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

令人惊讶的是，知识分子如此反对资本主义；然而，与知识分子具有相似社会经济地位的其他群体并没有以相同的人数比例表现出相同程度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左派”。和其他群体一样，知识分子的观点也是沿着曲线发展的。但就知识分子而言，曲线本身已经改变，并向政治左翼移动。

我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所有的知识分子或受过一定教育的人，而是指那些专门处理用文字表达的思想的人——他们塑造了被别人接受的文字。

这些文字工作者包括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报纸记者和许多教授，但不包括那些主要生产和传播以定量或数学方式构建的信息的人(即[数字家])，也不包括那些在视觉媒体中工作的人，如画家、雕塑家和摄影师。

与作家不同，那些数字艺术家或从事视觉媒体工作的人并不反对人数不成比例的资本主义。作家主要集中在一些专业的地方:学术机构、新闻媒体、政府部门。

语言大师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得非常好，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们有很大的自由去解释、发现和宣传新思想，他们也有很大的自由去阅读和讨论包含这些新思想的文本。他们的专业技能需求量很大，收入也比普通人高很多。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资本主义呢？事实上，一些数据显示，一个知识分子越富有、越成功，他就越有可能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声音主要来自“左派”，但不仅仅来自左派。叶芝、艾略特、庞德等人站在右派立场上反对市场社会。

作家和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事实。他们不仅塑造了我们对社会的形象和我们对社会的观念，而且致力于阐述官僚机构考虑的各种政策选择。从散文到标语，都给我们提供了表达思想的句子。

因此，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事实非常重要，在一个越来越依赖精确阐述和传播信息的社会，这一点更为重要。

相对很多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人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中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发现了反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独有的因素；第二种解释确定了一个适用于所有知识分子的因素，即一种推动他们采取反资本主义观点的力量。

这种力量能否推动特定的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当然要看对知识分子有影响的其他力量。

总的来说，由于这种力量使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更有可能反对资本主义，这样的因素会催生更大比例的反资本主义知识分子。

我们的解释属于上面提到的第二种解释。我们区分了一个促使知识分子采取反资本主义态度的因素，但不能保证它会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发挥作用。

知识分子的价值

如今，知识分子期望成为一个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人，即那些拥有最高威望和权力的人以及那些享受最大回报的人。知识分子觉得自己配得上这种价值。但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尊重它的知识分子。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相对于体力劳动者)的特殊仇恨做出了解释。他指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与成功的资本家交往，因此被视为一个突出的对比群体，他们为自己相对较低的地位感到羞耻。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很少社会接触的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仇恨，因此仅仅通过交流来解释这种现象是不够的——显然，迎合富人需求并与之有商业往来的体育教练和舞蹈教练并不反对资本主义。

为什么当代知识分子觉得他们应该得到他们的社会必须给他们的最高奖励，而当他们得不到这种奖励时，他们会感到厌恶？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最有价值的人(即贡献最大的人)，社会也应该根据人的价值和贡献来回报他们。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并不符合按功绩或价值分配的原则。在自由社会中，除了礼物、财产继承和赌博收益之外，市场还将财富分配给那些满足他人通过市场表达的需求从而可以被感知的人，市场分配的数量取决于需求的数量和同一产品的替代供应的数量。

不成功的商人和工人不像作家和知识分子那样憎恨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当人们认为自己有优越感，不被承认和否定自己有权利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敌意。

为什么作家和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最有价值的人？为什么他们认为分配应该以价值为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原则(即按价值分配原则)并不是必要原则。

评论者也提出了其他分配模式，包括平等分配模式、按品德分配模式、按需要分配模式等等。事实上，任何分配模式都不需要成为一个社会(甚至一个注重正义的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

一种分配的正义性可能在于，分配源于人们自愿交换以正当方式获得的财产和服务的公正过程。

不管这个过程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都是正义的，但这个结果可能不符合任何特定的模式。那么，为什么作家和知识分子把自己当作最有价值的人，接受“按价值分配”的原则呢？

自思想被记录以来，知识分子告诉我们，他们的活动是最有价值的。柏拉图认为理性能力在价值上高于勇气和欲望，所以哲学家应该统治。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智力思辨活动是最高层次的活动。

