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主导型城市化战略

城市化是21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诸多结构性矛盾的结合点。目前，中国面临着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和应对WTO给农业发展带来的挑战、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西部开发等问题，这些都有赖于加快城市化进程。但是，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战略，理论界存在争议，实践中仍在探索。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分析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和动力机制，探讨了中国城市化的战略选择。

第一，城市化战略选择的困惑

近20年来，我国政府实施的城市发展基本政策是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然而，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战略，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分歧集中在中国的城市化应该重点发展小城镇、中等城市还是大城市，或者谁应该优先发展。20世纪80年代，结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重点发展小城镇，走农村城市化道路，成为中国城市化战略选择的主流理论。同时，有学者坚持认为我国应该走大城市先充分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也有学者建议我国优先发展中等城市。笔者将这三种理论观点分别称为“小城镇优先”、“大城市优先”和“中等城市优先”的城市化战略。今天，这三种城市化战略观仍在争论之中，并影响着新世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战略选择。

现在，令人费解的是，上述三种城市化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上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小城镇优先”战略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中国农村人口多，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大。现有的大中城市无力吸纳庞大的农村人口和农村工业化进程中涌现的乡镇企业。只有依托众多的小城镇，才能就近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减轻大中城市的压力，一举两得。在实践中，由于国家批准了这样的城市化战略，小城镇获得了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1980年到1998年，中国的小城市从106个增加到378个，增长了约3.6倍；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由13.0%提高到20.2%，提高了7.2个百分点。但相对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小城市对人口的吸纳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1998年，小城市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比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低30.8个百分点，低8.6个百分点。“大城市优先”战略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城市化最初是少数城市的单独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后，大量小城镇才能迅速发展。而且很多研究表明，大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经济社会发展效益、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组织作用都比小城市大。实事求是地说，大城市一直受国家政策控制，数量上比中小城市慢。从1980年到1998年，大城市(包括特大城市)从35个增加到85个，增长了约2.4倍；城镇人口比重由63.2%下降到51.0%，下降了12.2个百分点。但大城市人口占比仍比小城市高30.8个百分点，比中等城市高22.2个百分点。特别是大城市在大区域、跨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98年，中国特大城市GDP为19415.5亿元，占全国GDP的24.4%。“中等城市优先”战略的理论基础是中等城市兼有小城市和大城市的优点，可以相对避免其缺点。在实践中，中等城市也在快速发展。从1980年到1998年，中等城市从72个增加到205个，增加了约2.8倍；城镇人口比重由23.8%提高到28.8%，提高了5个百分点。从人口吸纳来看，中等城市居中，人口占比比大城市低22.2个百分点，比小城市高8.6个百分点。从这些方面，我们不禁陷入了明辨是非的困境。三种首选的城市化战略看似合理，但都无法有效“说服”对方。那么，在城市化战略的选择上，我们真的会长期陷入理论上的迷失方向吗？这种困境的症结是什么？笔者认为，要理解这一问题，特别是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和动力机制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二，关于城市化本质特征和动力机制的经济学思考

笔者认为，之所以在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选择中出现上述三种偏好，以及以什么样的城市作为界定城市化道路的关键点的思想，是因为其背景和制度根源是计划经济，反映了政府对城市化客观现象的强烈干预意识，而忽视了对城市化本身规律性尤其是内在动力机制的探讨和尊重。现在，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应同时发展大中城市和小城镇(林玲，1999；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0)，或者说城市群的发展，本质上是这三种城市化战略的调和或变形。毋庸讳言，理论界对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探索至今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习惯于从政府的角度“安排”城市化道路。如果不消除这一理论局限，必然会导致未来城市化战略选择和实践的混乱甚至失误。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工业化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而城市化则是与之相伴的一种社会现象。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有失偏颇。从城市起源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需求(商品交换和生产)在城市的成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城市中，经济活动是它们的主要功能。因此，城市化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这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的本质特征。城市化的基础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城市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有其独立性。与工业经济相比，城市经济不仅包括工业活动，还包括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三产业活动，并呈现出取代工业主导地位的趋势，尤其是区域经济的组织作用越来越重要。从效益上看，城市经济能够产生独特的城市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这是吸引各种非农产业活动向城市聚集的根本。通过了解城市化与城市经济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分析城市化的内在动力机制。

城市化的主体不是城市本身，城市只是城市化的物质载体。从城市化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组织过程来看，城市化的主体是从事非农活动的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包括政府)。这些主体带着各自的利益动机参与城市化。个人进入城市，主要是向往和追求更多的替代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城市文明。企业进入城市，是为了占领更具潜力的城市消费市场，利用相对丰富、优质的劳动力市场，获得企业间的合作，将许多需要单独布局承担的内部成本外部化，及时了解主流市场的供需情况、技术进步、政策变化。组织集中在城市，主要是因为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各种非农产品和服务，保证自身活动的顺利开展，可以依托城市扩大势力范围。其中，政府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主导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非农经济活动，行使其作为区域经济利益代表的职能。虽然这些主体进城时的利益动机不同，但都有空的共同行为特征，即选择城市独特的区位作为活动场所，导致经济因素向城市聚集。城市经济以其独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在高回报率的诱导下，吸引各种经济要素不断向城市集中，并通过空之间的互动，刺激其他城市的出现，影响其发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持续城市化过程。即经济要素追求高利润率-→向城市集中-→满足各自利益，获取更高利润-→为外围要素做出表率-→吸引更多经济要素不断向城市聚集。同时，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由于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对城市经济效益的理解而产生“城市经济偏好”——→共同推动城市作为经济总量的发展——→一方面原有城市继续扩张，另一方面空之间的互动可以刺激新城市的产生，影响其他城市的发展——→吸引要素在更广泛的区域向城市聚集。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没有要素的集聚就不可能有城市化空，城市化中的要素集聚是其在市场原则作用下区位选择的结果。至于城市内部，各种要素空(如城市内部经济社会活动的规律性分布，城市边缘要素聚集导致的城市向外扩张，向郊区扩散导致的所谓逆城市化现象)的分布和变化，是市场力量(如级差地租、环境承载力、最低门槛人口需求)选择的结果。这个城市经济总量的内部结构、组织和外部形态，都遵循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说，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市场机制，城市化的演进是由市场规律主导的。可以说，市场机制主导了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