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经历：我所认识的俄罗斯女人

我家所在的城市，从全国的概念讲，应当属于北部边陲的工业重镇了。记忆中，在１９６６年“*”之前，市内至少有两处聚居点和三五处的俄侨散居户。小时候我家住在市中心南面的一片平房居民区(那时全市也没有几座三层以上的楼房),距我家东北方向稍远处就有一座四合院，里面住着几户俄侨，人们习惯称之为“苏联大院儿”，或者叫它“*子大院”。打那里路过时，能看到青灰色的砖墙，天蓝色的门窗，拱形的大院门洞，进进出出着一些嘴里嘀哩嘟噜的俄罗斯男女、大人、小孩儿。特别是当有其他俄侨来访或赶上周未，人们便可以听到那里传出阵阵歌舞声。据说，在市内还有类似的俄侨聚居点，后来在“*”期间“反对苏修”的氛围中，这些俄侨就陆续地不见了，据说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居多。

我接触到的第一位俄罗斯女人叫安娜，五十大多的样子，是我小学四年级同学家的邻居，有着粉白色的脸庞，大大的五官，深陷的淡蓝色眼睛，金黄色的披肩卷发，粗壮高大的身材。她家就散居在前面提到的“大院”之外的不远处，但她家却拥有一个大大的院套，养着几只黑白花的奶牛。她丈夫是中国人，两人没有生过孩子，据说那男人解放前当过伪满警察，“*”期间受到追查，安娜为此颇感郁闷，后来逐渐与邻居们少有交往，几乎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印象中安娜既有温柔和善的一面，也有脾气凶悍的一面。记得小时候，时常看见她头扎一条大发带，身穿带碎花的“布拉吉”长裙，胳膊上挎着一只柳编菜筐从我家门前走过，去买粮或买菜什么的。遇到熟人她也会停下来用生硬的汉语唠上几句，如果有小孩子在跟前，还会捧起小脸逗一逗，顺手从柳编菜筐里掏出几只西红柿，放到他们的手捧里。我当然也吃过，要不咋记这么清呢，我妈在她家那片扫街，她认得的。但有那么一次，我家附近几个小孩子淘气，为了证实大人们茶余饭后有关“俄国娘们儿穿裙子时不穿裤衩”的传闻，竟然装作玩耍在路边蹲成两排，当安娜走过时便跟在后面用木棍挑起裙子想看个究竟，结果遭她嗷嗷地追打，于是惊叫着向四下逃窜，家里大人闻声迎上前来向她赔不是，说孩子小不懂事。还有一次，安娜养的奶牛又从圈栏里跑出去丢了，被她气喘嘘嘘地追出几条街才找了回来。发威的安娜竟把它拴在木桩上，抄起木棒一顿痛打，奶牛被打得哞哞叫着直转磨磨，让人可怜的是，它的那只小牛犊子居然在她跟前跪了下来，围观的人们议论说这*子也真够凶的。１９７６年我参加工作时已是“*”后期，１９７８年还在车间当工人时，就考虑应当继续自学俄语，有意借助词典看点儿厂里资料室的俄文资料。于是我找到小学同学陪伴着去了几次安娜的家，想跟她谈谈学俄语的话题。这时安娜的前伪满警察丈夫已死去有几年了，她现在跟一位当建筑工的丈夫生活。见有人来访，有些抑郁的安娜显出既高兴又戒备的神情，但还是拿出了住在内蒙古扎兰屯的她妹妹一家人多年前与她的合影指给我们看，满脸喜欢地夸外甥、外甥女长得多么英俊漂亮，其实是不用她夸的，谁看上去都会认为那就是外国电影里的男女演员嘛。无奈这时的安娜已经年迈多病，加之目睹过“*”中的一些事情，对我找她学俄语看上去有些顾虑，只是讲，学那东西干啥，没什么用的，似乎不太愿意谈论这个话题。看她那样的状况和心态，我不忍心再去打扰，于是这种拜访后来就没有继续下去。

但在安娜那里，我认识了她的一位朋友——俄罗斯女人塔霞。我记得她当时好象说起过自己五十二岁，比安娜年岁小许多，家住郊区的共和公社敖宝大队，是一位面相硬朗的俄罗斯女人，齐肩的金色短发，中等身材，性格开朗，走路风快，还好喝点酒。她在市里好象有些朋友，也偶尔来安娜家小住一段。７９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天，为弄清几个俄文词句，我曾去过塔霞在敖宝大队的家。她丈夫是个地道的中国农民，个头不高，朴朴实实的。夫妻俩生有混血一儿一女，女儿是老大，有十七八岁，混血特征明显，穿着朴素，但长得漂亮有气质，儿子有十四五岁，看上去就是典型的“二毛子”。我买了当时算是好点心的蛋糕去的，女孩儿还很矜持，男孩儿却大口地嚼着香得不得了的样子。两口子也拿出家里菜窖贮存的猪肉，切成大片做菜招待我。饭后我跟塔霞谈起学俄语的事，还拿出带去的俄文资料，但她看后说自己只读过小学五年级，这种东西也是看不懂的。其实也该怪我，怎么就忽略了即使是中国有文化的人，也不是个个都能看懂中文专业资料的。傍晚，我帮着扛了一袋苞米楂子，同塔霞一起乘车返回到市内的安娜家中，她的中国农民丈夫对她这种时常往市里朋友那里跑，而且有时不着家的性格看不惯，还按中国的传统观念责骂她“疯”。

