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暗投明的军统特工

1939年的一天傍晚，在重庆的国民党军统特工张蔚林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光明正大地弃暗投明，加入到共产党的阵营当中。

按理说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光明正大，但张蔚林就做到了。

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1月，国民党就迁都重庆，而为了顺利领导中南和西南地区的党组织，共产党也决定在重庆设立南方局，还有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

因为办事处距离重庆市区较远，为了方便，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租了一处房子，人称“周公馆”。

重庆周公馆

除了周恩来，时任八路军驻重庆代表的叶剑英也住在这里。

距离周公馆不到100米，就是那令人谈虎色变的国民党军统局。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绝对不是巧合。即便是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仍然在想方设法打压共产党，就连周总理的住处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得知周恩来和叶剑英住在曾家岩50号后，戴笠这个被称为“中国近代最神秘人物”的军统头子就把老巢搬到了他们眼皮底下。从那以后，戴笠和他手下那帮爪牙每天都像嗅觉灵敏的鹰犬那样，时不时地窥视着周公馆的一举一动。

军统对周公馆盯得很紧，为此还专门在其不远处开了间茶馆方便随时盯梢。每天进出周公馆的人很多，有汇报工作的，有参加学习的，有前来拜访的客人，还有延安专门派来对付军统的。以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睿智，他们早就看出周公馆被盯上了，所以反间谍工作已经在暗中进行了。

戴笠对手下人有明确的规定：那些平日里进出周公馆的人，如果是周恩来送出的客人可以不盯，因为这类人必定是有身份的，弄不好会节外生枝；如果是周恩来、叶剑英的秘书送出的客人则可盯可不盯，这类人大都是一般工作人员，盯上去或许有意外收获，不盯也不要紧；而那些独自进入周公馆，从里面出来还随手关门的人一定要牢牢盯住，因为他们极有可能就是延安派来的“红色特工”。

即便周公馆加强了警卫，仍免不了有一些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在外面乱转。

张蔚林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蔚林

这个出身于苏南书香世家的年轻人那时才23岁，在重庆军统电讯处任科员的他其实和军统有着一定的隔阂。值得一提的是，张蔚林早年在江西苏维埃政权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还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红军长征后便自谋生路，考上了在上海的无线电训练班，后来又辗转去了杭州军统无线电讯班第八期学习。

张蔚林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去杭州培训之前，一位曾给自己教授过进步思想的老师不幸被国民党军统杀害了。

张蔚林不知道这位老师犯了什么错，他只不过是用嘴说说话，以进步思想育人而已，国民党为什么这么忌惮他以至于杀人灭口？

张蔚林还记得当初投身特工战线，完全是为了满腔的报国之志，希望把自己所学的特工技能用在抗击日寇的敌后战场上，期望靠着一条情报、一条电码就能拯救千万无辜生命的信念奉献青春。

但现实令他失望，军统内部的贪腐、党争和残忍让他觉得，这里根本就不是报效国家的正义舞台，而是蒋介石极力排除异己的私刑场所。再看看这所谓的“陪都”重庆，原本美丽的山城已经完全成了官僚和资本家的天堂。

张蔚林只想用自己的才能服务于抗日敌后战线，而不是对自己的同胞使用杀人伎俩，再加上他之前曾亲眼目睹国民党的无能和消极抗战，还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奋勇杀敌的英雄场面，还又想起他那位惨死的老师，心中那抹难以消散的红色之火便又燃烧了起来。

抗战时期的新四军

他要重新去投奔共产党！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同志了！”

张蔚林弃暗投明的方式相当“光明正大”，既不是找人暗中联络，也不是跟戴笠玩失踪，而是直接对着周公馆的正门晃来晃去。门口警卫这样的事见得多了，一开始还以为他是戴笠派来盯梢的特务，但看他的表情越来越不对劲，神情也越来越紧张，便上前询问。

“请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张蔚林用头往周公馆里面示意：“找你们的人，官越大越好！”

警卫寻思着，即便这人有猫腻，他也只是一个人而已，便观望了一下周围，确定没人盯梢后就将张蔚林带到了叶剑英的参谋雷英夫面前。

雷英夫问他：“你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你吗？”

张蔚林开门见山：“我要找周恩来。”