有很多文字记录了如此高评价的知识活动，这并不奇怪。系统地解释这种评价的人，也就是以各种理由写这些评价来支持的人，终究也是知识分子。他们实际上是在赞美自己。

那些比通过文字思考更看重其他东西的人，无论是为了追求名利、权力，还是为了持续的感官愉悦，从来不会费心留下任何不朽的文字记录。只有知识分子发明了关于谁是最好的人的理论。

知识分子的学校教育

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知识分子有这种超群的价值感？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一个机构:学校。

随着书本知识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学校教育——即年轻人在课堂上一起阅读书籍并掌握书本知识的方式——已经变得流行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学校成为塑造年轻人家庭外态度的主要机构，几乎所有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人也都接受了学校教育。

他们在学校很成功。他们被认为比其他人更优秀，更优越。他们受到表扬和奖励，他们也是老师最喜欢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不认为自己是优秀的人呢？他们每天都在敏捷地体验不同人思维能力的差异。学校告诉他们，并向他们展示他们是优秀的。

学校展示并因此教给学生的是根据知识的价值进行奖励的原则。在知识上有所成就的人会得到表扬，老师的笑脸和最高的学分。正常情况下，学校还必须建立一个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优等生群体。

虽然不是正式的学科，但知识分子在学校里学了无数的课程，更多的是关于自己的价值，以及自己更大的价值如何能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回报。

然而，更广泛的市场社会所教授的是与学校不同的课程。在市场社会中，最聪明的人在言语方面并没有得到最高的回报；此外，知识和技能没有得到高度评价。

因为学校教育告诉知识分子，他们是极其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最有收获和回报的人。所以，总的来说，知识分子怎么能不痛恨这个根据自己的优越感剥夺自己“应该”得到的合法回报的资本主义社会呢？

受过学校教育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怀有愤慨和深深的敌意；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这种敌意被各种表面上适当的理由包装起来，但当这些具体的理由被证明是不适当的时，那些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这种敌意。

通过说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应该得到最高的回报(财富、地位等)。)那一般社会所能提供的，我并不是说知识分子认为这些回报应该是最多的财产。也许，他们更看重的是对知识活动的内在赞美或持久尊重。

当然，他们也认为自己应该得到一般社会给予的最高评价，越多越好，即使这样的评价可能微不足道。我不会特别强调那些进入知识分子口袋的人，甚至他们个人获得的奖励。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们会对知识活动得不到高度评价和奖励感到不满。

知识分子想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学校，也就是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类似学校的环境——他们曾经在那里表现得非常好，受到了极好的评价。通过采取不同于普通社会的奖励标准，学校肯定会让一些人在未来经历地位下降的局面。

那些处于学校等级制度顶端的学生会认为他们应该得到一个最高的职位，不仅是在那个小社会，而且在大社会——也就是一个当社会制度不根据他们自己的需求和权利来对待他们时，他们会讨厌的社会。据此，可以说这种学校制度促使知识分子形成了反资本主义的态度。

更准确地说，这一制度促使作家和知识分子产生了反资本主义的思想。然而，为什么数字工匠知识分子没有形成和文字大师知识分子一样的反资本主义态度？我推测，那些在数字上聪明的孩子，虽然在相关考试中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并没有像那些在文字上聪明的孩子那样，得到老师面对面的表扬和关注。

正是写作技巧让他们切身感受到了老师给予的赞美，所以很明显，正是这些赞美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种优越的资格感。

教室的中心计划

就本文讨论的话题而言，还需要做一点补充。那些(未来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在学校的正式和官方社会体系中是成功的，在这种体系中，相关的奖励由教师的中央权力机构分配。

当然，这些学校还有另一种盛行于教室、教室、走廊和校园的非正式社会制度，奖励不是由一个中央当局分配，而是根据学生的愿望和兴趣自发分配。在这种非正式的制度下，知识分子就没那么漂亮了。

因此，后来知识分子认为通过中央组织的分配机制分配财产和报酬的安排比市场上的“无政府和混乱”的情况更合适，这并不奇怪。在这方面，实行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是相反的，正如教师的分配与校园和教室的分配是相反的一样。

我们的解释并不假设(未来的)知识分子构成学生的大多数——即使在学校的优等生中，他们也不一定构成大多数。这个尖子生群体大多由具备实质性(但不占优势)书本技能的人组成，并伴有社交风范、取悦他人的强烈动机、友好的态度、取胜的手段以及按规则玩游戏的能力。

