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专家桂诗春谈英语学习

我是在抗战期间开始学英语的，学历不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英语学得很差，爸爸让我站起来打了我一掌。他找了一本字帖(拼法)，让我跟他读巴、毕、be……居然有点效果:上课听写的时候总能名列前茅。后来到了初中，学校经常停课。我父亲请了一个在机场当职员的“私人拍档”来教我们兄弟俩汉语和英语。他把玛丽·兰姆的《莎翁故事集》、林琴南翻译的《音变演义》作为英语教材，把《古代汉语》作为汉语教材。他的教学方法很死板，读一句解释一句。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是抗战期间，我找不到书看。我开始对英语感兴趣，因为我可以通过英语这个窗口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当时我能看到的是M.West战前编辑的《新法律读本》，相当于现在的简体英文版。我读了很多书。抗战胜利后，许多平装通俗小说随美军来到中国，其中大部分是侦探小说。那时候我迷上了侦探小说，隔几天就看一本。只要能勉强跟上故事情节，就忍气吞声；字典很少翻。多亏了这种“速读”，我的英语能提高多少，因为它能增加我对英语的感性认识。当时也有《文摘》杂志，比如《读者文摘》、《梁佑彬》，我也很喜欢。因为里面的文章短小精悍，引人入胜。于是我开始把这些我能看懂的文章翻译或改写成中文，投稿给当地的报纸。一些稿件的采纳对我也是一种鼓励。翻译或者改写的前提是我得看得懂，这就迫使我去查字典。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综合词典》收录了很多词条，可以满足我的需求。我的稿子被采用的越来越多，有些比较长，甚至成了连载。当时苏联还出版了一本英文杂志，叫《苏联文学》，每期一部小说。有一次我谈到一位苏联作家的小说《黄金时代》。我很受感动，开始翻译整部小说，花了我半个下午的时间。没想到的是，诗人袁水排的译本，就在我刚写完的时候出版了。我也没有后悔，但我觉得这是满足了白己对翻译和创作的渴望。

我在中学时又爱上了集邮。为了交换邮票，我交了30多个笔友，他们都在海外，尤其是前英国殖民地，那里的邮票设计精美，色彩鲜艳。我只是在那些地方找笔友。每个星期，我用一台旧打字机发出七八封信，并与我的笔友交换邮票。等你熟了就什么都谈了。说的最多的就是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这种活动让我提高了英语写作能力，增长了地理知识，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一次我在笔友协会的名录上看到一个住在长岛的笔友的地址，于是就按照地址发了一封信。信中免不了会谈到当地的风土人情，问朗斯兰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有什么邮票可以兑换。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她认为我很无知，她不知道长岛离纽约很近。她寄给我两个大包裹。除了许多美国邮票外，还有许多书、地图和小纪念品。作为回报，我寄回了一尊中国木雕佛像。

这是我进大学前用英语交流的一点小经验，挺离经叛道的，不够训练。我希望读者能抓住要点，不要模仿。我并没有特别想到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而是想到了用英语做点什么:“读”是为了阅读，“写”是为了书信，“译”是为了投稿。

总之，在使用中学习英语:开卷有益，动手操作有益。

桂春教授介绍:

1930年生于广州，195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现仍为广州外国语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学术评议组成员，广东省第五、六、七届人大代表。现任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外语计算机辅助教学研究会会长、广东外语学院院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心理语言学》(1985年)、《标准化考试——理论、原则和方法》(1986年)、《应用语言学》(1988年)、《应用语言学与中国外语教学》(1988年)、《实验心理学语言学大纲》(1991年)、《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学》(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