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发现中国领导智慧

在《论领导》中，赵玉平也向我们展示了历史上领导的智慧。特别值得列举两件事，一是绅士型领导的魔咒，二是专家与领导的冲突。
赵玉平善于从耳熟能详的中国故事中理解领导力。《童年煮酒领导论》是他的第二本相关书籍，前一本是《梁山政治》。在这本书的开头，他讲了一个思维原则:“尽量选择熟悉、知名的人和事。”......一个知名的人物或者一个传播不广的事件，对后世管理思想的影响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大多数试图提升自己管理和领导能力的人都读过很多西方管理学的书，但毕竟感觉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总是隔了一层。只有回到中国背景，才会有非常直接的感受。
首先坦白说，赵的新书虽然有很多引发思考的闪光点，但可能是因为他坐在历史的大山前面，感触太多，想表达的太多，所以有点草率，和梁山政治相比差距很大。比如《梁山政治》从管理学和公司政治的角度解读水浒故事，用“位、权、利”分析108位将军的排名，触及人事管理的核心，《论领导》也重述了这一分析。
从对梁山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赵玉平非常务实的思维方式。如果一个企业能给人才，那就有三种资源:位、权、利。职位意味着等级，权利意味着职责，利益意味着待遇。在水浒传中，史谦立下了汗马功劳，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他的排名却是第107位，倒数第二。这是因为他的技术名声不好，是“偷窃”。他不能控制人，所以他没有权力。但是他的待遇是按照第三名来安排的。相应的，“大刀”关胜贡献能力一般，但他是关羽后代，有名人效应，所以能排到前五，享受高待遇。当然，说到打仗，关胜还是一个普通的将军。这是给个位置，给个利润，不留名。朱武在梁山军管中算是“副参谋长”，能力强，权力大，但排名只有37，待遇一般。在赵玉平的指引下，从史谦、关胜、朱武的人事安排中，我们可以一窥梁山第一百零八总布置中的领导智慧。
在《论领导》中，赵玉平也向我们展示了历史上的领导智慧。特别值得列举两件事，一是绅士型领导的魔咒，二是专家与领导的冲突。
唐太宗李世民对隋文帝的评价引发了“君子之祸”。隋文帝“不是仁者，却是实干家”。但李世民认为，这个君子皇帝有两个致命的缺点:“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检查”，就是不能自己做决定，要反复检查下属，打乱了工作秩序；”一切由自己决定”，一切由自己决定。因此，李认为隋朝的灭亡不是始于，而是始于隋文帝。根据赵玉平对《君子之祸》的对比分析，“小人资源少，人缘低，只求眼前利益，所以即使出了问题，也不是大局的大问题。君子不同。他们德高望重，广受欢迎，家喻户晓，拥有追随者。出了问题，肯定是大问题，是大局的大麻烦。“雪上加霜”因为君子人缘好，人品好，大家更容易忽略他的问题，监管也不是很强。看了一两次，真的会出大问题。"
专家型下属与老板之间的冲突是企业中的普遍现象。有时候老板是对的，专家是错的，有时候老板是错的，专家是对的。对与错是实践中需要分析的问题，但作为一个专家下属，如何处理与上司的意见冲突始终是一个要面对的普遍问题。赵玉平的管理思想一直很现实。他愿意面对并诉说痛苦的现实:“一个组织的运作，永远是权力驱动的。没有科学的权力依然威严，没有权力的科学则一蹶不振。”“科学如果不能认同权力，就会被抛弃。这种抛弃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可悲的结局。"
赵玉平从各种角度讲了很多处理专家下属和老板冲突的方法，但那些都是学者常说的左右手。从根本上说，他说的是:“科学要想在组织决策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善于并愿意与权力联姻。“婚姻不是出卖肉体，也不是做奴隶，而是‘组建家庭’:我们彼此感情深厚，是利益共同体。赵玉平认为，专家型下属容易犯三种错误:“第一，不‘提议’，自诩为专家，认为自己手里有真理，有心理优势，等着对方清醒过来找你，这违反了管理规律；第二，我不‘爱我家’，从来不让对方看到我对公司的爱，对事业的爱，对老板的情感认同。第三，不是‘顾家’，对公司利害攸关的问题漠不关心，置身事外。"
从中国传统中寻找管理智慧往往会走向两端——要么是极其高大上，比如在史书上为国为民留名，要么是极其实际，甚至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像很多方面，在管理智慧方面，我们还没有掌握像西方那样科学包装的技巧。但是，赵玉平不应该被这个迷惑，因为在这本书里，他用一个“体育蔻驰激励运动员”的故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显然选择了最实际的路线。对“能人”岳飞命运的分析，或许最能说明他的思考。他认为岳飞没有注意到两个重要的外部条件。第一，宋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约束武将；其次，他的“领袖”赵构缺乏自信，性格软弱。岳飞的所作所为，注定了他是一个民族悲剧:他是个能人，是个“牛”，让领导们不安；他是个能人，是个“名人”，让领导不高兴；他是个能人，是个“直人”，让领导担心；他是个能人，是个“圣人”，让领导们不安；他既能干又固执，让领导不高兴。岳飞的死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也就是“也许有罪”。赵玉平说:“岳飞确实死于威胁皇权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