１９８１年我结婚后就一直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厂家属区，１９８８年左右我曾回到小学同学那里打听过塔霞，说是几年前安娜去世了，塔霞也就不太过来了，但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是塔霞已搬到江岸地区租房住。我到那一片去打听没有找到，无奈之中去了当地派出所查找。由于塔霞一直未加入中国国籍，持有的是俄罗斯护照，管片民警对此还挺警觉，一再追问我找她干啥，最后说没有这么个人。无奈之下，我找到一位熟人民警才算问清了塔霞的租住地。这时的塔霞已经明显衰老，身体也不很好，精神头已大不如从前了，听我提到安娜竟也还能够记起我。据她讲，女儿已嫁到内蒙古去了，儿子跟她生活在一起，好象说是在市里的一家印刷厂打工什么的，但她并未提及她的中国农民丈夫。再往后，塔霞租住的这一带平房区动迁盖起了楼房，我便再未与她联系上。

接下来我要谈到的这位俄罗斯女人，叫塔玛拉，当时就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苏联老大妈了。那还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１９８４年，我正在厂宣传部当新闻干事，喜欢业余时间借助俄汉词典阅览俄文版《造纸工业》期刊。有一天，车间有位高姓老工人拿了一封俄文信件来找我，原来他与失散近４０年、生活在苏联克拉玛塔尔斯克市、娶了一位俄罗斯妻子的大哥取得了联系，听说我在自学俄语，就来找我帮他翻译来信。我对此也颇感兴趣，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来自苏联、由苏联人亲笔写来的俄文信件呢。打那以后，我开始帮老高师傅翻译往来信件，并从中了解到俄文手写体的一些特点和书信的格式特点。大概是在１９８６年前后，老高师傅的大哥携俄罗斯妻子前来探亲，厂里当时很重视侨务工作，派宣传部长、侨务干事和我带着照相机陪同老高师傅家人去车站迎接，还找来造纸工学院的一位俄语讲师给作翻译。在火车站里，我看到老高师傅的大哥虽然已是７０多岁的人，却仍显得高大威猛；而塔玛拉大嫂看上去就文气得很了，而且长得小巧玲珑。回到老高师傅家中，塔玛拉大嫂拿出她带来的奶酪、香肠、糖果等摆到桌上，又打开一瓶香槟来招待我们，还从箱包中拿出几张俄语唱片分送给每人作纪念。那唱片外套上印着俄罗斯传统的套娃图案，唱片里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六首俄语歌曲，我很是喜欢（后来我学唱了其中两首，同事们听了还都说挺有味道）。当听说我一直为他们翻译来往信件时，塔玛拉还特意对我表示了感谢。据后来跟这两位苏联来客有过接触的外事部门的人讲，这位塔玛拉大嫂真的很有修养，俄语的谈吐也很有文采。随后的几天里，我还几次登门为老高师傅一家和他的大哥大嫂拍照留念。老高师傅的大哥侨居苏联多年，汉语长期不用已经忘记了，虽多少能听懂些，但当他想用汉语回答时，却急得直拍脑门子，冒出来的却还是一串串俄语，令我当时感觉怪怪的。但当与老高师傅家人在一起生活了一周左右，这位大哥居然能够用汉语交谈了。大哥大嫂两人没有生育孩子，好象大嫂的侄子跟他们在一起生活，所以对老高师傅的大儿子也特别的喜欢，还送给他一架“泽尼特”牌、金属外壳、带自动测光功能的照相机，当时我还试用过，感叹苏联的相机虽不时尚，但成像好，且沉甸甸的结实耐用。过了一段时间，苏联来的大哥大嫂在老高师傅的大儿子陪伴下回了一趟山东老家探亲。从山东回来后，老高师傅一家给大哥大嫂买了彩电、各种花色的布料、床上用品、压力暖水瓶等等不少礼物让他们带回了苏联。随后的几年里，老高师傅又几次去信邀请大哥大嫂前来探亲，但由于健康原因他们再也未能成行。又邀请大嫂的侄子前来，不知什么原因那边也没能办成。后来老高师傅的大哥去世了，他们两边的联系从此也就中断了。

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接触过的这三位俄罗斯女人，她们使得我感觉俄罗斯似乎很近，并不那么的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