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研究进展

子宫内膜异位症(EM)在育龄妇女中发病率为10%，且有明显上升趋势，成为“现代病”和多发病。80%有明显痛经，50%不孕，严重影响中青年女性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EM是一种良性疾病，但其细胞增殖、侵袭和复发使其成为一种难治性疾病。虽然如今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其发病机制还没有搞清楚，治疗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1960年，Von Rokitamsky首次描述了该病，1922年Sampson报道了23例，提出了“经血倒流”学说，并首次将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命名为“巧克力囊肿”。这期间治疗很少，50年代开始药物治疗。60年代有6种激素类药物，开始了“假孕疗法”。1971年，格林布拉特首次用达那唑治疗EM，可谓“伪更年期疗法”。1980年以来，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问世并用于治疗EM，开启了EM治疗新的里程碑。对其引起的低雌激素症状的加减治疗，是90年代以后的进步。

传统观念认为EM是子宫内膜在子宫腔以外的外部生长。近年来，学者提出卵巢激素依赖性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常见的或生理性的病症，或称为“月经侧现象”。所以应该说，只有异位子宫内膜周期性反复出血，引起病理进展和症状，才能认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这种疾病[1]。

致病原因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妇科疾病。在1998年6月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子宫内膜异位症研讨会上，学者们提出:

EM是一种遗传病。

EM是一种免疫性疾病。

EM是一种炎症性疾病。

EM是一种出血引起的疾病。

EM是一种器官依赖性疾病。

EM是一种激素依赖性疾病

这说明我们并不清楚，或者说是多种因素形成的疾病。EM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姐妹间患病率高于一般人群，双胞胎姐妹痛经发病时间非常一致。EM患者的杂合性缺失(LOH)高达40%[2]。

在盆腔和腹腔液中，有许多生长因子、酶、酶抑制剂等因子，可能来源于残留细胞和异位的子宫内膜细胞并使其在盆腔或身体其他部位生长增殖(如图)。基质金属蛋白酶(MMP)在类似恶性肿瘤的侵袭中起重要作用。它可以降解细胞外基质(ECM)并植入异位细胞。另外还有四种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天然抑制剂，因此研究基质金属蛋白酶及其抑制剂的表达和干预具有重要意义。血管的形成和调节也是异位子宫内膜着床和侵袭的重要因素。例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可能是最关键的刺激因子，整合素aVb3和aVb5是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特异性表达的粘附因子，在介导内皮细胞与ECM的接触中发挥作用[3，4，5，6，7]。

如上所述，EM是一种激素依赖性疾病，它受雌二醇(E2)的影响而发生和发展。但它不仅受血浆中E2水平的影响，还取决于靶细胞中E2的合成和代谢。两种重要的类固醇合成酶(P450)和I型17b-羟基类固醇脱氢酶(17HSD1)参与后者。前者催化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E1转化为E2。E2代谢异常和升高与EM有关[8]。

在腹腔液中，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NK)细胞活性的变化也会降低异位子宫内膜细胞的吞噬能力。巨噬细胞活化后生长因子(TGF-b)的表达也可以改善细胞粘附。一些细胞因子(如IL-6、IL-8等)的表达。)也高于正常人[9]。

此外，异位子宫内膜和在位子宫内膜的形态是否真的相同，或者基因表达是否存在差异，也很有意思[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