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游

目前主要参考什刹海西岸、后海、鼓楼的一般三轮车路线。这是北京市划定的25个文化区域之一，很有典型意义。

(开场白)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今天下午的活动是参观胡同和四合院。胡同四合院是北京的有机体，是社会的细胞，是老北京人疗养、繁衍、奋斗的地方，是北京历史演变的有力见证。要想真正了解北京人的生活，还得钻胡同，串四合院。

为了让大家的观光更有趣，我来介绍一些关于胡同和四合院的乘车知识。

(导游可以利用适当的时间向客人概括或分段介绍以下内容)

各位，千万不要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不要把它们当成人们居住和停留的地方。如果你听了我的解释，你会发现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蕴含着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我先介绍一些关于“胡同”的知识。

(胡同一词的由来)

与北京熙熙攘攘的街道相比，城里的胡同真的很简陋。但据专家考证，明代就有研究胡同的人，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明代的胡同书写和现在不一样。“胡同”两个字分别夹在“行”两个字之间。如明代嘉靖(1560年)出版的《京城五城里弄集》中的“行”字，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献证明。明朝人对这种写法很得意，说胡胡同的意思是“胡人大同”，表面上有“少数民族大团结”的内涵。但“兴”字夹在两个字中间，暗示蒙古人(元朝统治者)迟早要走。

历代很多专家从多个角度对胡同一词进行了研究，有的从音韵角度，有的从字体发展角度，有的从方言角度……最后，集中的结果认为胡同一词原是蒙古语。根据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名，在蒙古，一个比一个村庄略大的部落叫胡同，有专家说胡同是蒙古语“浩特”的音译。郝指的是城镇，包括胡同。

内蒙古大学原副校长张先生的考证更有说服力。他认为，胡同是蒙古语“Hottog”的音译，意思是好的。有人把它翻译成“活多”或“互动”。现在内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如赛音呼东(好井)、乌克呼东(死井)、哈耶呼东(双井)。北京一直以水井为中心，居民分布。

(胡同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由于胡同一词来源于蒙古语，所以可能出现在元朝蒙古人统治北京的时候。果然，人们在元杂剧中发现了“胡同”二字。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写过《歌舞秀室》的歌词，类似的发现在其他元杂剧中也有，如《辞别老母去胡同》(《孟母三乐章》)、《我家住砖塔胡同》(《鲑鱼岛·张生·朱海》)...剧中的砖塔。

由于胡同一词只出现在元代，而北京是一座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人们可能会问，在元代以前，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叫什么名字？答案很简单。那时候的北京地区叫街巷、胡同、小巷等。按照古代传下来的旧制度。这一点可以从宣武区的地名中得到印证。因为宣武区的历史比内城早。也就是说，宣武区(古冀城)第一，内城(元大都)第二。所以宣武区现在叫胡同的地名比较少，而以坊、巷、里、街为地名的地方很多，比如南横街、白纸坊、华康里、清泉巷等。

(胡同名称有原因可循)

一些外地的朋友或外国客人对北京胡同的各种名称感到惊讶。耳洞眼、椅背、豆芽、象鼻坑、焖葫芦锅、石老娘、王寡妇、大脚、臭皮等。，都是胡同名，无关紧要。不如其他大城市，比如上海，天津，用地名或事件做城市名，或褒，或称路。其实北京的地名都有自己的内在联系，只是不引人注意而已。如果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北京的这些地名都与人们的生活或社会现象有关。人们之所以认为它们如此五花八门，杂乱无章，主要是因为这些名字接连出现，社会现象复杂。总的来说，北京这些胡同的名字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因为行政命令和统一规划，也是因为生活。

(新城出现的时候，胡同还没有名字)

13世纪1267-1285年，在旧辽金两城(今宣武区)东北外18年建成新城，即现在北京市区的前身——元都。《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是意大利人，他曾亲自游览过元大都城。根据他的游记，大都城的街道是笔直的，透过街道可以互相看到城门。街道两边都有房子和商店。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规划得整整齐齐，像一个大棋盘……凯尔波罗的记述应该更客观。大都的出现并不是一个改造过的老城，而是一个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新城，便于实现人们理想的设计和建筑规划。新城出现后，街道、建筑齐全，为后来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但除了主街的名字，其他小分支或胡同的名字并没有随之而来，而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推上来的(胡同的名字源于生活和自然)。

新城出现了，胡同也建好了，但人们一开始住在里面不一定觉得舒服。因为没有胡同名，至少不方便亲戚朋友找人。如果你想告诉你的亲戚朋友你住在哪里，你只能描述，或者用著名的人和引人注目的建筑作为代表来代替你的地址。比如“我家住在黄兽医住的巷子里”“我家住在喇叭口一样的巷子里”“我家住在马勺一样的巷子里”“我家住在有菜厂的巷子里”……久而久之，黄兽医胡同、喇叭口胡同、马勺胡同、菜厂就出现了。

