸡不琢、野蒿、马兰头等野菜，随手采挖，与玉米糊糊一起煮。在路上每天只吃两餐糊糊，感到一直没有吃饱过。一个星期后，我们落到了野三关的石桥坪村。 石桥坪适合躲难。虽然山大，但有块平地，出产玉米，洋芋。那里有钱人家、大户人家多，都是大天井屋。那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宜昌逃难的人，除在野三关集镇落户外，选择石桥坪有不少人。一起落户的也有邻村罗家。一家姓田的好心人，接受了我们。他们可怜我们，把一间偏屋留给我们住，屋旁边一块空地，也送给我们种菜。田大爹是做生意的，父亲在田大爹帮助下，贩起了猪生意，但父亲没有本钱。石桥坪的人愿意赊猪给我们。父亲头脑灵活，会打算盘，借本通商，靠贩猪赚点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尽管日子过得艰难，在石桥坪我们已经度过了四个春秋。有一次，父亲恶恨恨地说，你已经11岁了，再不能吃闲饭了，跟我赶猪去。那时交通不便，没有车子，把猪子卖出去，靠赶。父亲请了一个背脚子（背伕），收了四头黑猪，猪架子大。这样，我们三个人，四头猪就上路了。猪听话，不系绳索，用鞭子就能够按照路线走。走了一天，我就不行了，又饿又累，到了晚上，腿脚疼得厉害。第二天，我真不想再走了，但看见父亲威严的脸，我不敢不走。路上，猪比人金贵，猪走不动时，背脚子可以背，哪个猪不走了，就轮流背。但是我走不动了，还得继续走，没有人背我。路上，猪有时也不听话，动不动往山上跑，这时，人就要比猪跑的快，拦住猪的去向。在天黑之前，要加紧赶路，在集镇上歇脚。那时集镇上有客栈，专门为赶骡马、赶猪服务。在榔坪、贺家坪、青岗坪等都有客栈，客栈备有草料、猪食。三斗坪，西陵峡长江边一个小集镇，中央的重要物资都集中在这里中转，用民生公司的大轮船运往重庆。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一时，三教九流，达官贵人，三斗坪集镇聚集了上十万人，导致生活物资紧缺，物价上涨。三斗坪是国军的指挥部，日军攻打不上去，被堵在石牌以下。野三关距离三斗坪有200里路左右。翻山越岭，过沟趟河，赶一次猪一个来回需要半个月时间。赶猪走的慢，需要走10天，才能到达三斗坪。把猪卖给当地贩子后，吃笼包子，就算是父亲对我们的最大奖赏。还没有吃饱，就要打回转了。回转是空手，一天可走50里路，只要 4天回到石桥坪。 我只参加了一次赶猪。父亲要求我们不吃闲饭，我们能做什么呢？帮别人点苞谷，扳苞谷，不要工钱，糊点口食。冬天，为家里捡柴火，野三关冷，没有柴火，就过不了冬天。 二姐嫁给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老头不是别人，是一位将军，人们都称敦将军（化名）。 二姐的名字叫菊香，模样端庄，高个。到石桥坪时，她只有19岁。二姐读了初小，聪明。经人介绍，为敦将军家做家务事。刚到敦家时，收拾打扫，洗衣做饭。做饭是二姐的拿手活，她做的饭菜好吃。在老家除了母亲做饭外，二姐做饭不比母亲差。二姐做的饭菜，同样受敦家欢迎。后来专门为敦太太服务，相当于丫鬟角色。二姐能够获得敦家好感，主要还是二姐贤惠，想别人周到。二姐，作为一个长工，开始和长工们一起吃饭，后来，二姐就和敦家家人一起吃饭了。二姐到敦家后，看到的是一种从来没有的豪华，都是亮堂亮堂的。住的是青砖黑瓦的天井屋；家具是红木的；吃的是白米饭，包子包面，猪肉顿顿不离；穿的是绫罗绸缎；佣人很多，分工明确。敦将军对人很好，对佣人亲切，很少发火。本来不需要请那么多佣人，宜昌的难民到野三关后，又请了一些宜昌人。他说早年在宜昌打仗时，就知道宜昌人好。二姐第一次见到敦将军，是二姐已经在服侍敦夫人了。当时敦夫人病了，动不动就训人，需要一个有耐心的人服侍。二姐经常做大骨藕汤，用土砂罐煨。敦夫人是武汉人，喜欢喝藕汤。敦夫人喝了二姐煨的藕汤，脾气变好了。敦夫人叫来敦将军，交待说，这个宜昌姑娘我要了。敦将军问了二姐是宜昌哪里人？得知是桥边人时，他说知道了。他又说桥边正在遭难受苦啊。二姐感到敦家很体贴人，一种紧张、害怕、胆小的心情，没有了。敦将军是社会名流，家里经常有政界军界商界的人来往。二姐感到敦将军很客气，没有一点有钱人的架子。敦家体贴人，凡是有求敦家的，都尽力满足。二姐感到敦家不是一般的大户人家。自从二姐服侍敦夫人后，敦夫人的心情与从前大不一样。敦将军感谢二姐，也更加信任二姐，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交由二姐打理，一些重要的场合请二姐出面。看得出，他对二姐有好感，真心喜欢二姐。还是敦夫人牵线，把事情说穿了。原来敦夫人老了，身体不行了。一天，敦夫人叫来二姐问，嫁人不？二姐害羞，红了脸。说我们是逃难人家，谁喜欢我。敦夫人说，我看将军很喜欢你，你愿意跟将军不？二姐一听，傻了，敦将军六十多岁了，自己才二十多岁，怎么可能自己和敦将军联系在一起，这可是敦夫人亲口说的。二姐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没有回话退了出来。过了几天，二姐向父母亲说了敦夫人的话。父母亲没有考虑就说，那不行。