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见的窗户纸

了解从成见开始

　　国籍和文化环境，作为我们与生俱来的身份标签，即使对于那些忙碌于TOEFL，GRE，预备出国的学子们，也绝非能够不时浮升到意识，籍以引导行为的标准，自然也不会是心理或人际冲突的一种活跃诱因。国土以内，它们是我们生活的隐含设置，浓厚到无法解释，同时浅显得不可细究，“你还是不是中国人”的质问必然针对国人关于中外关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当波音飞机或者空中客车拔地而起，将成千上万的憧憬已然淹没签证艰辛的学生载越国境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都未曾意识到自那一刻始，他们用以承受和反观国家及文化烙印的心智将远远超过为晚餐选择方便面或者通心粉所需用的思考和衡量。不知不觉中，国籍和文化已渐变成意识里最前台的角色。在比较与反思的剧情里，这角色与幕后作为导演的留学生一样，频繁地经历自豪的跳越，取舍时的犹豫与失望的跌落。 正如许多留学生体会到的，成见是许多剧情的配角，它时时映照的，正是作为主角的国家与文化。

　　如果将成见解释为既成之见，它实际上并无褒贬之分。成见源于经验，盛于流转，由于归纳的方法而忽略发展，但并不必然错误或具贬义。韩国人嗜食狗肉是视宠物为亲友的欧美人的成见，而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确念何尝不是一种成见？成见几乎是跨文化交流的必然成分，它虽然可以引致错误判断，但更是理解的起点，因为虽然成见偶尔支持鲁莽的冲动，但更能促发交流。几百年前，东方世界黄金铺地的成见引领了欧洲人的殖民征程，而今关于中国民主制度的成见则几乎总使欧美看待海外国人的目光闪露着杞人忧天似的同情。

　　我与一位美国女生同时被一位教授接纳入他的比较法治研讨课。在最初的几节课上，这位美国女生很少与我交谈，但是后来她却异常热情地与我讨论许多问题，我不以为然，觉得这种变化源于接触的积累。直到后来课程结束后在教授家的晚宴上，她终于告诉我：“在第一节课上见到你时，我觉得你一定是那些来自中国的富家子弟中的一个，因为他们总是比其他中国学生更加活跃和从容，但是我并不愿意接近他们，可是后来你的课堂发言使我认识到自己错了，你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了解是他们不可能做到的。”回到住处，我对着镜子良久也没能找到丝毫面相特征可以模糊那个广为接受的划分中国学生的成见：默默无闻的书虫和外放而浅薄的中国富豪“游学生”，但是我仍然因此而自豪，因为我知道至少自己使一位美国同龄人意识到来自中国的书虫已经在活跃而从容地向世界解释中国。

　　这是欧美普通人关于中国学生的诸多先入之见中极少被触及的一个，而其它印象，比如团体封闭、注重工作而忽视生活享受以及公众参与意识淡薄等，则几乎是每个中国留学生迟早都会听闻的评论。在欧美国际化的大学里，在这种诸多讨论都以“In my country…”（在我们国家）启句的环境里，个人的任何言行都可能经由成见而被放大为国家形象或者民族特性。

　　对待成见：几个故事

　　对待成见的态度，取决于我们对于各种成见所标示的价值的判断：我们自然乐于强化具有积极内涵的认识，同时尽力修正包含负面结论的判断。在方式上，中国人的做法无非是漠视褒赏而重视贬抑。在我留学美国的日子里，同班150名来自近60个国家的学生中有6名中国学生，我们的一些集体行动虽内容各异，但都自觉地针对上文所述几种关于中国学生的既成之见（团体封闭、注重工作而忽视生活享受以及公众参与意识淡薄），而这些行动的目的之一便是昭示其他百多名国际学生,我们中国学生是开放而热心公益的团体，但我们以多劳少休为荣。

　　春节将至，和其他许多中国学生的团体一样，我们6人聚头商议一起过节的安排。虽然有一两位同学自始至终倾向于我们过自己的节日，但我们最终决定举办一次全学院范围的中国春节晚会。此后我们分头行动，自己出资购买了点心、水饺等食品，通过群体邮件向全院所有老师学生发出邀请，用春联、门神、灯笼和中国结精心装饰好学生活动中心，然后身着唐装或者旗袍，在“喜洋洋”的主题音乐里迎接擦踵而至的各国学生。虽然我们象征性地向每人收取了两美元的赞助，虽然当天并非周末且有其他活动同时进行，虽然我们预计这样只能招徕六七十名学生，但最后陆续而来的师生有近150人！这样的成功多少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而我们也如愿以偿地从学院师生多次致谢的掌声中听到了成见的变奏，有老师告诉我们“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活跃的中国学生”。

　　当SARS将全中国包围在白色恐怖中的时候，置身美国的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手足无措地观望，而在其他国际学生看来，我们似乎只在享受这种孤独的安全。终于有一天，当我们在学生活动中心排起募捐箱时，世界各地的学生在赞赏这个行动的同时也多少表露出了些许惊异，而这种情绪似乎也刺激了他们解囊的慷慨。我们在两个小时内就募集到了一千多美元，这些捐资后来用于购买和发送当时国内紧缺的口罩。我不知道那些口罩是否抑止了SARS的扩散，但是至少我被告知那次募捐是学院历第一次由中国学生发起的公益活动。

　　我相信他们的惊异可能来自于另一种成见，即校园里学习最勤奋的中国学生同时也是生活平淡的书蠹。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对中国学生集体形象的认可与尊重。中国学生们似乎无须刻意维护这种形象，因为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里，我们必须付出更多才可能做到更好。我的做法和我的观察都说明我们对这种认识持漠视的态度，而我们的校园生活却又在强化这种剪影似的形象。无论学院图书馆开放至午夜12点还是凌晨两点，我和另外一位中国学生总是最后离开那里，图书馆员不止一次地称我们是学院里最辛苦的学生。有一次，按规定图书馆开放到晚12点，我们直到12点过半才意犹未尽地离开，此前，值夜的馆员没有催我们离馆。当我在楼下看到她，向她 “Good Night”（晚安）道别时，她微笑着回答道“Good Morning” （早上好）。自此，每次逢她当班时，我们都以“Good Morning”道别图书馆。

　　窗户纸内外

　　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最后离开图书馆，既是出于本性，也是迫于课业压力，而在其他同样需要面对大量功课的外国学生看来，本性的成分就不自然地成为主题。许多这种“本性”的集合就会被归纳为国民性或者民族性格，这样，中国学生“集体宿舍”的窗棂上就贴附了许多成见的窗户纸，有乐意为我们接受的，而更多的窗户纸始终隔障了外界对我们的真确认识和完整评断。如果说这些晦暗而浅薄的纸片的形成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学生本身，那么改变成见则要求我们的主动。

　　留学生有责任亦有能力剥除许多为己无益的窗户纸。那次春节晚会后许多师生的赞扬也告诉我们，他们从未期望中国学生主动举办那样的活动，也根本想不到中国学生会如此活跃而成功地将自己的文化与他人分享。但事后回想，我们才发觉做到这些是何等容易，对外界既成之见的改变也是同样容易。其实，即使最顽固的成见也只是阻隔在认识与真实之间的一层脆弱的窗户纸，一只手指的力量足以在这些纸张上打开一孔新的窗户，而海外学子的集体努力必将为自己开创宽阔敞亮的窗户纸外的世界。