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需求分析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需求分析,第1张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需求分析,第2张

从供给方面看,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原因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在需求方面,它受益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强劲增长。
由于支出法GDP的统计目前只有2005年的数据,我们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单位)作为三个总需求的替代变量。总体来看,投资增速放缓,但占;消费增速在加快,但相对地位在下降;贸易顺差增速异常之快,似乎难以持续。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长期以来的高投资率、高储蓄率、高贸易顺差的格局在今年将得到持续甚至强化。
一、固定资产投资高: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决定总需求的最重要因素。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5.8万亿元,略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9万亿元)。随着投资增长的加快,2005年和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达到75096亿元和93472亿元,分别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11.8%和22.3%。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然较往年有所回落,稳定在26%左右,但由于往年基数较大,预计今年将达到11万亿元左右,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出30%。如果以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作为支出GDP的替代变量,今年投资将占总需求的50%以上。1999年,根据同样的统计,投资仅占40%左右。
虽然投资规模的扩大造成了一些原材料供应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但在中国新一轮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这可能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投资的产业结构清楚地告诉我们,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的投资是全社会投资的主体。这说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不仅占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50%以上,而且其增长速度快于全部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
近年来,制造业投资增长尤为显著。90年代后期,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速在下降,占总投资的比重也在下降。2000年后,制造业投资开始加速,2004年超过房地产投资比重。按照2007年前8个月的增速,到年底制造业投资将达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30%。制造业投资的快速增长归功于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新一轮工业化。2001年以前,我国第二产业人均投资长期徘徊在5000元/人的水平。从2002年开始,人均第二产业投资快速增长,2006年达到2万元/人。此外,第三产业的人均投资水平也呈现出类似的增长趋势。重化工业的大发展,大大提高了工业企业的效益。近年来,虽然由于工业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上中下游企业的起伏不平,但从趋势上看,2004年以来所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都在下降,而销售收入和利润却连年上升。截至2007年8月,企业亏损已实现负增长,而累计利润增速却达到37%的高速。
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相当稳定。随着中国持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5%左右。直到2004年,房地产投资才被制造业投资超越。
房地产投资的持续稳定得益于旺盛的住宅消费和投资需求。在房地产投资中,住宅投资占70%以上。因此,住宅消费和投资需求构成了中国房地产投资最基本的支撑。用当年住宅销售面积与当年竣工面积的比值来衡量供求变化,可以发现,2007年6月,该比值达到187%,高于去年同期(171%),也高于2005年和2004年。住宅面积增速高于竣工面积增速,说明我国住宅的供需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
但从区域布局来看,强劲的房地产投资明显具有区域梯度特征。从地区对比来看,2006年以来,整个房地产投资对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依赖程度明显下降,呈现向全国特别是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以2006年房地产投资的7个省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辽宁)为例,可以发现,这7个省市的房地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从2004年5月的60%下降到2007年5月的50%,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如果7个省市的房价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7个省市的房地产投资下降幅度将超过重要的一个。
总之,当前制造业投资增速加快,反映了中国工业化正在转向重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二。消费分析:得益于收入增长和就业增加
在收入增长和就业增加的积极推动下,2007年国内消费高速增长。2007年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达到15.7%,比2006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但鉴于投资和贸易顺差增速较快,用支出法计算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可能略有下降。
一方面,消费的快速增长归功于居民收入的明显增长。2007年一、二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9.5%和17.59%,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分别达到15.17%和17.47%。这些数据明显高于往年同期。以往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自1999年以来略有上升,但变化不大。因此,决定居民部门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可支配收入。由此判断,要想提高我国的消费率,最根本的策略应该是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除了单位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可能略有提高外,居民部门收入增长乃至消费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就业的增长。从城镇单位就业情况来看,1999年以来就业总人数一直在下降,但从2005年底开始明显上升。城镇单位就业统计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就业。自1999年以来,“其他企业”的就业人数一直在增加。但由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业人数下降,2003-2005年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没有明显变化。从2005年底到2006年初,“其他企业”就业人数的增加超过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业人数的减少,使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逐步上升。
城镇单位就业只反映了狭义的就业变化,而三次产业的就业情况更能反映更广泛的情况。以往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仍然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波动和增长型经济的波动。在这种波动中,非农就业比重的年度变化与主要经济变量(如GDP增长率、投资率等)高度同步。).在这个周期中,2003年非农就业比重大幅上升(当年0.9个百分点),之后速度逐渐加快。2004年、2005年和2006年,非农业就业比例的年度变化保持在2.1和2.2的水平——这一情况与上一个周期中1993年、1994年和1995年的情况相同。随着非农就业比重的提高,从2003年到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保持在10%以上的高水平。
进一步把非农就业的变化划分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期非农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上升主要归功于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一直在以相对稳定的速度增长。
总之,未来的消费能否被持续刺激,这个周期的上升期能否被拉长,取决于非农就业能否持续增加。鉴于第二产业投资和就业的波动性,为了稳定经济和就业,未来中国需要继续放松管制并加快改革,以促进第三产业就业的增加。此外,劳动力的就业需要相应资本的投入。因此,保持适度的投资率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我们对投资的宏观调控措施只能保持在适当的水平,过度抑制是不可取的。
三。涨价:可能是局部短期影响。
在强劲的总需求推动下,不仅实际经济增长率略快于潜在增长率,物价水平也呈上升趋势。但目前物价的快速上涨几乎完全是因为食品价格,不太可能形成全方位的、持续的、不可容忍的通货膨胀。换句话说,目前的价格上涨可能只是局部的短期影响。
考虑到驱动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是投资,在周期的高阶段,兴奋的投资以总需求的形式出现,不仅会直接带动各类商品的价格,还会带动原材料、动力、燃料的价格,进而推高企业成本甚至产成品价格。在这个过程中,外部冲击(如1988~1989年价格突破、1994年人民币贬值、2004年国际大宗原材料和石油涨价)会进一步加剧价格上涨。随着前期投资逐步完成并转化为实际产能,经济周期进入下降阶段。此时商品供给增加,而对原材料、燃料、动力的需求减少,会推动各种商品的价格逐渐下降。
2007年的物价涨幅明显不同于以往。一方面,PPI自2004年10月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8月份,其同比增速仅为2.6%;另一方面,CPI不断上涨,今年8月份同比增速为6.5%,比去年同期高5个百分点。CPI和PPI的这种差异是否意味着驱动中国经济周期的动力正在从投资转向消费?如果是这样,应该是一大幸事。但从总需求分析,似乎并非如此。另外,众所周知,目前的CPI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的上涨,剔除食品价格后的非食品CPI保持在1%以下。
2004年发生的事情,我们发现目前中国CPI的变化可以用农产品价格调整的标准“蛛网模型”来解释。也就是说,存在这样一个循环:粮食价格上涨,农业利润上升,产量上升,价格下降。由于需求的相对刚性,农产品价格回归均衡点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供给的弹性。因此,应对这种价格变化,调控的重点应该放在供给侧;专注于需求管理不仅难以奏效,还可能给未来的监管造成困难。
总之,从PPI和CPI的不同走势以及CPI构成的变化来看,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全面持续的通货膨胀在中国不太可能发生。此外,支持这一观点的另一个依据是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估计和对储蓄与投资关系的分析。不仅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自2004年以来基本符合其潜在增长水平,而且投资和出口的高增长仍然得到国内高储蓄的有效支持。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没有出现总需求明显超过总供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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