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相文天祥：书法秀劲 正气凛然（二）

文天祥像

《上宏斋帖》卷（局部）南宋文天祥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祝勇

赵昺没有谥号，人称宋末帝，张世杰、陆秀夫带着他逃到崖山。在这里，张世杰决定以自己的一千条船、二十万人马，与元军一决雌雄。

壹

决战崖山

“宋末三杰”至死不降

决战那一天，海上起了雾，几乎对面看不见人。元军就在大雾中冲过来，双方绞杀在一起，有一摊摊的血迹，在白雾里时起时落，就像大风天放飞的风筝，胡乱地飘着，旋即又降落下去。张世杰眼见要败了，派人去“龙舟”接小皇帝，陆秀夫害怕是元军冒充，把小皇帝紧紧抱在怀里，谁来都不交。小皇帝于是丧失了逃生的机会，张世杰只好砍断绳索，自己带着十余艘船只突围了。

透过厮杀声，陆秀夫判断元军越来越近了。 他知道无路可逃了，就俯下身去，对小皇帝说 ：“国事至此，陛下应当为国而死。德祐皇帝（指宋恭帝赵㬎）被俘，受辱已甚，陛下千万不可重蹈覆辙。”

不知赵昺是否听明白了陆秀夫的意思，陆秀夫的话信息量太大，已然超出了一个孩子的理解能力。或许，在他心里，陆秀夫所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一个孩子或许永远理解不了大人的世界里，为什么整天在阴谋算计、打打杀杀。他不明白，他自己正是那些厮杀的理由，人们为了他身上的龙袍，为了他身边的国玺，为了他手中残余的江山而打得狗血喷头、屁滚尿流。赵昺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至少不比他的一个玩伴、一件玩具更有意义。一个八岁男孩的世界里，只装得下一些简单的快乐，还装不下那么多宏大的事情。他想像所有的八岁男孩一样活下去，有接踵而至的明天等着他，有无穷无尽的快乐等着他。“死亡”这个主题太沉重，不是一个八岁的孩子需要考虑的，他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是那个名叫陆秀夫的左丞相把这个问题突然带到船上，横在他面前的。无论那样的壮烈被赋予了怎样重大的意义，他都不想死。他的回答只有哭，一个小孩不会表达这么复杂的情感、渴望，所以他只能哭，这哭声里包含了上述所有的含义。他通过提高哭的调门来强调他的态度。所以那哭声很嘹亮，声嘶力竭的喊杀，还有刀刃相撞的声音，都不能把它湮没。

赵昺用哭来表明他不愿意死，态度很坚决，但陆秀夫更坚决，孩子的坚决终究敌不过成年人的坚决。陆秀夫不由分说，把传国玉玺系在小皇帝的身上，又用三尺白绫，把小皇帝和自己紧紧捆在一起，纵身一跃，便沉入了汹涌的大海，南宋王朝从此化作了一堆泡沫。

文天祥目睹了陆秀夫抱着小皇帝投海的一幕。文天祥是在五坡岭（今广东省海丰县北）被俘的，攻宋元军的指挥者张弘范把他押解到崖山，让他劝降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不劝，陆秀夫和张世杰也不降。这“宋末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在生死关头依旧保持着惊人的默契。

《上宏斋帖》里流露出的那线希望，被现实消耗殆尽了。置身这样一个时代，被巨大的悲哀包围着，在文天祥的心里，那份正气依然没有受到折损。今天想来，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崖山海战后，张弘范对文天祥说，你的国家已经亡了，你的义务已经尽了，可以像为大宋服务那样为大元服务了，你依然可以做宰相。文天祥答：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辜，还敢有什么二心吗？张弘范说：你的国家已亡，你要是死了，有谁把你写进史书呢？文天祥答：当年商灭时，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只是尽心罢了，能不能写进史书，并不重要。

贰

临安陷落

南宋王朝苟延残喘

在王朝的末日，每一个人都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中不止一次地发生，尤其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次大的乱世，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了。比如唐末五代的书法家杨凝式，一生穿越了六个朝代，他的一生，是从亡国走向亡国、从新朝迈向新朝的一生，但他照样活着，只是通过装疯卖傻的方式给自己贴标签、戴面具，欺骗世人，以掩盖自己内心的煎熬。

在大宋王朝这艘行将沉没的巨轮上，不乏求生方面的“楷模”。 元军兵压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时，时任左丞相的留梦炎就不辞而别，悄悄跑了；为了“名正言顺”，枢密院的文及翁、倪普等人还想出绝招，叫言官弹劾自己，只要脱下官袍，就无官一身轻，可以溜之大吉了，结果他们还是没等到弹劾就跑了；主管军事事务的枢密院，一下子跑了几十号人，以至于太皇太后谢道清悲痛欲绝，在诏书中说：“我大宋朝建国三百余年来，对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我与继位的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有一人一语号召救国，内有官僚叛离，外有郡守、县令弃印丢城，耳目之司不能为我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里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做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