后来父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说行吧，确实姑娘吃亏了，年龄相差太大；说不可以吧，又没有反对的理由。那时，逃难的人，只得认命。实际上，后来父母亲也默认了，能够为家庭带来好处，有饭吃，不受人欺负，也行。敦将军是辛亥元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他打响了第一枪。后来，敦将军一直在军界、政界任高职。1940年，敦将军不满世道，脱离军政界，回家乡开办小学堂，垦荒种漆，发展实业。1944年，二姐正式收房。1946年2月大儿子出生，1948年6月二儿子出生。新中国成立后，敦将军不幸在1950年底被捕。当时正值冬天，满天雪地，二姐不让将军去外地接受询问，她知道将军可能一去就回不来了。最后将军吼了一句，哭什么丧，二姐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1951年3月敦将军被枪毙。1982年6月，当地政府宣告敦将军无罪，给予平反。敦将军被枪毙后，敦家遭查封，抄家，敦家子女四处逃亡。二姐领着两个儿子无着落，又过上了苦难的生活。无助时期，野三关当地一个地痞流氓趁虚而入，这个人姓谭，逼着二姐，要和二姐结婚。说不结婚，就杀了她们母子。说是结婚，实是抢婚。当时野三关很乱，二姐没有办法，听天由命。敦家落难了，有谁站出来说话呢，还不是任人欺负。二姐和那个姓谭的地痞生有一子。后来那个姓谭的地痞暴病而死。二姐带着三个儿子，为生计而奔命。二儿子抵挡不住一场瘟疫，在1952年夭折了。1953年，父亲听说到二姐的命运，大哭一场，悔恨当初不该让二姐许配给敦将军。他再次上了野三关，把二姐和她的二个儿子接回到了桥边。当时她的大儿子7岁，小儿子只有几个月。实际上，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8月，我们一家就回到黄家棚村彭家溪了，只有二姐留在野三关。二姐回来后，父亲在老家为二姐砌了一土坯房，安置了二姐母子三人。后来二姐和本地周裁缝结了婚，周裁缝愿意和二姐一起抚养两个儿子，他们没有生育。二姐在2008年元月去世，享年87岁。两个儿子现在都子孙满堂。大儿子还健在，76岁了。母亲似乎永远纳不完鞋底。母亲裹了小脚，她担不了大活路，种田、走路都不行。母亲从小就学会了针线活，农村女孩子，不会针线活是要被笑话的，还往往和教养联系在一起。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兄弟姊妹的鞋子都是母亲做的、衣服都是母亲缝的。家庭人多，母亲一直在做鞋子，永远做不完的鞋子。到野三关后，母亲的那点本事排上了用场，原来纳鞋底是可以挣钱的。野三关有一条石板路，街两边都是木板房，杂货铺、餐馆、客栈多。有几家专门出售布鞋、草鞋的铺子，布鞋是人工做的。母亲成了鞋铺老板专门纳鞋底的人。鞋底的材料是铺子提供的，母亲得手工钱。鞋底是千层底，用白色的索子一针一线密密麻麻地载实。做完了一双，又做下一双。母亲靠纳鞋底，挣来了一些生活费。我们全家很感谢母亲，她靠没日没夜的纳鞋底，让我们没有挨饿。二哥是一个病秧子。二哥在宜昌学过艺，学的是厨师，当时二哥为日本在宜昌的日清轮船公司，为西方人做点心、面包等。后来得了肾病。听说日本军队要侵入宜昌了，二哥不愿意帮日本人了，离了职，愿意和我们一起逃难。在逃难的路上，几次遇到抓壮丁，拉夫。在宜昌到恩施官道上，当地的保长甲长，拿着枪，按照二丁抽一，三丁抽二的要求，看见青壮男子就抓。他们一看我们家有几个男人，不容分说，抓起二哥就走。但一细看，二哥病得不行，身上浮肿。拉夫的人一商量，不要了，怕是个累赘。实际上，父母亲也巴不得二哥跟他们走呢，部队里至少有饭吃。二哥在野三关后，基本成了废人，不能劳作。回到彭家湾后的第二年，他身体熬不住了，离开了人世。三姐是在野三关出嫁的，时间是到野三关的当年。罗家长子和三姐从小定了亲，过了门。原准备把婚结了，等过了礼，选个吉日，三姐就嫁了。但是逃难走得急，生命要紧。到了野三关后，日子过得紧巴，父母亲又急着把三姐嫁出去。说是嫁，其实就是让罗家把人领走算了。不要彩礼，说个话，印证农村“抬头嫁姑娘，低头接媳妇”的说法。如果是过去，至少要整猪整羊的彩礼。罗家好像没有过去急切了，有没有儿媳妇无关紧要了。不愿意娶儿媳妇，还不是因为要多添一张嘴儿，养不活人啊。还是三姐和三姐夫感情好，他们自己说服了双方父母，在外单独成了一个家，二人过日子。后来他们也回宜昌了，共生育了5个儿子。四姐讨了二姐的好。二姐到了敦家后，其实我们家也没有讨敦家什么好，只是欺负我们的人少了。说讨好，是四姐到学堂做工去了，管了后勤。学堂是敦将军的女儿开的。学堂很信任四姐，四姐也把学堂的事当自己的事，把学堂管理的让人放心。学堂公家接管后，四姐回到了宜昌。小弟，还是小弟，他几乎没有受苦受累。母亲一直把他背在背上。只要有吃的，首先想到的是小弟，小弟也不知道满足，饿了就哭，大声哭。一哭，父母亲就唬他，想法子满足他。他是幺儿子嘛。老幺总会得到父母亲、哥哥姐姐的庇护。2019年小弟走了，时年81岁，他死在我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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