再者，这样的学生会受到老师的重视和奖励，在大社会中也会表现得极其出色(在学校的非正式社会体系中也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不会特别热爱学校正式体系的规范)。

我们的解释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未来的)知识分子来自学校中比例不平等的顶级(官方)学生群体；此外，优等生群体的地位将经历相对下降——或者更准确地说，优等生群体本身意味着其地位在未来将逐渐下降。

(未来)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敌意会在他们进入大社会之前形成，他们的实践经验地位下降，也就是当聪明的学生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在大社会比在现在的学校更不快乐的时候。

当学生受到表现出上述极端反资本主义态度的知识分子的教育时，或者当学生阅读知识分子的作品时，学校制度的无意结果，即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敌意，肯定会加强。

毫无疑问，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刚愎自用，质疑学生，所以他们的老师讨厌他们。当然，这样的学生也吸取了这样的教训，最好的学生应该得到最高的奖励，不管他们的老师怎么想；再者，他们本身就是最好的学生，所以一开始就会讨厌学校制度实行的分配；不是这样吗？

显然，关于本文讨论的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我们需要用知识分子作为作家在学校的未来经历的信息来进一步限制和检验我们的假设。

一般来说，学校追求的标准会影响学生离校后的规范信念，这一点争议不大。无论如何，学校是孩子在家庭之外学习社会技能的重要场所，所以学校教育阶段是他们进入更广阔的非家庭社会的准备阶段。那些根据学校制度标准被认为是成功的学生讨厌一个追求不同标准的社会，从而不承认他们的成功，这显然并不奇怪。

当那些学生是未来将继续塑造社会自我形象(即他们对社会本身的评价)的人时，社会中相应的写作共同体转向反对社会制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你在设计一个社会，那么你肯定不想把它设计成这样一个社会。与此同时，在接受学校教育后，作家转向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反对社会规范。

我们对不确定数量的敌视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基于非常合理的社会学概述。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年轻人在家庭之外的第一个机构或制度是有报酬的，那么那些在其中表现最好的人就会倾向于将机构或制度的规则内化，并期望整个社会按照这些规则来运作百特。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按照这些标准获得分配的份额，或者(至少)应该享受与标准批准的职位相当的相关职位。

此外，如果有些人成为家庭之外的第一个制度层面的顶级人物，但随后他们在大社会中经历了(或预测会经历)相对较低的地位，那么这些人就会倾向于反对社会制度，并对其规范抱有敌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资格受到了挫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一定的规律。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经历地位下降的人都会转而反对这个制度。虽然地位的下降是一个可能促使作家和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它在整体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比例会有所不同。

我们或许可以将优等生地位下降的不同方式区分如下:第一，他们获得的回报可能比另一个群体少；或者第二，(虽然没有其他群体超过他们)他们可能处于维持状态，无法获得比那些以前被认为是劣等群体更多的回报。

正是上述第一种地位下降，会特别引起学生的怨恨和愤怒；相比之下，第二种类型更容易忍受。许多知识分子支持平等，而其中只有少数人呼吁建立贵族知识分子制度。

我们的假设认为，上述第一种地位下降是一个可能特别引起作家和知识分子憎恨和憎恨资本主义的因素。

学校系统只会奖励和奖励与未来成功相关的某些技能(毕竟是专门的机构)，所以它的奖励制度不同于大社会的奖励制度。

这种情况确实让一些人在进入大社会之后，经历了社会地位的下降以及伴随着社会地位下降的各种后果。我之前已经指出，知识分子想把社会变成一个大学校。

现在我们知道，资格受挫引发的怨恨，其实源于学校(作为人们在家庭之外经历的第一个专门的社会制度)并不是这个社会的缩影。

就我们现在达到的论证阶段而言，我们的解释似乎是在预言，受过学校教育的知识分子会以不同的比例反对他们社会的制度，而不考虑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

