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问北方复兴：“北风还能刮多久”

考问北方复兴：

“北风还能刮多久”

■ 半月谈记者 崔军强 张涛 吕福明 刘军

在世界经济版图上，“北强南弱”由来已久，但在中国，经济格局却长期保持“孔雀东南飞”的态势。过去20多年间，中国南方借助外资急涌而入和体制改革先发优势，把资源丰富、科技的北方渐渐甩在身后。现在，资本流和经济增长曲线双双向北倾斜，国家对西北、东北和天津滨海新区也先后伸出扶持之手，中国经济重心北移的外部条件已然彰显。悬念是：北方，你做好迎接北移的足够准备了吗？

从各大网站的热议，到专家学者的直面交锋，北移命题依旧充满争议，只不过焦点已由“北风是否吹起”转变为“北风还能刮多久”。一方面，官方发布的经济统计数据，民间机构抛出的调查报告，跨国公司的产业布局调整，都传递出北方复兴的种种利好讯息；另一方面，北方也因经济结构偏“黑”、偏重，生态脆弱，区域壁垒远未消除，体制与观念有待更新等，备受诟病，舆论对北移可持续性的考问始终未曾止息。

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关键的20年。地域辽阔的中国北方是摇身一变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还是昙花一现？答案其实就掌握在北方手中。

“诸侯经济”：北移持续之绊脚石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审视，环渤海地区在中国北方都具备足够的领袖气质。换言之，这片从辽东经京津冀延伸到胶东的土地肩负着北方复兴的重大使命。有专家曾这样打过比方——如果把中国比喻成一个巨人，他的头是京津冀地区，他的两条腿分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两强的地位由此可见。但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环渤海内部的产业联系少之又少，社会发展水平落差较大，仍处于“诸侯经济”的割据时代。

按照大多数专家认同的观点，狭义上的环渤海地区以京津冀为中心，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两翼，区域市场要素齐全，高中低端产业基础雄厚，惟独缺乏“连横”的强烈愿望。作为区域中两个的城市和发展支点，北京和天津虽然仅隔百余公里，但很多时候让人感觉十分遥远。

天津最早建制可以追溯到金代设立直沽寨，从此开始扮演京师粮道守卫者的角色，直至明朝设立卫城。到近代，天津更是脱胎换骨，成为商贾云集的工商业中心，只是在近50年，其光环才因北京转变为生产性城市有所黯淡。

一个是一国之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听上去与经济不沾边；一个却是北方经济中心，立誓优先发展产业。单从城市功能定位看，两座城市似乎没有互为对手的理由，然而在市场利益的诱惑、ＧＤＰ重压和现有体制之下，京津“左右互搏”未能幸免。

与长三角、珠三角借助分工明细的产业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京津相距咫尺却打造了两个雷同的产业结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国平发现，在过去十几年中，京津两地产业趋同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有所加剧。1990年，京津两地的主导产业只有一项雷同，但到2002年，两地7项主导产业中居然有4项雷同，其中第一支柱产业均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更有甚者，京津两地在制定未来发展规划中，都提出要把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新能源、环境保护、新材料以及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等作为产业发展重点。

天津建成北方经济中心的规划被批复后，京津两地在区域发展中的关系又引起各方热议。

普遍的看法是，京津合则两利，争则两伤，它们的关系走向对环渤海甚至整个北方协调发展都有很强示范效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专题研究报告认为，京津两大都市比肩而立，产业结构雷同，产业规划又如此相近，注定会刺激过度竞争，消减双方开展互补性合作的愿望，并加剧两地的区域壁垒。

北移机遇千载难逢，但从区域协调发展角度来看，环渤海还未做好迎接资本北上的足够准备。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担忧地说，环渤海地区喊出联合口号已经20年了，市长联席会议也开了十几次，但只是政府官员由陌生变熟悉，产业间的联系仍在原地踏步，远未真正上升到区域合作的高度。

驱动力单一：北移持续之软肋

北移究竟有多大生命力？资本北上速度有多快？北方经济高速增长能维持多少年？“北风”能否压倒“南风”？疑问从四面八方涌来，无人敢下定论。

展望北移前景，首先要看其驱动力。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重心出现北移现象的根源主要包括：一是成本驱动，珠、长三角随着经济发展成本越来越高，资本流自然会向成本相对较低的北方转移，这是基本市场规律，与北方的主观努力并无太大联系；二是近几年来，南方煤电油运趋紧，这种“先天不足”恰好是北方与生俱来的优势，也是北方一些省份对ＧＤＰ贡献率的主导产业；三是北方的投资环境近年来已有改观，刺激了资本进入；四是国有企业改革已经破题和民营经济开始发力，客观上为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

