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穆勒的顶针或者可以吃惊,但不要太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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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错过的好东西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不必太吃惊。还有一层意思当然就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居然错过了，当然是要吃惊一下的。
　　
　　因为我能够自由地观察行人，所以我可以吃得饱。
　　这句话出自赫塔・穆勒的短篇小说《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这是我看过的唯一一篇赫塔・穆勒的小说。我没看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都是比较多的，这是我说的。那时我还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好消息，什么是坏消息，这是赫塔・穆勒说的。
　　突然遭遇赫塔・穆勒的名字显赫起来的这个夜晚，我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可以吃惊但不要太吃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错过的好东西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不必太吃惊。还有一层意思当然就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居然错过了，当然是要吃惊一下的。让我们吃惊的东西何止这些?那些在中文里没有任何痕迹的好东西又有多少呢，何况赫塔・穆勒的名字在中文里出现又不是第一次。《世界文学》里的这篇；《译林》里的《黑色的大轴》――我怎么也没找到，不知道扔到哪里，与灰尘为伴了；还有《风中绿李》――一部长篇小说，台湾出版的。
　　题外语似乎有一点儿多，还是回到这句话吧。我感兴趣的不是这里的我的状态――自由地观察行人，而是说这句话的语气。能够自由地观察行人，就说明存在着不自由地观察行人。谁能想到观察行人与自由具有如此的联系。
　　我从前对小说家提起诗这个词是相当警惕的，因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滥用，但是现在我对赫塔・穆勒保持着崇高的敬意。请注意我的用词，我用的是敬意，而且我在敬意之前加了一个朴实的形容词――崇高的。这在耶利内克那里是没有的。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对耶利内克抱有什么偏见。我只是觉得赫塔・穆勒更让我觉得亲切。这种亲切感，我在卡夫卡以及米兰・昆德拉那里得到过，还有一大串的苏俄时代的作家，比如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诸如此类。打住。我知道我有这个毛病，说着说着就会离题万里，而我有时又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我这是继承柏拉图辩诰的传统，绕来绕去地接近真相――我没用真理这个词，我有点儿为真理这个词感到害臊。
　　还是说说这句话吧。观察行人的自由，多么好的方式。有许多人拥有这个自由，但是又有多少人恰如其分地应用了这个自由呢?我没有计算过，我也不想说自己就是恰如其分的一分子，我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只知道生活是朴素的，新闻写作或者诗歌写作都是以逼近真实为目的的。
　　没有什么矛盾，矛盾是什么?一个是带尖儿的，一个是一块迟钝的平面。我更感兴趣的或者让我有点吃惊的是这句话的因果关系，逻辑关系，因为与所以。因为我能够自由地观察行人，所以我可以吃得饱。自由观察行人与可以吃得饱，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为今天天气太冷了，所以我必须再加一件衣服。这是正常的逻辑关系。因为今天天气太冷了，所以我必须再脱一件衣服。这是乖戾的逻辑关系。因为今天天气太冷了，所以我必须再写一篇电影评论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这就有点接近赫塔・穆勒小说中的我的逻辑结构了。我喜欢赫塔・穆勒这么写，我喜欢她的这种逻辑关系。它不是正常的，不是乖戾的，它是与我们的现实有关的，与我们的心灵所受到的待遇有关的。表面看起来因为所以之间具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沟壑，其实在我看来它们之间是多么的平坦，几乎不用一座水泥小桥连接，直接就通过去了。因为所以，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几乎说透了赫塔・穆勒的遭遇以及她想表达的东西。
　　《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是贺骥翻译的。它在中国，恐怕不会有什么结果，原因是它与我们某些批评家或者文学编辑认定的小说形式或者小说传统是有区别的。这么说，赫塔-穆勒有点儿另类?当然不是。在《世界文学》2003年德语当代短篇小说小辑里，这样的小说还有一些。而在樊克选编的《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里，可能就比较多了。这也没什么的。慢慢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还是接着说赫塔・穆勒，她在德国没有更年轻的英戈・舒尔策和尤迪特・赫尔曼那么引人注意，即使是在同代的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中，也不如沃尔夫冈・希尔比克或者大名鼎鼎的伯恩哈德・施林克――尽管他的《生死朗读》在国内大卖，但是同名电影的上映恐怕是遥遥无期。即使是在女性作家中，赫塔・穆勒似乎也不如多丽丝-杜莉或者燕妮・埃尔彭贝克，所以她才让某些自负的批评家感到恼火，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挑战。这有什么呢?残雪或者曹迪谦不就是这样的么?还有更多的小说作者，更多的诗歌作者，他们不能进入批评视野和翻译视野究竟是谁的责任?瑞典人没有被大众左右，没有被书评界左右，没有被几个研究者左右，挺好的。他们干嘛非得让我们高兴或者洋洋自得?他们从来没说过他们就是终结，而且公信力也不是说有就有的。又说远了。不过我还是想多说两旬，别说迎合什么口味或者价值观之类的话，多蠢呀。还有别说什么中国人写的中国永远比别人更准确。这要看这个中国人是谁了。笼统的说话挺可怕的。过去我也受这种影响，总以为我们写的乡村比赛珍珠写得好。等真看了《大地》，我觉得还是赛珍珠写得更逼真。还有一个张爱玲，她写的乡村比许多写了一辈子乡村的作家都要出色。住在哪里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才能。就这么简单。
　　还是回到这句话，这篇小说，里面的“我”是叙述者，她讲了她与他的事情――什么地下汽车制造厂什么土豆什么矿山或者坟墓――我不能将这小说重新叙述一遍。从故事的角度说，这篇小说什么都没说；而从小说的角度，它说了许多。
　　我挑几句吧，几乎可以和“因为我能够自由地观察行人，所以我可以吃得饱”媲美的。
　　……在昏睡中我梦见我身穿一件无色透明的连衣裙。假如有人透过连衣裙看见了我的身体，那么这件连衣裙肯定是由玻璃制成的。但是并没有人看见我的身体，要么我没有穿连衣裙，要么他人无法透视我的身体。
　　……当我在厂房里轻声哼唱的时候，我听不见我的歌声。但是当我在家里默默地哼唱“我的人生如顶针”的时候，我居然听见了我的歌声。我从不唱“他的人生如顶针”，我也不说这句话，我只是想想而已。
　　赫塔・穆勒暂时说到这里，轮到我了。我不能唱我的人生如顶针，因为我不做针线活儿。我想说的是，对一个作家的敬意不过是阅读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从一个作家那里获得的恐怕不是什么信仰，仅仅是一种类似寄托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不能支撑一整天，那么起码可以支撑他阅读的这段时间。我们阅读是因为我们需要。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不阅读，这就说明我们不需要。格奥尔格・M・奥斯瓦尔德说过类似的痛心疾首的话：“德国人不欣赏他们的当代文学，是因为他们不欣赏他们的当代。”如果真是这样，我作为一个诗人，不仅不会沮丧，相反，还有那么一丁点儿微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