(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享有与知识分子类似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其他群体相比，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比例不同。与其他社会的知识分子反对自己社会的程度相比，这些知识分子是否也以不同的比例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显然，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国家社会态度的信息与本文的讨论相关，因为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那些知识分子会敌视那个制度吗？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限制我们的假设，使它只适用于某些社会，而不是每个社会。是不是每个社会的学校制度都必然会让没有得到相关社会最高回报的知识分子产生反社会的敌意？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资本主义社会是相当独特的，因为它似乎在向人们宣告，它是开放的，只奖励智力、个人创新和个人成就。在社会等级继承制度或封建社会中长大的人，并没有这样的期望，即报酬将(或应该)根据个人价值进行分配。

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什么样的期望，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根据人们通过市场满足他人需求的程度来奖励人们的；它的回报是基于个人经济贡献，而不是个人最佳净值。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奖励制度与按价值奖励制度颇为相似，由于价值和贡献往往混在一起，也就培养了学校产生的期望。

大社会的风气和学校的风气很相似，所以这种相似也导致仇恨。资本主义社会会奖励个人的成就或预言他们的做法，所以他们会让自以为很成功但没有得到预期回报的知识分子感到特别沮丧或怨恨。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所学校的学生越多样化，就越倾向于反资本主义的态度。如果几乎所有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人都上独立学校，知识分子就不会觉得自己比他们优越。

然而，即使很多顶尖水平的孩子去了独立学校，开放社会中的其他学校仍然会吸收很多将来会成为成功企业家的学生。所以，知识分子将来还是会怀恨在心地记住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他们在学习上比同龄人强，但却不如后者有钱有势。

社会的开放会导致另一个后果。学生，也就是未来的作家和其他人，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怎样生活。他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希望。然而，一个限制地位提升的社会摧毁了他们早期的希望。

在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社会，学生们并不觉得自己在早期会受到晋升和社会流动的限制，社会似乎在告诉他们，最有能力、最有价值的人会被提升到最高水平，因为他们的学校长期以来一直在教最有才华的学生这样一个信息，他们是最有价值的人，应该得到最大的回报。

然而，后来这些最有勇气、最有希望的同学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那就是他们亲眼所知、亲眼所见的那些并没有很高自我价值的同龄人，但他们的地位却被提升得比自己更高，他们也获得了自认为应得的最高奖励。他们对这样的社会怀有敌意，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一些进一步的假设

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完善和限制了我们的假设。不仅正规学校，而且特殊社会背景下的正规学校教育，使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敌意。毫无疑问，这一假设需要进一步的限定，但它仅够用于本文讨论的主题。

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个假设留给社会科学家去处理，也就是把它从那些在象牙塔里思考的人那里拿走，交给那些专心研究更具体的事实和信息的人。

然而，我们可以在这里指出一些领域，在此期间，我们的假设可以产生许多可以测试的结果和预测。

首先，可以预见，一个国家的学校体系越倾向于知识精英教育，其知识分子就越有可能成为左派(请考虑法国的情况)。

二是那些在学校“晚熟”的知识分子，不会觉得自己应该享受最高的回报；因此，晚熟知识分子成为反资本主义者的比例低于早熟知识分子。

第三，我们将把我们的假设应用于一些社会(而不是像印度这样的种姓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成功的学生完全有理由期待在大社会中取得类似的成功。

在西方社会，女性到现在都没有理由抱着这种期待，所以我们不要期待属于尖子生一部分、此后地位有所下降的女学生表现出和男性知识分子一样的反资本主义敌意。

这时，我们可以预测，一个社会越是被认为男女就业机会平等，其女性知识分子就越会表现出男性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不成比例的反资本主义态度。

有些读者可能会怀疑这篇文章对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不管人们对此有什么看法，我认为本文的讨论已经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讨论的社会学概述直观上令人信服；类似的事情一定是真的。

所以一些学校的尖子生会经历社会地位的下降，这肯定会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也会引发一些对大社会的抵触情绪。如果那种影响不是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比例反对大社会的制度，那是什么呢？

我们从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开始，这个现象需要解释。在我看来，我们找到了一个解释因素，这个因素(曾经陈述过)太明显了，所以我们必须相信它解释了一个真实的现象。

【作者简介】罗伯特·诺齐克(1938年11月16日-2002年1月23日)，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诺齐克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他的父亲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企业家。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成为当代英语国家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在政治哲学、决策理论和认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写于1974年的《无政府主义、国家与乌托邦》，在书中他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反驳了1971年出版的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