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区域规划与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说到城镇化，有几个基本概念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有几个基本词汇要区分。

首先是“城市化”这个词。一般来说，城市化包括城镇空的扩张和城市(城镇)人口的增长。据我初步了解，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城镇化水平约为37%。这个水平从国际上看是低的，西方先进国家75%左右，西欧70%以上，甚至低于一些前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如俄罗斯和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但我有一个看法，在讨论城镇化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发展成就不应该只以城市(城镇)的城镇化水平来衡量。我一直认为城市化只是一个指标。在我们的规划中，如何提高区域城镇化水平，规划也是把未来城镇化发展水平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只靠提高城镇化水平来规划是不全面的。比如规划的时候，我们想在未来10年把浙江省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到60%。如果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那怎么考虑其他经济发展方向呢？城市化水平达到60%，浙江省的经济有相应的水平吗？这方面我们不考虑太多，只考虑能不能达标。这是城市化的问题。

第二，城市的成长或发展。我们一般的理解是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区域的扩张。城市发展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术语。通常，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时，我们有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它，有时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城市增长。城市过度增长不是一件好事。比如墨西哥城，现在有3000万人口，所以问题很多。这是我们国家未来应该走的路吗？关于国内城市规模的争论很多。大城市经济的效应比确实高，尤其是在中国，因为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

另一个常用词——城市化。这个词很难翻译。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W.Wirth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这个词，影响很大。从那以后，大家就一直用这个词。按照他的观点，可以翻译成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或“都市性”。他提到美国有几种城市生活方式，也就是城市生活的特点，也就是城市化:人口高度集中，人际关系异化，城市生活多样化(各种民族、人群、种族问题等。).后来也有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城市的特点时用到了这个词，只是侧重点不同。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的城市特征时，我们发现了几个特点，这些特点在改革开放前的城市特征中也有所体现。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社会分层弱，平衡性强，收入差距不是很大。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相对简单规范，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比如社会主义城市中心和西方资本主义城市中心的区别就很明显。社会主义城市中心通常有两个中心，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政治中心通常由广场来代表，广场是一个象征性的中心。商业中心与西方的商业中心差别不大。在空之间的结构方面，他们也指出社会主义城市的建设是比较规范的，尤其是住宅。生活单调，不太活跃，物质供应不是很丰富，文化活动不多。然而，他们也指出，社会主义城市是安全的，没有犯罪，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看到对方的优缺点。80年代改革开放后，这些现象有所改变。

规划的时候要注意城市性，中国的城市要规划成什么样的城市性，才能符合我们的国情和社会生活的要求。如何把我们的城市建设成一个美丽、干净、高尚的地区。

另一个经常遇到的词汇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指一个城市经过长时间的增长后，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即某一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开始降低，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向外扩散。即人口在大城市相对集中后(一般30年左右)，发生向外迁移、向外流动的现象。中国也开始出现空城市中心空心化的现象，这与郊区化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郊区的增长是城市产业向外迁移和城市人口向外迁移的结果。另一方面，在第二个方向上，大量人口从农村地区转移到郊区。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即所谓的“城中村”现象。中国的郊区化与西方并不完全一致或相似。它们的空形态非常相似，都是中心城区空空心化，郊区城市化，但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不同。历史和经济支柱是不同的。美国的郊区化从19世纪就有了，二战后大量出现。美国的交通非常发达完善，道路建设直接促进了郊区的成长。早期的郊区化是以居住为目的，后来逐渐演变。到了八九十年代，郊区包括工业、商业、办公等，用途多样化。90年代，郊区几乎直接挑战了市中心的经济领导地位。

下一个词，“过度城市化”和相应的“滞后城市化的过度城市化不足”。

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过度城市化”是与一个地方的经济水平相比较的。一般来说，在西方的城市化项目中，城市化和工业化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所谓“过度城市化”，就是城市化水平高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城市中过多的失业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相反，城市化的滞后和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与经济发展的就业率不相符。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被普遍认为是滞后的。

我曾经做过一个项目，研究“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概念，我借用了。改革开放前，城镇化是自上而下的，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基础的。投资集中在大中城市，所以大中城市发展很快。它的力量来自于“上面”。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驱动力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自下而上”的趋势，主要依靠地方力量。

在分析动机方面，西方有两个概念:增长引擎和增长联盟。

“增长机器”是美国学者提出的概念，主要用于探讨美国城市增长的原因和动力。结果表明，驱动力来自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包括开发商和企业主，第二方面来自地方政府，第三方面来自地方媒体。他们联合起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此外，当地精英也积极参与推广。中国也是如此。

先说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大变化以及对浙江的影响，也就是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浙江的发展。

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世界。从1977年我第一次回国组织第一次美国地理学与中国的交流开始，几乎每年都回来，每次都感受到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