(胡同的名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

当时的很多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地名知道。比如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比如，我们可以断定北京的佛教信众很多，因为城里不仅有很多寺庙，还有80多条以寺庙为地名的街道，如松柱寺胡同、普渡寺前后巷等。当时的北京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没有大工业，只有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如砂锅里的刘胡同、神鼻子胡同、胡同、邵扫帚胡同，都是为人们制作日用品的作坊。北京人讲究吃，以食为胡同名就是见证。有麻花胡同、面茶胡同、熟肉胡同、炒豆胡同等。封建人们对帽子非常重视，体现在草帽胡同、宗卯胡同、何苗苗胡同、里沙毛胡同、沙马池胡同等地名中。封建社会政府卫队的驻军也体现在地名上，如分司亭胡同、宗璞胡同、茶园胡同、朱元胡同等。还有一些城市产业没有产品，只是提供服务，这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它们反映在有洗染业的魏冉胡同、司马章胡同、负责接生的石老娘胡同、棺材胡同、火虾子胡同、方刚胡同等...可见，胡同名称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

(旧地名不能适应社会变化)

一般来说，一个地名一旦形成，人们就不容易代代相传地改变它。有些地名从元代就没变过，比如前面说的砖塔胡同，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钟楼前的沙拉胡同。沙拉的意思是蒙古珊瑚。清代音译，至今仍称沙拉。元代的一些地名或门，到了明代就改名了，但也有一些老人还是叫自己的旧名，比如元代的七华门、平泗门、顺城门。到了明代，它们又分别改名为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直到北京解放前仍叫旧名，可见其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旧的东西总是在更新，地名也不例外。因为某些原因，地名不得不改，而改地名的第一个原因是社会原因。1900年，八国联军来到北京，很多建筑都消失了。后来出现了新的建筑和街道，改变了原来的布局，不得不改名。封建王朝改民国后，出现了新的政府机构，于是有300多条街道改名，如张皇亲胡同改为上亲胡同，石大人胡同改为外交部街等。1966年，全国人民面临灭顶之灾，街巷名称也是“四旧”之一。自然，在“扫荡”的情况下，就要在街巷名称上“做个红记号”。原来带有封建烙印的街巷名称被总路线、大跃进路、人民公社路取代。老北京的老胡同将改为红心、永红胡同、宏伟胡同等。有了红字，它们就会成为革命地名，连小小的二多沿胡同都要改成“红尾”胡同...

我们需要改名的另一个原因是重名问题。既然胡同的名字是自然形成的，那就难免有“巧合”。根据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有扁担胡同16条、经二胡同14条、华智胡同11条、口袋胡同11条、江安胡同7条、堂子胡同7条等。在北京，有600多条同名的胡同。重名问题在旧社会并不明显。那时候人口少，居民不搬，有的房子住一辈子，甚至好几辈子。找人很方便。建国后没有。这个城市与外界的联系急剧增加，外地人口涌入北京成为一股洪流。由于地名相同，寻人、办事、交流都很不方便，必须进行科学的总结、整理和更改。动，逐渐出现。

改名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说了“不雅的话”，就是不好听。有些胡同在命名初期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而久之，情况变了，听起来又不雅了，比如裤裆胡同，母猪胡同，焖葫芦坛子，屎壳郎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这些不雅的胡同名，人们有一个改名的要求。

(腊香改丑谐音名改)

地名怎么改，是个科学问题。既然有些地名要改，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过历史检验和实践证明，地名变更的原则是慎重、群众接受、尊重历史、有香有臭、利用谐音。

“文化*”时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草率行事，强加少数人的意愿，也是行不通的。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菊儿胡同、秦老胡同、前后缘恩寺、花棉胡同等9条胡同，它们并排排列。“文化*”时期下令取消所有旧名，由南向北改为“大跃进一至九”。人家还没习惯，又一个顺序从北到南改成了“胶南1号到9号”。如果不采取谨慎的态度，群众是接受不了的。现在恢复了旧名，群众又觉得方便了。

用谐音改旧地名是个好办法。因为旧社会普通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依靠口头传播地名，用谐音改旧名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结合“铺香掩臭”的原则，是非常成功的措施。比如朱穆胡同改为朱墨胡同；裤裆胡同改为库藏胡同；苟伟(彝族)巴胡同改为高一博胡同；焖葫芦锅改孟福禄阁；大粪郎胡同改为永明胡同；大脚怪、焦姣胡同改为大脚怪、焦姣胡同；张兔子胡同改为长土纸胡同等等。有些胡同的旧名不一定臭，但含义不尽如人意，比如挂胡同。因为谁也不想被吊死挨打，所以也是按上面的原则改成了小大胡同...