“他不在重庆。”

“那我找叶剑英。”

雷英夫狐疑地看着他：“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张蔚林将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我叫张蔚林，在军统局电讯处电台工作，是个科员。我说真话，我恨国民党，想找共产党弃暗投明。”

如此大摇大摆进入周公馆弃暗投明的国军特务，张蔚林恐怕是第一位。

雷英夫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便直接汇报给了叶剑英。

建国后的雷英夫少将

叶剑英一开始也不敢相信，军统的人怎么会如此“明目张胆”地过来投奔？但正因为如此“明目张胆”，才让叶剑英不由得相信这是真的，但毕竟对方是军统的人，不得不防，所以他嘱咐雷英夫好好对其询问一番。

面对雷英夫，张蔚林将他这么些年的经历，特别是曾在江西苏区做过共产党“编外人员”的事实做了个交待。

雷英夫发现他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很自然，不像是装出来的，故事也不像是编的。

最后雷英夫说：“我相信你说的一切，但我们要进一步审查核实，你也要设法使我们充分相信你才行。”

特工经验丰富的张蔚林表示理解：“好吧，我可以用行动证明，但你们弄清楚后要保证送我到延安去，国民党军统局的腐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张蔚林不知道雷英夫口中所谓的审查究竟是指什么，反正他按常规理解就是叶剑英想让自己去立个“投名状”。他琢磨着，既然要弃暗投明，那干脆就玩儿个大的，这“投名状”要是立小了怕人家以为自己是诈降。

结果，张蔚林给共产党奉上了一份丰厚的见面礼——这小子把军统的电报密码全给抄来了！

八路军参谋处长曾希圣反复核实后，确定这密码是真的。

建国后的曾希圣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民党军统对共产党来说已经没有秘密了，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所有的联络、通信都会被我们第一时间破译。张蔚林的这份密码，让军统从原本的神秘莫测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站在大街上的人，毫无秘密可言。

这要让蒋介石知道，绝对会把戴笠拖出去砍了。

如此意外惊喜让叶剑英彻底相信张蔚林了，要是张蔚林是戴笠派来诈降的，根本不可能付出这么大代价。全国抗战如火如荼，如果这时候军统突然更换密码，那国民党的敌后战线就会发生混乱。

张蔚林在军统电台工作，无论什么机密电令都会经过他的手，为了让共产党相信自己弃暗投明的真心，便在自己家里偷偷抄下了军统的密码，赶忙送了过来。

叶剑英十分高兴地握住张蔚林的手：“我代表延安真诚地欢迎你，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同志了！”

张蔚林也很高兴：“叶参谋长，我可以参加八路军到延安去了吧？我要抗日，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张蔚林悄悄地来到曾家岩一个亮着昏暗灯光的房间，墙上正中悬挂着一面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张蔚林正式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多年之后，张蔚林这个“编外人员”终于转正了。

红色女特工张露萍

叶剑英批准了张蔚林的入党申请，但驳回了他想去延安的请求，因为他觉得张蔚林在重庆能利用他军统电讯处科员的身份发挥更大的作用。

抗战时期的叶剑英

张蔚林正式成为了一名安插在国民党军统内部的“红色特工”。

从这时候开始，张蔚林的人生仿佛开启了新篇章，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有灵魂、有思想、有信念的人，这种感觉是他过去在国民党军统所没有的。

张蔚林不仅从军统秘密地为我党搞到了不少有用情报，还拉拢了军统内部一些思想进步、看不惯国民党腐败的有志青年加入到“红色特工”的阵营，这其中除了张蔚林的好友冯传庆，还有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4人。

在那之后的一天，叶剑英派雷英夫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带到了张蔚林面前。

雷英夫告诉张蔚林：“这姑娘叫张露萍，从现在开始，她就是你的'妹妹’。”

张露萍是延安派来的联络员。值得一提的是，张露萍这个名字已经是她用过的不知第几个了，她原名余家英，化名则用过余硕卿、余慧琳、黎琳等好几个名字。

张露萍出身于四川一个贫穷家庭，上面还有3个姐姐。虽然一家人日子过得很艰难，但父亲余泽安是个很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除了张露萍的二姐早年夭折之外，余泽安都不遗余力地将女儿们送进学校读书。

