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神看日本人文精

最近东亚很热闹。日本人一方面公开向几个邻国主张领土，另一方面又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干扰国际和平，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维护国际和平。明明是相互对立的两件事，然而日本人却同时“理直气壮”地做了。

在人文精神层面，这个日本民族往往有着世人无法理解的种种举措，其思想文化发展水平难以评价。日本人同时“争土”和“争常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些历史事实已经被证实，远比现实问题更好分析。从日本人长期供奉的“和平之神”可以更好地展示日本民族的人文精神品质。

人死后成为“神”，这个“神”与前世的罪无关。这是日本人保卫靖国神社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人在生前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死后却成了“神”，这是一种很可笑的情况。更何况很多人是功过合一。在日本京都的一座寺庙里，供奉着“缪斌和平之神”。这件事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笑话。

缪斌在黄埔学校当过教官，参加过北伐战争，后来担任民国时期江苏省的民政局长。他因腐败而被解雇。“七七事变”后，他极力投靠日本人。东奔西跑后进入华北王克敏伪政权，后转入王伪政权。他在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开始与军事系统交往。缪斌半辈子的人生轨迹多变，他不耻于培养自己的品德。他所有的熟人都对他侧目而视。就连他最后执政的汪伪政权，也普遍不信任他，甚至没有人愿意私下与他交往。

1945年3月，日本本土遭到了盟军的地毯式攻击。大局已定后，缪斌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赴日讲和。根据已公布的档案，特别是战后盟军缴获的日本档案，日方对这位“和平使者”是认真对待的，认为这是单方面媾和、挽救日本灭亡的好机会。在中国政府，除了军事系统，包括蒋介石的侍从室，没有这方面的记录。缪斌在日本的军政府肯定知道，而军政府恰恰是那种“只要和敌人对着干就能找乐子”的间谍机构，不必对日本人负责，也不必有道德上的考量。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公开处决的第一个韩*就是米斌。

这个人企图在日本媾和的事情，目前学术界没有定论，是因为日本研究者和海外华人中亲日派的有意干涉。但以1945年的历史情境来看，显然这样一个善变的性格恶劣的小角色，不可能对时代的进步产生任何影响。而且，当时日本政府很多人公开认为“缪斌没有权威，他是一个对敌我双方都没有信用的骗子。相信这个人是鲁莽和轻率的。”

如果国民党认真考虑背着盟国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以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地位和经验，绝不会选择“蒋介石代表”这样的人物。至于在民国刑场被斩首的“蒋介石代表”缪斌是怎么想的，只能问日本神立场了。

这个被绝大多数中国人遗忘的历史小丑，居然被日本人供奉起来了。可以说日本人很感性，但对他们来说就更不可理喻了。如果不是，为什么缪斌死后会成为日本的“和平之神”？但他生前如此怪异，怎么会被日本人认定为“和平之神”呢？日本人对甲级战犯的尊崇，与其逻辑混乱、道德缺失如出一辙。这些战犯如果不发动二战，怎么可能被人记住？他们唯一的成就是发动战争。既然二战有那么多罪行，为什么在成为神之前没有罪？

对了，抗战前后，通过各种渠道与周佛海讲和的国民党人也不少。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入伪王政权的，如1920年的高宗武。当然，高宗武后来又回到了抗日阵营。也有中国阴谋家创作的杰作。例如，装扮成宋美龄弟弟宋子良的军事特工与日本人讲和——日本希望与有影响力的人对话，而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如果你不了解日本人，为什么今天不把这些人当“和平之神”来拜，就为了一个谁也不喜欢，甚至没有固定政治立场和派系的缪斌。

日本人经常表现得很奇怪。比如最近以国家的形式向中国、韩国、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几乎成了国际社会的笑话。日本的这种表现与其人文精神发展不佳有直接关系。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为基础的，任何民族在其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都有其可以良性循环的人文精神体系。我个人认为当今世界的欧盟和加拿大的人文精神体系是比较先进的，是平和的，内敛的，充满细节的。德国终于洗清了历史的罪责，东西德的顺利合并，欧洲统一的实现，都是这种前进的证明。日本原本属于中国儒家文化圈，本土神道教比较原始粗糙。不可否认，儒家文化有其致命的缺陷，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儒家文化仍然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体系，如果充分吸收，仍然有许多好处。显然，日本人并没有完全接受儒家思想，否则，他们不会形成背离儒家中庸之道的不断扩张的传统。

明治维新后，日本一次次试图“脱亚入欧”——今天的欧洲是以和平为导向的，“欧洲价值观”正在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地球上大多数国家所推崇。傲慢无理的日本什么时候有一点欧洲的影子了？放眼全球，“日本人的行为”可笑、可悲、恶心，真的很幸运大话西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