(你对北京的胡同了解多少？)

通过对地名的研究，我们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复杂性。北京有多少条胡同？这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胡同的数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老北京人曾说:“北京的胡同三百六十大，小的都是赛牛毛。”这种说法中的360条胡同，可能是根据《金枝辨析》中的元代384条“火巷”而来的。至于“赛牛赛毛”，肯定有无数种含义。经多位专家考证，目前有一个大概的估计和比例。

根据元朝对天津的分析记录，大都城有400多条火巷和胡同。

据张珏《明代京城五城胡同集》记载，北京现有街巷1170条，其中胡同459条。

根据清代朱益昕的《京师坊巷年谱》，北京大约有2000条街道，其中包括960多条胡同。

民国时期，旅游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街巷约有2500条。

建国初期，据《北京导游基础》记载，当时北京有2550条街巷；

1987年出版的《北京街巷实用指南》公布，北京城区和郊区共有3600条街巷；

1989年张先生的统计发表在《谈胡同》一文中，说北京及其郊区共有6029条街道，其中胡同1320条。

建国后，北京的发展突飞猛进，城区不断扩大。原来的城区只是以城墙(现在的二环)为界，现在的四城区比原来大了三分之一左右。新建的居住区多称为“里”，这是我国先秦时期对居住区的称谓。一般不再使用胡同、胡同，而是在“里”上加“条”。由此可见，就北京而言，胡同名称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但其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因为它历史悠久。现在研究它的专家很多，也出了很多专著，比如《胡同及其他》、《北京街巷》、《北京地名漫谈》、《北京地名趣谈》、《北京街巷漫谈》、《北京街巷名目录》、《北京街巷实用指南》等等。

通过上面的讲解，大家对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有了一些了解。构成这些街巷的基本单位是建筑和房屋。老北京的房子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其独特的格局和等级。

(城市的平面结构决定了四合院的格局)

根据文字记载，中国四合院式建筑最迟在汉代已经完善，唐宋时期开始流行。然而，北京的标准四合院始于12世纪的元朝。据北京导游基金会介绍，新建城市按设计规定有街道、小街、消防车道、主干道、派生车道(胡同)，按亲族、英雄、富家(富户)、居所(官员)的等级分配土地。人要等到“人”占了好地，才能“腾房”。当时规定8亩地作为一份，全市规划出50块，是居民区的50个平方。每个街区被分成几个小块作为住房基地。城市的主干道大多是南北走向的，所以派生出来的胡同都是东西走向的。在横街之间70多米的跨度里，有各种类型的四合院。一般四合院都是北向南，街门开在整个院落的东南角。进了院子，就是我们家在另一条小街南边的后门。如果是中小户型，路南也是正门，但是位置在整个房子的西北角。房子里的“主房间”仍然朝南。具体的形式和模式我们以后参观的时候再介绍。

(四合院是封建家庭的舒适区)

四合院在临街大门紧闭的情况下是封闭的，与外界隔绝，非常适合一家人的生活。庭院中的房室结构与庭院空的组合，让有限空间内的居住者感觉空房间变大了，设计符合“前堂后寝”的礼制。四合院的房子分为正房、厢房、厢房、倒房，非常适合一个家庭中的尊卑、长幼、辈分的房子。家外仆人之类的住户都有自己的位置，主人远近招呼都很方便。树、花、葡萄架、葡萄藤架等。都种在院子里，花草树木有助于让居民开心。这种模式，在封建时代，被视为家庭的一种享受。

我们的长途汽车将到达北海的后门。下车后换乘人力三轮车，在逛胡同、看风景、逛四合院的过程中，可以充分体会北京人的平凡生活。

(以北海后门为一串胡同的起点)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走的这三条相连的弯曲街道叫做三桥胡同、龙头井街和柳荫街。这些胡同包含了丰富的北京历史内涵。

80年前元朝时，现在的前海和后海是角湾状的水域，叫积水潭，是南方来船的水运码头。前后海之间，有一条弧形月牙河。四面环水的丘陵地带风景优美，逐渐多建楼房，形成景区。月牙河上有月亮桥、板桥、清水桥，俗称三桥。后来水域变窄了，月亮河消失了，形成了大街小巷，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三桥胡同。

与三桥胡同相连的弧形斜街叫龙头井街。据说街上有口井叫人头井。又是一年大旱，滴水如金，但人头井的水一直很旺。有人看见水龙头在井里晃动。消息传开，原来香火不旺的南街老庙改为拜龙王，香火一下子旺了起来，人头井也叫龙头井。有人问井里真的有水龙头吗？是啊！只是不是活动的水龙头，而是殿顶之吻倒映在水中，随着水纹的波动，形成了水龙头。这座古庙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据说街角的古塔是古庙的遗迹。

柳荫街与龙头井街北口相连。这个街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它曾经是新月河的一部分。由于风景优美，许多达官贵人都在这里建造卧室别墅。虽然现在有些已经不在了，但是文献上的记载还是相当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