但天有不测风云，张露萍的大姐余家彦刚刚进入崇庆师范时，便被国民党四川整编1师少将师长余安民看中，强迫其做了他的三姨太，余泽安父女惹不起余安民，只得含泪接受这个残酷现实。

大姐的不幸遭遇，直接激起了张露萍对黑暗旧社会的憎恨，从那以后她便立志要成为一名新时代女性。

幼年的张露萍

张露萍先是通过在成都建国中学的同学车崇英认识了其父亲——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同志，经他介绍参与了抗日救亡运动，后又被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送到延安培养，在共产党开办的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里，张露萍刻苦学习，成绩十分优异。

那时的抗日军政大学是有女生的，张露萍所在的第四期学员中的第三大队便是女生队，性格活泼的张露萍多才多艺，不仅擅长写诗、唱歌、演话剧，甚至连游泳和骑马也是样样精通。

有一次，张露萍指挥女学员们集体演唱一首歌曲《干一场》，让所有人都对她敬佩有加，从此大家都管张露萍叫“干一场”。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首抗日歌曲，才令叶剑英对这个性格开朗、心怀理想的小姑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得起，张露萍同志外号叫'干一场’。”

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叶剑英就觉得这个小姑娘不一般，好好培养一下说不定能成为“当代花木兰”呢。

张露萍被带到重庆南方局从事情报工作时，只有18岁。

因为张蔚林经常秘密出入周公馆，为了不引起军统怀疑，叶剑英专门把张露萍从延安接过来作单线联络员，以后张蔚林的情报全部经她交给雷英夫，这样张蔚林就不用再往周公馆跑了。

张露萍

执行任务前，叶剑英告诉张露萍：“你归属南方局军事组领导，只能单独与雷英夫接头联络，你的全部活动由他负责安排。记住，在我们这里，你只认识雷英夫，除了我和雷英夫，不能有其他人知道你是延安派来的。”

张蔚林上下打量着张露萍，她长得十分漂亮，不仅身材苗条，皮肤白净，而且还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让人一见她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露萍知道，现在的她要忘掉所有自己曾用过的名字，自己既不是余家英，也不是黎琳，余家英是过去的自己，而延安的黎琳已经去了抗日前线。自己现在的名字叫张露萍，是上海人，来重庆是投奔在军统局工作的“哥哥”张蔚林的，现在居住在“哥哥”家里。

即便情报工作有了张露萍这么一个“中转人”，她也是不能经常出入周公馆的，戴笠军统局距离那么近，手下的特务又盯得这么紧，迟早会被跟踪。

于是，雷英夫和张露萍把交付情报的地点改在了四德里的一个小巷子，还让张蔚林从军统局里搬出来，以地方宽敞为名搬到了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

雷英夫嘱咐张露萍，送情报就三点需要注意。第一就是要及时，不能耽误，否则夜长梦多；第二就是不能定时间，因为军统负责盯梢的特务都很敏感，只要他们掌握了张露萍的行动规律，立马就会起疑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情报传递万一出现差错甚至身份暴露，优先毁掉情报弃车保帅，一定要让张蔚林、冯传庆等6人平安无事。

周公馆内部

在那之后，他们这些“红色特工”便以张露萍为党支部书记，再加上张蔚林、冯传庆等6人组成“七人小组”，组员互相密切配合，传递军统的重要情报，透露国民党的机密信息，使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七人小组”提供的军统密电码，使我党破译了许多重要情报；他们暗中抄录送交的军统在各地的电台情况和名册，使我党避免了许多无法估量的损失。可以这么说，这七个人作用巨大，他们粉碎了很多次蒋介石想趁着抗战打击共产党的阴谋。

而张露萍这个女中豪杰作为他们的领导，也是屡建奇功。

有一次，戴笠派遣了一个特务小组伪装成进步青年打入延安，正是因为张露萍及时提供的情报才使得这个特务小组刚进入延安就被抓获。事后戴笠百思不得其解，咋想也想不明白这么天衣无缝的计划共产党是怎么看出来的。

诚然，当老蒋下令让戴笠密切监视共产党重庆南方局的同时，周恩来和叶剑英竟顺势狠狠玩儿了一手反间谍，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是个老蒋得知后能立马昏死过去的事情。

