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规划与社会问题

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早在16世纪初，空社会主义者就主张建立新型社会，试图把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实体，把城市建设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解决广大劳动者的生活和工作问题。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空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通过城市规划来解决社会问题。空认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托马斯？摩尔、欧文、傅立叶等。主要的规划实践有欧文的“新协和村”和傅立叶的“法朗吉”。这些社会假设为“花园城市”、“卫星城市”等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恶劣的生活条件引起了劳动者的普遍不满，进而引发了其他社会问题，如犯罪率上升、非就业人口比例上升、城市贫富悬殊、各种传染病蔓延、大量城市居民(尤其是婴儿)死亡率上升等。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对英国城市社会的各种问题十分敏感，如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涌入城市导致的城市扩张、城市生活条件恶劣、城市税收不足等。，他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必须通过规划来解决。他构想了一个理想的城市模式，即“田园城市”理论，并在《明日田园城市》一书中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城市”。他认为，新的社会城市经济应该足够繁荣，能够提供许多就业机会，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大多数居民能够安居乐业。他还指出，城市应该由一个代表公共权力的机构来控制，这个机构有权占有土地，制定城市规划，提供城市服务；他强调，城市应该能够协调、平衡和独立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创造完美的社会生活是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的理想城市在实践中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乐？柯布西耶和赖特也试图通过集中和分散的规划思想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这在他们的“阳光城市”和“广亩城市”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城市的社会问题逐渐改变。第一，战争对城市建设的破坏导致战后房屋稀缺。其次，由于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出现了区域就业失衡，失业率明显上升，城市贫民窟问题开始显现。城市的社会问题已经从过去的拥挤不堪、环境恶劣逐渐转向城市贫困、移民、民族问题、社会混乱。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的大萧条。过度郊区化导致城市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城市服务设施利用不足，经济衰退降低个人和家庭收入。低收入者生活贫困，住房条件差。因此，大量的穷人聚集在城市，城市社区缺乏安全感。富裕的中产阶级离开了城市，搬到了郊区。同时，随着大量移民涌入城市，民族问题开始显现，城市社会问题逐渐加剧。此时，英国许多城市陷入恶性循环，严重时会导致社会混乱。大萧条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政府试图用理性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强调要积极介入城市规划，通过控制公共资源和关注公共利益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城市规划只关注城市的物质层面，即所谓的“物质规划”，很少关注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内容，所以很多城市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城市更新运动的目的是恢复内城的活力，清除城市中心区的贫民窟，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住房，改善城市的物质生活条件，试图解决战争和过度郊区化带来的城市社会问题。然而，由于城市规划缺乏对城市问题的深入研究，城市更新采取了大规模的重建方式，不仅破坏了原有城市的有机结构和城市多样性，而且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居住分离和社会分化现象，城市原有稳定的社会关系解体，城市历史多样性被破坏，一直存在的原有贫民窟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只是将贫民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更糟糕的是，它破坏了现有的邻里社区”。简吗？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指责西方大规模城市改造的城市更新运动的失败，再次表明了城市社会发展与城市规划的内在联系，不当的城市规划容易导致城市社会问题。20世纪下半叶，西方城市规划开始更加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公众参与和公共利益受到普遍关注。由于黑人地位低下，学生运动不断，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民权运动。城市规划决策者不得不倾听民众的意见，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于是出现了“倡导性规划”。保罗·达维多夫(Paul davydov)在《规划中的倡导与多元主义》(advocating and multitanism in Planning)一书中指出，“规划者应该代表城市贫民和弱势群体，首先解决城市贫民窟和衰落地区，与人民和不同居民群体沟通，为他们服务”。罗尔斯1972年出版的《正义论》和大卫·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都指出城市规划要充分考虑社会正义。此时，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也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开始重视城市规划的社会和经济意义。规划设计从单纯的物质环境改造规划转向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与此同时，西方主要国家开始出现民主多元化的社会趋势。作为“准直接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公众参与的规划理念开始被居民广泛接受。居民纷纷成立自己的“社区组织”，通过居民协商积极参与城市规划，努力保持邻里关系和原有生活方式，依法与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协商。一种“自下而上”的所谓“社区规划”已经开始出现。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市民社会，公民有权参与和控制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