在四种驱动力中，能源、原材料产业对北移的推动最明显，只不过在不同地区其力度大小有别。稍稍分析经济数据，即使是普通人也很容易发现，高速增长的北方已分化为两个阵营：以内蒙古为代表的中西部北方省份，经济依*“黑”重产业和政府投资高位运行；以山东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高中低端产业齐头并进，经济增长*内、外资双轮驱动。

“内蒙古现象”是时下不少学者的研究热点。近3年来，这个欠发达地区的ＧＤＰ增幅在全国名列前茅，煤、电、冶金三大产业占经济总量比例达六成。单一的产业结构蕴藏着极大风险，快速发展背后，暗藏着“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投资怪圈：资源富集-煤炭过剩-发展电力项目-电力过剩-发展高耗能项目-缺电-再上电力项目-新的电力过剩……经济学家胡鞍钢称之为“繁荣背后的深刻危机”。他认为，这种经济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一旦能源价格回落，繁荣会立即消失，大量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将沦为沉重的包袱。

胡鞍钢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今年上半年开始，内蒙古三大支柱产业供求形势已出现拐点，从供求紧张转变为基本平衡，局部领域甚至出现明显的供大于求现象。自治区政府调研室分析认为，在现有产业格局下，三大支柱产业一旦出现不利的市场变化或竞争威胁，必然会对全区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资源丰富、人口分散历来是中西部北方省份发展经济和招商引资的主要优势。随着电石、硅铁、ＰＶＣ等产业快速发展，个别地区甚至将资源、环境优势异化为“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优势”，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换取产值，然后再治理污染。如果真是这种北移，恐怕任何理性的人都难以找出赞美的理由。

在环渤海阵营中，同为ＧＤＰ大省的河北、山东表现并不相同，前者倚“重”，后者“轻”“重”并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质问：河北是缺水地区，但钢产量连年攀升，去年已突破7000万吨，决策者是否考虑过其中的巨大风险？他说，钢铁产业对市场反应很敏感，一旦投资回落、价格走低，势必会对河北经济良性增长造成冲击。

企业够大够强，这是山东经济的一张王牌。为配合北移，山东大企业始终在调整战略，从产值为主向塑造品牌、完善产业链等方向延伸。青岛依*一大批“中国驰名商标”、“中国”托市，依*海尔、青啤、海信等大企业兴市，依*上下游产业强市，成为资本青睐之地。仅海尔一家企业便在青岛及周边地区累计吸引供应商74家，其中海外知名企业33家。这才是健康、可持续的北移。

体制与观念滞后：北移持续之累

国家政策扶持，资本由南北上，在失落已久的北方人眼里，这一切看上去很美。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政府过于强势，体制、机制创新动力不足，小富即安等陈旧观念依然是经济重心持续北移之累。

在京津冀地区，汽车产业已呈聚集之势，一边是丰田、现代等跨国巨头，一边是天汽、北汽福田、长城等本土企业，两大阵营在国内细分市场均处于强势地位。按理说，这个地区应该出现汽车零部件产业“组团发展”的格局，以规模降成本。但现实却是，三大汽车生产基地周围，簇拥着三条汽车零部件产业链。

这种怪现象背后，有一只无形、力量强大的“手”，就是地方政府的意志。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在北方根深蒂固的观念一旦与强势政府结合，便为市场要素合理配置设立了巨大障碍，也是“诸侯经济”难以根除的温床。在ＧＤＰ重压之下，北京不愿意放弃汽车零部件产业，天津某个大项目花巨资东移，但只不过在市内移了几十公里；北京为实现“蓝天计划”，决定将钢铁产业搬到河北，去“重”求“轻”，但同为特大城市的天津仍在扩建钢铁产业。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北重南轻，旧体制对北方的束缚也更明显，至今还留有较深印记，突出表现为民营经济未成气候。肖金成认为，在短缺经济时代，生产什么都能赚钱，南方借此完成了资本积累，体制僵化的北方却失去了发展先机。如果说这是先天不足，那么经营意识不够先进可称为后天不幸。浙江永康人能吃苦善经营，从走街串巷补铁锅开始，一步步做大五金产业，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反观北方一些煤矿主，赚了钱后大都选择享受，买豪宅买名车，而不是向其他产业投资，扩大经营范围。为了将手工作坊升级为现代工业，温州人敢借钱，而很多北方人谨小慎微、不思进取，因此民营大企业不多。观念不解放，再好的政策、再多的外资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