军统头子戴笠也绝不会料到，国民党最严防死守的军统、自己最为熟悉的地盘居然打入了7名“红色特工”。戴笠千叮咛万嘱咐不能泄露的秘密情报转手就被送到了共产党那里，就连他本人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也在周恩来、叶剑英那里“暴露”得干干净净。

军统头子戴笠

这绝对是戴笠一生中最窝囊的事情。

一直真空管引发的全体暴露

“七人小组”在重庆军统局的情报工作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张露萍在他们中间则像个十分低调的信使。

平日里张露萍喜欢穿一件咖啡色连衣裙，戴着红宝石戒指，还涂着口红，俨然一副时髦女性但又不太张扬的打扮，既像个国军军官的亲属，又不至于太惹人注意。

由于她出色的掩护工作，军统对她“哥哥”张蔚林越来越信任，还将他的职务提升到了电讯监察。随着张蔚林在军统局越站越稳，使得他能接触到更重要的情报——这一点至关重要。

但张蔚林没有注意到，其实自己出现了一个疏忽：他每次书写情报、抄写电码时都是在自己家里，而且没有设置什么暗格藏匿，很容易就会被人家搜出来。

不久之后果然出事了。

一天，张蔚林秘密地来到周公馆，整个人非常着急，一来就要找八路军参谋处长曾希圣。

按理说张蔚林应该尽可能减少来周公馆的次数，或者干脆不来，可这次他亲自来了，曾希圣心里打着鼓：这小子不会暴露身份了吧？

只听张蔚林气喘吁吁地说：“我把军统局一部侦测电台的真空管给烧坏了，军统局要处分我，我想逃走，请帮我逃到延安去。”

老式侦测电台

这个请求曾希圣自然是不会同意的。首先，军统要处分张蔚林并不奇怪，因为侦测电台的真空管十分昂贵，还要从国外才能弄到，一旦坏了就得花一大笔钱替换，还要等很长时间，这属于因工作失误造成的财产损失。

而且，电台的无法使用也许会让张蔚林错过一些重要情报。

其次，张蔚林只是一时不慎，既然他人都已经弃暗投明了，国民党那边处分就处分吧，没必要逃走。而且现在这种敏感时刻，逃走了怕更会引起戴笠的怀疑。

张蔚林只想把侦测电台修好，于是他去找和他关系较好的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他帮忙搞真空管。

董益三对这个请求很为难，毕竟又费时又费力又费钱。但除了求他，张蔚林已经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了，他对董益三说了不少好话，费了不少口舌。

殊不知这时，张蔚林无意中犯了一个大错。

张蔚林去找董益三，没有向戴笠请假。

要知道，国民党军统从事的都是特务工作，由于其特殊性，军统局平时人员管理的纪律很严，如果发现哪个人没到岗便会立刻上报稽查处，然后就会派人到处搜寻他。

他们戴老板立这个规矩，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突然“反水”。

戴笠（左）

张蔚林在董益三那里耗费了大半天时间，在这期间，军统稽查处的人早就把他家翻了个底朝天了。

不幸的是，他们在张蔚林家里搜出了没有抄完的军统局新密码，还有军统在全国各地的组织分布图，甚至还找到了军统人员名册和各地电台的呼号。

戴笠本以为张蔚林只是一次简单的旷工，没想到这一趟下来竟会有如此“意外收获”。

张蔚林的身份暴露了。

出了这样的事，军统那帮喜欢到处乱嗅的鹰犬们彻底慌了神，他们第一时间意识到在军统的红色特工可能不止一个。在张蔚林的家中，他们还找到了张露萍这个“妹妹”的来信，从而断定她也是一名红色特工。

为了诱捕张露萍，特务们以张蔚林的口吻向她发了个“哥病重速回”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以为张蔚林出事了，随即一面给重庆南方局用暗语写信报告，一面急匆匆启程返回，结果她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了。

同样地，特务们也顺藤摸瓜地找到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4个潜伏在军统的红色特工，他们全都暴露了。

很短时间内，“七人小组”就接连暴露了6人。

张露萍（左）

警惕性很高的冯传庆察觉情况不对，立马从军统局越墙逃跑，后来化装成商人逃出了重庆市区。冯传庆的突然失踪令戴笠暴跳如雷，他当即下令各地设立关卡逮捕冯传庆。冯传庆渡过长江后，在通过青木关检查站时被军统抓了起来。

