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琉璃，傻傻分不清楚

商后期·琉璃珠

在早先科技资料还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想做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是相当困难的。一谈到玻璃这个名称，大家就免不了尽围着名称的来源、音转问题以及字形、字义等方面打圈圈，可以说研究讨论得相当艰苦。在那个年代，既没有出土资料，又没有实验报告的支持，唯一比较可以列举的，只有少数的文献记载。最有名的，如《汉书·地理志》中说，自汉武帝时起，中国曾派人“入海市明珠、璧琉璃”，以及《魏略》说：“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尽管大家把这些资料抄来抄去，但是仍然抄不出一个道理来。尤其是大秦（罗马帝国）始于公元前二十七年，比起开国于公元前二〇四年的汉朝，不知晚了多少。这些文字记载，充其量只能道出武帝之后东西贸易的一部分情况。基本上，并不能认为在此之前，中国人不曾制作过玻璃和琉璃。就工业技术的层面来看，至少在商末、周初之际，中国在窑炉技术、釉药研究、铅汞冶金以及铸造技术各方面的长足发展，早已超出近东地区许多。因此，从客观条件方面而言，人造珠玉也未必都是外来物。何况从近来各地出土的实物看，战国时期的玻璃器和琉璃器，事实上比西汉的遗物还多。

战国 蜻蜓眼琉璃珠

很显然，大概从东汉开始，玻璃和琉璃的用途已经由原先的服饰装饰、礼器制作和器物表面纹饰化妆，走上另一个发展的途径。琉璃器的釉药配方中，石英的含量由多而少，使得原先浓稠多泡的釉变得更加细薄而平滑，因而发展出有名的汉绿釉来。而玻璃器方面，也从原先纯粹作为玉材的代用品一途中脱离出来，被当为一种工艺材料来看待，就是所谓的“料石”，而脱离了早先的使用观念。料石可以因需要而制成各种美丽的玻璃容器，所以在古代玻璃器也通称为“料器”。根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墓葬品研判，以上所说的这种转变，大约起自汉宣帝以后的陕西关中地区，关东的河南等地也有了较多发现。到了东汉时期，所有“似玉”的装饰玻璃器和彩纹琉璃陶都已完全不见使用，代之而起的就是经改良后的铅釉陶了。

战国·陶胎琉璃罐

根据国内外各项研究资料比较的结果，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玻璃器和西方古代的玻璃器在基本构成上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同为玻璃，但是我们中国的是铅玻璃，即是铅、钡和硅酸盐的一种混合物。而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出土的古代玻璃，则是一种钠玻璃，即钠、钙和硅酸盐的一种混合物。从化学成分上比较这两种玻璃，可以说有相当大的不同。西方的钠玻璃，显然是一种相当清亮而透明的玻璃，而中国的铅玻璃，则是一种温润光滑而不太透明的玻璃，这主要是中国玻璃中所含的钡起的作用。

哑光釉

凡是自己有配釉烧火经验的人都知道，钡是用来制作无光釉的主要材料，在大多数釉中，钡都会产生柔和平滑，有如丝缎一般的无光釉面，看来非常悦目。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的玻璃是用来和玉相比拟的，因此，这种氧化铅、氧化钡和二氧化硅所混合烧出的铅玻璃，绝对是我们老祖先经过长时间经验累积的产品，而且是专为附合我们古代玉器审美观念所烧制出来的。这个时间比汉朝派人入海市珠、璧流离（璧琉璃），至少要早上五百多年。

在谈到琉璃器的早期制作情况之前，似乎应当先把琉璃和玻璃的定义再说明一下，因为早先的著作中，琉璃和玻璃常常相互混用，观念还不很清楚。在此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说的玻璃，是指凡以釉药为材料的本体，并不需任何胎骨的作品而言；琉璃器则是指一种以玻璃釉为装饰的陶器而言。琉璃器都有陶坯为胎。目前，欧美国家收藏的战国时期琉璃器中最有名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琉璃陶珠，以及美国堪萨斯州纳尔逊美术馆的一个琉璃彩绘红陶盖罐。这种以陶为胎，在上面用有色玻璃粉彩绘后，再入窑烧制的各色美丽陶珠，近几年也不乏出土的资料可寻。最早的发现是在陕西沣西岐山的一个西周墓葬中，找到了一些水碧色的琉璃珠子。看起来，玻璃和琉璃是在同一个时期发展制作的。

战汉 陶胎琉璃珠蜻蜓眼 大英博物馆藏

事实上，玻璃和釉药根本就是一回事，属于同一种系统的窑业产品。所不同的是，玻璃在熔化时必须有很低的黏度，才能自由地做成各种形体，如玻璃瓶、玻璃板等；釉在熔化时却要够黏稠，这样它才能在器面上保持原位，而不至于在烧成中流得一塌糊涂。玻璃和琉璃釉的不同，只在其中铅和硅酸盐之间比例调整的问题而已，因为氧化矽在釉中（或是玻璃中）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调整熔化温度和釉（或玻璃）的流动性。

从各种传世和出土物表面现象看来，当时的琉璃与玻璃两种东西的成分，并无显著的不同。只是在色泽上，玻璃追求的是似玉的质感，琉璃追求的则是多彩的变化，因此在外观上显得各不相类。以铅为主要成分的琉璃器，在西汉时期，由原先流行于战国的多彩装饰，走向单彩装饰，而发展出有名的绿色和棕色铅釉系统。玻璃器的制作，也因社会风气和政治制度的转变，从早先的仿玉礼器制作，转为专一在容器形状上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