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秀夫大使于“第18届 东京-北京论坛”全体会议上的致辞

12月7-8日，由日本言论NPO和中国外文局主办的“第18届 东京-北京论坛”以连线东京、北京两地会场的方式举行，围绕“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的中日两国责任——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的思考”这一主题，两国的政府代表以及有识之士进行深入讨论。

日本国驻华大使垂秀夫在12月8月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致辞，全文如下：

现场和线上的各位与会代表，大家下午好。 

首先，在受新冠疫情影响、日中往来依旧困难的情况下，以及在日中双方各有关人士的不懈努力下，第18届“东京-北京论坛”成功举行，我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据我了解，在这两天，代表两国的各位有识之士就各种主题进行了坦诚交流。我觉得，有些课题取得了共识，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分歧。 

我一贯主张，在体制不同的邻国之间，存在不同立场或者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事情，而我们应该担心的却是，不再有对话和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如本次论坛这样，能够就日中关系现状和未来开展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想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还有3周多的时间，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今年就要结束。虽说日中关系历经波折，但能够于“50周年”的今年11月、在曼谷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的确令人为之高兴。

岸田政权的对华政策是，“构建具有建设性和稳定的日中关系”，意思就是，彼此间该主张的就主张，同时频繁坦诚对话、在共同课题上开展合作。在过去，只有“该主张的就主张”这句话时常受到关注，而这次首脑之间达成了不少共识，其中，今后如何构建“具有建设性的关系”这一点得以明确，我认为这可以说是最大的成果。 

但是，我们还不能说，举行这次首脑会谈，日中之间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涉及到尖阁诸岛，仅在上个月就发生了3起侵入我国领海的事态。此外，在日本近海，同公然违反国际法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一起，中国开展轰炸机有关的军事训练。这些举动如果不停止，那么国民感情就不会轻易得到改善，对此大家洞若观火。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对日中关系的掌舵可能会越来越困难，而面向两国关系真正改善的过程，从今往后才是“关键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要求日中两国做的，只能是开展所有层面的沟通。特别是，保持首脑间的频繁沟通、筑牢政治互信基础，具有无比的重要意义。此外，接受中方邀请的林芳正外务大臣的访华，也应争取尽早实现。 

另外，在这次首脑会谈中，还就再度活跃国民交流达成了一致。日方已经全面放宽入境限制，为进一步促进日中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经济往来，强烈期待中方早日放宽入境限制。

结合以上看法，改善日中关系的道路，总会“任重而道远”。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

借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机会，请允许我就两国关系历史谈一点个人的肤浅见解，而我所要谈的，不限于近50年的历史。

我在担任外交官的同时，还是一名风景摄影家。这次作为大使赴任以来，也透过镜头，拍摄了很多中国的美丽风景。

我经常涉足的拍摄点之一，是北京植物园。每次前往位于北京西北部的占地辽阔的北京植物园，都会观赏到各个季节的不同景色。特别是，看到梅、桃、海棠、郁金香等盛开怒放的春天之美，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北京植物园的东北角，有一处僻静的地方，安息着命运坎坷的梁启超先生及家人。

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先生是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媒体人。1895年，当时22岁的梁先生同他尊为师长的康有为先生上京赶考，当了解到清朝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战败后所签《下关条约》（《马关条约》）的内容，感到非常愤慨。他们强烈认识到，需要按照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体制变革和近代化，并为实现光绪皇帝的君主立宪制，于1898年，推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 

但是，后来由于西太后和袁世凯等发动“戊戌政变”，变法在100多天后以失败告终，包括梁先生在内的“变法派”遭到了镇压。在这次政变过程中，许多变法人士被处死，但梁先生逃到日本，一直到辛亥革命第2年的1912年，也就是从25岁到39岁，在日本生活了14年。另外，康有为先生也经由香港逃到日本。 

在日本逗留的那些年，梁先生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若干报刊，并通过各种媒体把日本翻译过来的西洋新的思想和文化传播到中国国内。有人指出，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常有改变，但他在中国近代国民思想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而且作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媒体人，可以说，也对当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 

究其原因，这样的启蒙运动为什么能够顺利实现呢？那是因为，当时的梁先生积极吸纳和使用了日本创造的新型汉字，也就是所谓的“和制汉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积极吸收西洋文明的过程中，发明创造出新的汉字组合，把西洋的概念予以准确翻译，因此诞生出许多新的汉字单词。 

也就是说，在大约1600年前由中国传到日本的汉字，在近代化过程中，取得了“和制汉语”的独特发展。进而，在由梁先生把西洋的概念介绍给中国的过程中，这些“和制汉语”被“逆向进口”回中国。不仅仅是梁先生，在中国晚清，尤其是，以1905年废除科举为契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留学日本的浪潮，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最高峰时一年曾达到2万多人次。 

通过梁先生和众多留学生的努力，中国采用了很多新的词汇，比如“世界”、“社会”、“经济”、“科学”、“革命”、“共产党”、“社会主义”、“干部”、“独立”、“平等”、“自由”、“民主”等不胜枚举。据说，在现代中国词汇中，社会科学部分有7成是“和制汉语”。不用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日中之间的沟通才可以格外顺畅。我想，在这两天的论坛上，各位有识之士在讨论中，也许使用了很多这样的词汇吧。

曾经的日本，向中国学习和使用汉字，进而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思想等所有领域实现了国家发展。进入近代以来，通过日本创造的“和制汉语”，日本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助力。可以说，这种围绕汉字的日中关系历史，正可谓是象征着互帮互学、即中国 成语“守望相助”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先生在此历史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今年6月，我访问了青岛。有天在一处两旁有很多洋房的寂静坡道散步时，偶然发现了康有为先生晚年的故居。康先生在日本逗留期间，娶了一位年龄相差甚大的日本女子为第4位妻子，二人就在青岛生活了数年。我从康先生故居的窗子里凝望湛蓝的大海，想起他的同志梁启超先生，静静的感受到了汉字在日中两国间扮演的特殊的“缘分”。

这种“守望相助”的历史，不仅仅局限于汉字。也正是由许许多多发生在日中之间的互相帮助的感人情景剧，汇编成了两国关系史。

日中两国是搬不走的邻邦，也就是所谓的“永远的邻居”。尽管邦交正常化50周年即将过去，但我们现在应利用这一机会，再次着眼于这一世界罕见的“守望相助”历史。

最后，我祝愿与会的朋友们身体健康、日中关系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向为举办论坛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人士表示敬意和感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