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自行车的美国教授

今天在新闻学院有一个关于中国的讲座，演讲者哈斯勒是《纽约客》杂志驻中国的记者。我很早就拜读过他在《纽约客》上的文章，一篇追怀学者陈梦家的文章。我很诧异于其作为一个美国记者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商代历史的熟稔，陈梦家反对上世纪中叶中国实行简化字而所作的抗争与无奈，在他的笔下如哀伤的二胡曲，霵霵雨声溅起无边感伤。

　　这一次他演讲的话题是中国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哈斯勒曾经在涪陵教过两年大专，作为一个视角锐利的记者，他捕捉了很多自己学生的故事。他的一个得意弟子从师专毕业后去浙江所历经的磨砺，便是他要向Berkeley人展现的。从白师先勇处知晓《纽约客》至今，已经有10多个年头了，现在的我把读《纽约客》作为周末的享受。因此对于我来说，这个讲座是不可不听的了。

　　早早的到了会场，蓦地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独自埋在角落里，香甜的吃着cookie.“Professor Keightley！”我兴奋得冲了过去。

　　Keightley教授中文名字叫吉德炜。他 是甲骨文研究在西方的先锋，在商周两朝历史研究领域亦是西方汉学界的巨擘。我在北大的导师王博先生在我西来Berkeley之前曾不无遗憾的说，Berkeley的东亚研究是很好的，但是吉德炜先生退休以后，却再也找不到能与之比肩的重量级人物了。

　　幸运的是，到Berkeley的第二个学期，我就有机会做吉德炜先生的助手，帮他整理中西方对于商周考古的研究文献目录。第一次见吉先生是在一个上午，我在历史系的楼前等他，只看见一团绿色霍然而至停在了我面前。啊！原来是早就年过古稀的吉先生。他穿着一身的黄绿色运动衫，顶着红色头盔，很潇洒的推着山地车站在了我眼前。吉先生的家在Berkeley山上，到学校的路上全是起伏的山坡，幅度之大远超武大之珞珈山，即使是我也从未做过骑车上山之想，没想到这样的一位老人却做到了。

　　“我女儿的主意，她觉得我应该多运动！” 吉先生看出了我的惊讶：“我70多了，从今年开始人生进入了新阶段，医生让我每周去旧金山检查身体，所以以后见面都要在早上8点半左右了，希望对你来说不算太早，对不起！”

　　随后吉先生将我带到了历史系管财务的秘书那里，让我办理了做助手的手续。当秘书问我薪水的标准时，吉先生毫不犹豫地说：“都按照的。”秘书提醒他这个学期在历史系的经费已经不多了，吉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他在中国研究中心还有一笔经费，学生一定是不能亏待的。

　　从此就开始了和吉先生的每周见面。每一次他都会给我几本杂志，他在所需要的论文上都作了各种标志，我则根据他的标志作相应的整理工作。每次给我杂志之前，他都会记录杂志的年份和期数，等我交还后再划去。我知道这是他长期研究甲骨文所养成的习惯。如果没有这样的细心和耐心，就不可能从那一堆数千年前的龟壳中汲取到养分。最初的几周，我常常由于不熟悉这些标志而犯一些错误，吉先生总是不以为忤，很耐心的告诉我，下一周的工作就是修正这一周的错误。而在我交给他我的工作成果之后，他总是会说：“谢谢你，铁柱。”

　　上个学期由于我们系的课程安排不甚合理，没有上古中国思想的课程。我很是着急，有一次在吉先生面前不经意的提起了这件事。已退休多年的吉先生第二天就给我写信，建议我可以去斯坦福修Lewis教授的课。他说以前斯坦福的东亚专业学生也常来Berkeley上他的课，中间的手续他会帮我去系里办好。他还给了我Lewis著作的单子，叮嘱我去斯坦福之前一定要把这些书看了。

　　今年8月末，我的一位北大师兄经Berkeley去哈佛作访问学者，他问我能不能拜访一下吉先生。吉先生在电话中仔细问了我师兄的研究方向后，歉意地说，对于明代，他并无涉猎，恐怕不能给我师兄太多的建议，但是还是很愿意和中国的年轻学者交流。于是我带着师兄及其妻子到了吉先生家。师兄4岁的儿子甚是顽皮，吉先生叫我带着他去院子里面去摘苹果，还特意说随便摘呵。先生客厅的墙上挂着朱熹的字幅，甚是凝重，但是他在说起摘苹果的时候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笑意。孔子与弟子沐春风放风筝时，应该也是这般的慈祥而快意吧。

　　出门后我问师兄他们谈得怎样。师兄说主要谈了国内工程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众所周知，为了显示中国历史的悠久，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们篡改了很多的材料，来论证我国远古历史的真实性。西方学者如Nivison等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我问师兄吉先生的看法，师兄说先生真是谦谦君子，威而不怒，虽然对这一工程表示不满，但是无一字重言，只是告诫我师兄，年轻学者万不可轻浮如此。

　　此后不久，先生就病倒了。心肌梗塞！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但是依然不能清楚地说话。先生第一句问我的话就是，“对不起，我生病了，你就不能工作了。你的生活没有问题吧？”他努力的张着嘴，但是我还是听不清，他的脸变得很窘，布满了歉意。这时候师母过来，告诉我先生想要说的话。我拍了拍先生的肩膀，不禁萑兰。

　　临走前师母说能不能帮一个忙，有一封从中国来的信，中文的，现在先生不能看，问我可不可以翻译一下。原来这是一封来自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信，一个先生夫妇出钱支助的四川男孩，今年考上了哈工大。 他的信中充满了感激。师母却有些茫然，她说前几年通过某些机构，帮助过不少国内的中学生，所以记不得具体的名字了，但是只要孩子考上大学了就好呵。

　　现在，先生终于能来听讲座了。以前先生也是很喜欢听讲座的，只要是关于中国问题的讲座，先生都会安静的坐在角落，毫无大师的架子。先生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说太抱歉了，身体还没有完全好。

　　讲座开始的时候，出乎意料的是，哈斯勒首先感谢的人是先生。他说多年前在Berkeley接受过先生的教诲，才有了对甲骨文的认识，也才有了对于陈梦家的心相印。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先生，花白的胡子下面，是正在咀嚼cookie的无邪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