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兼省长，活到了85岁，临终遗愿令人敬佩

1950年，党中央决定对刚刚解放的上海进行大整顿，军、政两届的相关领导人通力配合，仅用了几个月时间，便革除了十里洋场的乱象，使沪地的社会环境为之一清，此次行动陈老总当居首功，但周林同志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周林是贵州人，13岁在高小读书时在老师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进步思想，进而逐渐转变为一位左派分子。1928年，他考入中学求学，期间贵州的大军阀为了掐灭黔地的红色烽火，开始大搞言论制裁，不断迫害一些追求民主，反对独裁的志士。周林所在的高中的校长受不了这种高压氛围，毅然出走前往别处工作。周林和几位好友为了表达对军阀的抗议，响应校长的壮举，约定集体罢课退学，转而乘船北上，前往成都某中学继续学业。

万万没想到，四川军阀对于言论的管控更加令人窒息，动辄驱散集会，策划事变，搞文字狱，周林在蜀地过的很不如意，只好选择离开，先是东进沪地，而后又北上北平，在某私立中学进修。彼时日寇刚刚在东北制造事变，侵占大片中国领土，关内百姓闻讯后群情激奋，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救亡运动，捍卫中国民族的利益。周林深受感召，在好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由中共领导的团体，正式开启革命生涯。

1932年，他成为共青团员，1933年被派往天津工作。周林说着一口南方话，与当地人格格不入，好几次都引起了特务的怀疑，差点遭到逮捕，党中央顾念他的安全，遂将他转往上海，在沪西区委任职。1934年、1935年两年间，国府大力镇压工人运动，制造了无数流血事件。党组织为避免再出现无谓的牺牲，遂决定将所有工作转移到地下，等到时机成熟再公开反抗反动派。

在革命的低潮期，周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每一个工厂，每一所学校，向工人、学生们宣讲共产主义理论，并安抚大家的情绪，鼓舞大家的抗争信心，并从中选取积极分子吸纳进党组织，增强革命队伍的力量。1936年，日本企业家残酷压榨中国工人，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人权事件，整个上海为之震动，党组织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动革命的好机会，遂指示周林等人带领工人们上街抗议，向国府以及日方施压。

此次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国府立即向日方发去质询函，日方也承诺会给中国百姓一个交代。远在延安的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高度赞扬了沪地的这次反殖民浪潮。同年，周通过考察，正式加入党组织。抗战时，他加入新四军中，主要负责政保和锄奸，有时也会执行侦察任务。

1948年底，淮海战役结束后，他短暂在徐州担任过主政官，1949年被派到上海协助陈老总整顿市场，维持社会秩序。期间他坚决贯彻落实上海市政府的大政方针，坚决打击不良商人，铲除国府残留在上海的特务，同时严惩犯罪分子，革除不安定因素。1950年，他出任市政府秘书长，1951年，他被调回家乡贵州任职。3年后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兼省长，行政大权一肩挑。

50年代中后期，乘着“一五”和大三线建设的春风，周林在黔地大搞基础建设，工业农业两手抓，既要让大家吃上饱饭，也要将经济建设提上去。经过10年建设，贵州的面貌焕然一新，逐步走入发展的快车道。动荡时期，他受到迫害，被迫离开领导岗位，1975年复出，在南大担任校长，2年主政北大，并兼任教育部高干。

1981年，由于身体原因，他逐步退出一线岗位，接下来的1年时间里，他致力于整理古籍，发掘、抢救传统文化，为民族复兴贡献心力。1982年，他在中顾委挂职，90年代初期，主动申请退休，余生不再涉及政坛事务，1997年，他于北京离世，享年85岁，家属按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部分器官捐献出来用作医学研究。

抗战前的上海鱼龙混杂，各派势力盘根错节，仇视红色阵营的个人或团体数不胜数，要在此地展开革命活动实在不易。但周林并未因此畏惧退缩，他迎难而上，在十里洋场奋力拼搏，将革命带出低潮，推向高潮。后来，他又积极参加抗战及解放战争，推动人民政权建立，解放劳苦大众，他是一位顽强的战士，他值得我们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