当这些红色特工们一个接一个地暴露身份时，即便是城府极深的戴笠也忍不住瞠目结舌，因为这完全是对他特务头子生涯的一个极大讽刺，他这么多年苦心经营的国军特务机关，在共产党眼里简直就如同傻瓜一样。

最让戴笠血压飙升的是，这其中居然还包括不久前他刚刚亲手提拔的张蔚林。

天知道他们七个揭了军统多少老底，国民党的脸都丢光了。

“七人小组”的英勇就义

张蔚林、张露萍、冯传庆等七名孤胆英雄在军统全部暴露，这件事使国民党朝野震惊。血压飙升到200的蒋介石将戴笠叫到办公室大骂了一通，愤怒程度简直空前绝后。老蒋具体骂了什么不得而知，反正他的“娘希匹”口头禅和拿拐杖打人是绝对少不了的。就连多年后的前军统特务沈醉都回忆：“戴笠一直对此咬牙切齿，恨恨不休。”

蒋介石和戴笠（右）

恼羞成怒的戴笠决定亲自审问张露萍，认为她是个女人，肯定受不了严刑拷打，企图从她身上套出点有用的情报。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只有19岁的小姑娘面对戴笠的各种酷刑，竟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没有透露哪怕一点点关于党的机密，只说她和张蔚林是恋爱关系，还说四川地方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

党中央得知他们7人被捕后，曾想过多种办法营救他们，但都以失败告终。主要是经过这件事后，军统加大了防范力度，我党再想派人渗透进去便是难上加难，这使得7人在狱中备受折磨，苦不堪言。但他们自从踏上共产党的道路就从没有后悔过，在军统的威逼利诱之下，“七人小组”始终宁死不屈，没有半点松口。

1941年3月，张蔚林、张露萍等7位潜伏英雄被敌人从重庆押送到了贵州息烽集中营，即便这几年牢狱生活，张露萍也不忘团结狱友和敌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戴笠对他们完全没有办法。

“七人小组”在贵州被关押了4年，直到1945年6月，戴笠向息烽集中营下达了将他们处决的命令。在被押送至刑场的路上，他们7人唱了一路的《国际歌》。

7月14号，“七人小组”在快活岭军械被服仓库前英勇就义。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是“七人小组”牺牲前最后的呼号。

张露萍等七烈士英勇就义油画

据说，张露萍烈士在被押赴刑场前还特意换上了那件在重庆时常穿的咖啡色连衣裙，还戴上了红宝石戒指，并让狱友帮她涂了口红。

因为她正值爱美的年纪，想漂漂亮亮地走。

一支真空管的损坏，就让7名潜伏在军统的红色特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

笔者分析了整件事，其实还有些疑点。

按理说，张蔚林是个有着丰富特工经验的人，一直真空管的损坏不该让他这样慌张以至于暴露身份。而且，他只是损坏了一支真空管，戴笠顶多给他记大过或者关禁闭，又不会判他死刑，根本没必要惊慌到自乱阵脚。

况且，就算因为真空管的损坏导致侦测电台无法正常工作使得情报工作不能开展，共产党方面也不会责怪张蔚林，毕竟相比情报，红色特工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真空管损坏，张蔚林冒险出去找曾希圣，又去找董益三，从而无故缺勤引起了军统的怀疑，而他又没有及时藏好收集的情报，从而导致“七人小组”全体暴露。仔细想想，这里面有些问题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张蔚林这个经验丰富的特工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所以，这其中恐怕另有隐情，但具体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恐怕是个永远的谜团。

位于贵州息烽的张露萍等七烈士墓

笔者一直在想，如果张蔚林没有弄坏真空管的话，如果真空管损坏后张蔚林能老老实实待在军统局的话，如果他没有去找董益三的话，如果他不把情报堂而皇之地放在家里的话，事情或许就不会以如此悲剧结尾了。

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作为后人，也只能在这条特殊战线上残存不多的零散历史文献中，感受那些惊心动魄的悲壮故事，同时缅怀那些为了中国革命甘愿充当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但却没能享受到和平生活的无名英雄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