在逃跑方面，陈宜中无疑是佼佼者。当年（公元1275年）贾似道兵败丁家洲，谢太皇太后就任命陈宜中做右丞相，全面主持危局。元军前锋已达临安城外北新关，元军统帅伯颜要陈宜中去讲和，吓得陈宜中连夜逃出临安，逃向温州，一直逃到大海上，留下谢太皇太后和宋恭帝赵㬎这孤儿寡母，孤苦无援，谢太皇太后只能抱着五岁的宋恭帝，率领南宋皇族出城跪迎，向元军统帅伯颜投降。虽有两个弟弟赵昰和赵昺（先后为宋端宗、宋末帝）奔走于外，苟延着帝国的残喘，但史学家通常认为，自赵㬎在临安投降，享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王朝已经终结。

当赵昰、赵昺兄弟俩到达温州，陈宜中看到宋朝还有一口气，才重新“归队”。陆秀夫和张世杰也在此时分别赶到温州，让流亡小朝廷重新看到了希望。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陈宜中这个“逃跑丞相”，竟然再度被任命为左丞相兼枢密使，执掌南宋小朝廷的政治、军事大权。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至于文天祥，陈宜中怕他对自己构成威胁，打发他去经略江西。

宋端宗赵昰在珠江口落水受惊吓后，陈宜中说去占城（位于今中南半岛东南部）搬兵，从此一去不返，留下赵昰在海上漂泊，到死也没再见到陈宜中的身影。

王朝倾覆，有不少南宋官员的官宦生涯在元朝得以继续，一点儿没受影响。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说 ：“忽必烈于1260年成为蒙古大汗，他决计征服南宋——这个被他视为强有力的对手激发了他重新统一中国的愿望。但是他的骑兵还不习惯长江以南的宽大河湖、泥泞的稻田和潮湿炎热的气候。相较于在草原地区的战斗，对南方的进攻需要不同的后勤补给，采取不一样的策略。为了确保攻宋的胜利，蒙古人需要有人辅助他们，尤其是对南宋风土人情极为熟悉的'脱宋者’。”

叁

天祥法书

今草和狂草杂糅

还记得元军兵压临安时悄然逃跑的左丞相留梦炎吧，此时已然顺利进入了元朝的“体制”，成为一个“成功”的“脱宋者”，在元朝做过礼部尚书，迁翰林承旨，官至丞相。文天祥被押到大都时，他还出来劝降过，被文天祥骂了回去。

还有一个谢昌元，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进士，长文天祥二十二岁。南宋度宗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谢昌元写了一个《座右自警辞》，批判东汉冀州（后并州）刺史苏章，置座右铭以自警。内忧外患之际，谢昌元的自警之言，让文天祥敬佩不已，于是抄录了谢昌元座右铭全文，并加写了一段评论，称道“先生真仁人哉”，是为《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那一年，文天祥三十八岁，谢昌元六十岁。

如同《上宏斋帖》一样，《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是文天祥的法书代表作，于草书中杂糅今草和狂草，落落潇洒，风姿如鹤，像《正气歌》一般，“浩气勃勃”“音节凄凄”“若睹形容”“纵横自然”。

但谢昌元的“仁人”没当上几年，就在文天祥写下《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三年后，元军攻打施州（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谢昌元率部战到弹尽粮绝，城破被俘，投降了。宋端宗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七月，谢昌元接受了元朝礼部尚书之职，“预议中书省事”。

这样的结局，文天祥没有想到，或许连当年在《座右自警辞》写下豪言壮语的谢昌元也没有想到。一篇《座右自警辞》，成了谢昌元的照妖镜 ；一纸《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成了文天祥的墓志铭。文天祥被俘后，谢昌元曾出面相救，要求元朝释放文天祥，让他去做道士，遭到留梦炎的反对。留梦炎说：“文天祥出来，又能号召江南，将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什么位置！”其实，留梦炎是否反对，已经不重要了——此时文天祥已抱必死决心，怎可能去以道士的身份苟活？

其实忽必烈是不想杀文天祥的，“宋末三杰”的死对头张弘范也对忽必烈说文天祥不能杀，杀了文天祥就说明蒙古人并没有真正地征服汉地，所以忽必烈不仅不想杀文天祥，甚至也不想让他做道士，而是直接让他做右丞相。

假如文天祥接受了，历史上就会出现神奇的一幕，就是杀得死去活来的文天祥和张弘范成为同事，甚至文天祥有可能成为张弘范的上级领导，但文天祥不接受，最终被斩于元大都（今北京市）柴市口。张世杰面对劝降也说：“我知投降可以生，可富贵，但义不可移，我岂可为之！”他在崖山兵败后突围，收拾残部，继续在海上逃亡，结果遇到风暴，仰天长啸，最终落水而死。至于陆秀夫，前面说过了，他抱着小皇帝，跳向大海。在巨澜的深处，我们似乎还能听到赵昺的哭声。

其实并不是别无选择，是在他们自己看来，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