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码去矣，公有制抗疫时代结束，私有制抗疫时代来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12日称， 12月13日0时起，正式下线“通信行程卡”服务。行程码下线，恐怕健康码也不远了，这标志封控式的公有制抗疫时代结束了，我们已经进入放开式的私有制抗疫时代。当私有制的抗疫时代结束，整个的新冠大时代也就结束了。

封控解除了，但疫情依然存在，只是病毒的毒性大大降低。因此，抗疫并没有结束，而只是抗疫的模式和阶段发生了改变。

大家都知道，在所有制上中国是双轨制，公私兼备，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但以公有制为主体。这种空间上并联双轨制，使得中国的抗疫可以搞时间上的串联双轨制，在公有制抗疫时代和私有制抗疫时代自由切换。

西方的抗疫比中国差就差在，他们只有一个轨道，只有私有制抗疫，而无公有制抗疫。无论西方的表现，还是我们自己的亲身体会，都表明私有制是不具备抗疫能力的，因此，私有制抗疫就是无抗疫，就是躺平，就是自然免疫和与病毒共存。

也就是说，抗疫的经历告诉我们，中国的比美西方的优势并非是静态的公有制较之私有制的优势，而是动态的可以在公有制和私有制间选择和切换的优势。也就是说，中国人比美西方人多了一个选择权，可以选公有制抗疫，也可以选择私有制抗疫，适合公有制抗疫时，我们就封控，适合私有制抗疫时，我们就放开。

以前我们对公有制的优越性的了解，更多地是通过教材。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是课本的内容，也是考试的标准答案，至于是不是真的优越，到底怎么优越，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甚至，还可能受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而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优越，只是在考试时不会这么说。

而这次新冠疫情，实际上给我们一次绝佳的再学习的机会，而且是通过社会这个实践的真实的大课堂。

经过三年的封控，很多人憋坏了，当然也涉及到经济问题，很多人开始呼吁放开。经过审慎研判后，我们真的放开了。但是很多人开始有一种悬空感，失去归属感，甚至有一种被抛弃感：难道国家不管我了。

其实国家并没有不管我们，而是国家认为病毒的毒性已经足够的小，个人独立地抗疫时机已到。但这还是引发大恐慌，突出地表现就是对相关药物的抢购和囤积，现在相关单位推荐的可治疗新冠的药物几天内被买空，全国断货，甚至又扩展至发烧药，一些感冒药。

几天前，卫健委说药物足够多，没有必要去抢药、囤药，结果倒好，这句话反而成了全国人民抢药的冲锋号。刚才在有人在自媒体上抱怨，他太别恨那些囤药的，因为他家的孩子发烧了，结果跑十几家药店，愣没有买到退烧药。

药在哪里？被从药店的库房搬运到家庭里的药箱了，家庭里药远比药店、药厂富裕。所以，在这里我建议，如果谁像上面那位孩子一样急需药品，而家里又没有，就不要去药房了，也不要点外卖了，而是向邻居，或小区的微信群求助。

为何疫情三年以来，我们从未出现过抢药的现象，市场的药物也一直是充足的，而刚刚放开，就发生了抢药潮，这一很戏剧的现象恰恰最直观和精彩地展示给我们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优劣。

在开放之前，我们一直实行的是封控式的公有制抗疫，当然封控的程度是动态的。所有的病人都是由国家来治疗，而且是强制式的。一旦发现病情，就直接被拉走，送至相关医院，康复之后才出院。这意味着有关新冠的药物对个人和家庭而言毫无意义。

国家对新冠药物的供给和调配，也都是基于实际病人需求的，这里边没有药物的囤积现象，整个的药品供需就是正常的、有效的。

在国家宣布放开之后，新冠治疗要靠个人了，尤其是轻症患者。不过，如果不去抢药、囤药，尽管感染人数或上升，但是总的药量还是充足的。但是在恐慌情绪的支配下，大家还是都想有个保障，备点药求个放心，然后形成羊群效应，大家都去买药，抢药潮就出现了。导致大量的药被囤积到家庭闲置不用，市场断货，而真正有需求的又买不到。

抢药、囤药，是私有制市场经济下的正常现象，也都是自由交易，在市场经济的理论中，这一切无可厚非，甚至天经地义。但就社会整体而言，这种自利行为却实实在在地产生了社会危害，使得有真实需求者无药可买。

当然，现在的新冠病毒毒性已经大大下降，很多感染者根本无需用药也会自愈。同时，药品短缺也不是绝对的，总是可以设法解决，譬如求助朋友、社区。但是，如果病毒很强呢？那时抢药、囤药将更厉害，市场上药品短缺将更硬性，很多人将会因无药而病重死亡，然后传播至更多人的，陷入恶性循环，最终疫情失控。

也就是说，私有制抗疫注定会失败，如果没有公有制抗疫的介入，社会的整体抗疫就会失败，而不得不躺平，不得不搞自然免疫，不得不与病毒共存，不得不让百万人死亡。这是美西方的真实情况。

我也是最近几年，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才对大学所学的以公有制为主体有个重新认知和真正理解。

其实公有制为主体，并非单纯地在静态的共有制，而是使得中国拥有了超越公有制和私有制之上的独立选择权，该公有制的地方和时候，就公有制，该私有制的地方和时候，就私有制。这样既可利用和发挥公有制的好处，又可利用和发挥私有制的好处。

要使得公私兼备的所有制形态的存在，不仅需要公有制的存在，而且必须要以公有制为主体。没有“为主体”做保障，公有制将被私有制而侵蚀和消解，让其有名而无实。很多人说，西方也有公有制啊，甚至把股份制也说成公有制，但是西方的公有制都不具备中国式的主体性、主导性，相当于没有。

也就是说，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公私兼备的双轨所有制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而双轨制的要义，并不在静态的公或私，而在超越所有制本身的，独立的判断和选择能力。西方缺失以共有制为主体，也就是实际上缺失公有制，而只有私有制有私而无公，有利而无义。

进一步看，他们不仅缺失静态的公有制，而且更重要的是，缺失超越所有制的独立的判断和选择能力，而只能教条地、机械地、一根筋地，沿着私有制一条道跑到黑，而无法调整，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哪怕也死亡100万。

为何中国具备超越公私的独立判断能力，而西方没有？这又根源于中西文化差异。中国文化的内核在义理-心性，是以内在的心性能力、思考能力立足的，超越外在的物。而西方文化是缺失义理-心性的，而只能以外在的物立足，包括外在宗教、制度、价值教条等，然后思维固化在这些外物上。现在的西方文明是以民主制度、私有制度立足的，也是固化这些制度之上，从而机械地排斥其他制度，以自己制度为绝对的善，以其他制度为绝对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